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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锐:三论南都——以大局的名义

更新时间:2004-07-01 04:28:21
作者: 吴思锐  

  虚报数字与掩盖子、打板子殊途而同归,无非都是为了冠冕堂皇的“大局”。要使官员们转过身来,始终直面民众,得从演练多年的基层选举中寻找灵感

  

  此处有粪扒不得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在迅速发展后进入转型期,出现了成堆的问题。痛感于社会政治道德的堕落,以林肯•斯蒂芬斯为首的一批优秀新闻人,以《麦克卢尔》等杂志为据点,自1903年1月起,向政界、商界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和弊端,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之为扒粪者的人士所发起的这场黑幕揭发运动,为美国最终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从反面帮助了美利坚民族重新发现它的良知,使得市、州和国家的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国家面貌焕然一新,迅速走上了世界强国之路。

  

  去年年初,在扒粪运动发端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可能美国人自己都未太在意,倒是在隔了一个太平洋的中国,不少人对这项“拯救美国”的运动羡慕不已、摩拳擦掌,既出版系列书籍、组织专题会议,又在各种场合呼吁,试图也在转型期中国掀起一场扒粪运动。惜乎应者寥寥,最后不了了之。

  

  此项结果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故并不如何令人惋惜。须知美国的扒粪运动虽然来势甚猛,但拥有宪法之权利法案所保障的人身权利和言论自由不受侵犯这两大根基,而且人家的宪法是神圣不可违的。也就是说,有效的宪法保障说话的权利,且在说完后不受侵犯。相对应地,我们也有两大机制,新闻检查机制和事后处理机制,不好听的东西发不出来,万一发出来后人与单位都有麻烦,整个传媒行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暇自保,以此弱不禁风之身躯,又如何擎得起担当如此重任的粪耙?

  

  谁的大局?

  

  因揭露兰州证券黑幕和北京出租车业黑幕而被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的王克勤先生,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甘肃省的一位领导,说他吃了甘肃的饭,捣着甘肃的蛋,给甘肃的形象抹了黑,即使在全世界开二十个新闻发布会,也无法挽回已造成的损失,破坏了甘肃省招商引资、改革开放的大好局势,破坏了大好安定团结的局面。非典之时,在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为何在最初瞒报、谎报疫情时,地方官员的回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避免影响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嘉禾的官员则干脆理直气壮地把“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挂到了大街上。

  

  官员当然可以理直气壮。我如此勤政爱民,处处以大局为重,既已把大局说得明白,而你偏要与大局对抗,那只好采取措施,“扒王克勤的皮,抽王克勤的筋”(甘肃某干部语),“打死反革命分子”(嘉禾县政法委书记语)了。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集体,为了集体可以(必须)牺牲个体,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

  

  没错,幼儿园阿姨也是这么教的。我们早已习惯了一个对抽象的集体无比推崇、无限美化,而对具体的个体视而不见、甚至可以肆意凌辱的体制。王克勤违反了大局而能全身而退,那是他的造化,还没见他烧香还愿呢,你南都的小子又来违反大局,还能让你溜掉?

  

  从道理或者惯例来看,一切似乎都已无懈可击。遗憾的是,个别官员的经验还不够老到,城府还不够深,对大局的运用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一不小心就被人看穿了其中的玄机。原来领导们的发展格局,实际上等同于当地的大局;官员的仕途和个人利益,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当地最大的政治。

  

  这也刚好与遍地是粪扒不得互相印证。扒粪能改善什么,促进什么,推动什么,对官员个人的好处微乎其微,甚至干脆没有;但揭露点什么,却是要丢乌纱帽的,这才是真正的、根本的大局啊。于是,媒体比疫情更可怕,防火防盗防记者。堵得住最好,堵不住便定性为地方政府受了冲击,大局受到了影响。事后追究不但必要,简直是替天行道了。

  

  数字出官与掩盖子殊途同归

  

  若梳理一下长期以来的官员选拔与升迁机制,不难发现“嘉禾型大局观”的根源所在。

  

  在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官员主要靠上级任命,他们只需对上级负责,而非对辖区内的公民(在西方是选民)负责。官位的升降大体上取决于上头的印象,量造假之大胆,结上头之欢心即可,下面有多少人编歌谣,是不必理会的,即使不能顺利升官,还能异地为官么。反正你们也不能选个好莱坞的演员上台,把我的位置给顶了。

  

  这样即使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都在下降,但经济必然年年稳步增长百分之几,贫困人口必然年年减少百分之几,犯罪率必然年年降低百分之几。花花轿子众人抬,下面的数字显得欣欣向荣,领导面上也有光啊,落得个皆大欢喜。于是2.22亿的广交会数额能最后变成28亿,2千万的GNP能变成14亿(王克勤的调查数据)。到后来,即使担心日后被清算,造假也已经身不由己了。别人都造假,我不造,那岂不是显得政绩太差?这个哑巴亏是不吃的,数字英雄王怀忠不是一时风光无限么?

  

  在另一个侧面,无论发生任何变故,首先担心的当然是怕上面知道,影响仕途,第一反应是采取“掩盖子”的政策,绝不允许有任何异类的声音。能盖得滴水不漏最好,盖不住了就是阳光下的阴影,或改革所必然导致的阵痛,是次要矛盾。再说,领导不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善后处理做得很好,群众很满意么?如果盖得太慢或太轻,连盖子都被冲了,那不能怨我,该秋后算帐、打板子了。否则别人都来学样,那还不翻了天了?一个南都已经让人讨厌,再出来几个南都岂不是永无宁日?

  

  至此,虚报数字与掩盖子打板子殊途而同归,无非都是为了冠冕堂皇的“大局”。上面动怒永远比民怨沸腾要可怕,对着民众的永远是屁股。大局要紧嘛,岂能轻易掉过头来?

  

  直选是个好东西

  

  拒绝调头日子一久,多名官员的大局就自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为防止倾颓危险,必然互通声气、互相配合,有不识相者妄图扒粪、搅得满鼻臭气,当然得雷厉风行地予以迎头痛击;到关键时刻,甚至不惜对高层政令阳奉阴违。

  

  从近年要么很难查出、要么查出一片的情形来看,此种格局已在多地显现。虽然高层愿意改革,既有新政之名,也有具体措施之实,奈何地方官员各有“大局”,难以稳步推进,而只能四处救火,疲于奔命。总理替民工讨工资也好,总书记亲自下令对县级教育局长进行双规也好,确实能赢得普通老百姓几滴感激之泪,但这些事情,原本不需要他们亲自为之的。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推行的基层选举,一直被某些精英讥为做秀,而且是蹩脚的做秀,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要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得从中寻找灵感。即使花拳绣腿有名无实,全面直选遥遥无期,在演练数年后,也推动了地方直选的时机逐步成熟。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地市级应当是举行直选最适宜、也最易发挥实际效用的行政单位。如果把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地市级,在该地区之内,完全让民意来决定官员的去留与升降,迫使官员转过身来,始终直面民众,对选民负责,中国政坛将出现崭新的气象。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地市级官员与更高级别官员的衔接,以及直选范围视时机继续扩大等问题,当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精心设计。

  

  到那时, 没有谁肯花心思琢磨什么盖子、板子了吧。南都们或可长吁一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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