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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

更新时间:2010-03-25 09:46:28
作者: 王彬彬  

  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是有问题的。

  其二,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尚不足以对鲁迅所肯定的现代西方的价值形态给予充分的肯定,于是,他又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中寻找文化价值之类似。(第74页)

  这仍然是一番梦呓般的话。最显眼的是两个“肯定”的连用。这错误明显得不待“明眼”而后知,也就不说了。实际上,前半句是没有主语的。谁“不足以……肯定”?没有说。后半句有一个人称代词“他”。依据前后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他”就是“鲁迅”。但在语法的意义上,这个“他”是谁,却是不知晓的。还有,“在……分析中寻找”,也是不通的。正确的说法是:鲁迅又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寻找文化价值的类似。分析是寻找的手段,不是寻找的场所。

  ……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第82页)

  应该是先有了“现代知觉性”,才能有“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谬。难道人是生活于“生存方式”中吗?难道花是开放于“开放方式”中吗?难道飞机是飞行于“飞行方式”中吗?难道堕落者是堕落于他的“堕落方式”中吗?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第89页)

  汪晖难得使用文学性的语言。偶尔用一下,却总是出错。上面这番用了比喻的话,就错不只一处。先说“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这句。这里,密叶成了投射月光的“主体”,成了月光的光源。但树叶再密,也不至于变成月亮吧。这句话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月亮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月亮”这主体、这光源,是不能省略的。但既说“如莓苔上的月光”,又说“只看见点点碎影”,就莫明其妙了。“月光”与“碎影”,正是树下的两种地方。月光被密叶遮住的地方,就成了“碎影”。“点点碎影”,正是月亮没有照到的地方。当然,无论把“正史”比作密叶下的月光,还是将其比作月光下的“碎影”,都是不妥的。“正史”既然“涂饰太厚”,就既不像密叶下的月光,也不像月光下的“碎影”。汪晖虽然笔下如此写了,但心里是想说:正史涂饰太厚,“真相”如月夜密叶下的碎影。——笔下所写,与心中所想不能一致,就是所谓词不达意了。

  文理不通的例子,暂举到这里吧。《反抗绝望》中,文理不通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很难找到哪一页没有某种程度的语法或逻辑错误,而一页中有多处错误,也很常见。前面说过,汪晖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与刻意追求晦涩有关。但同时恐怕也与思维能力不无关系。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思维过程中有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逻辑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实际上,《反抗绝望》中,少有汪晖独创性的观点。汪晖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写成此书。一种是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应该承认,汪晖把这些常识性的、有的此前只以只言片语方式存在的观点,说得十分详细、周全,自然也有了一定的价值。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他人的理论,但却并不说明,而以“独创”的面目出现。我依据手头正好有的几本书,做了一点点查考,发现剽窃和抄袭的现象,在《反抗绝望》中是很明显的。我的十分有限查考,显示汪晖的剽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搅拌式”。“搅拌式”是近年学界对一种剽袭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创造。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二是“组装式”。“组装式”尚未见有人说过,暂且算是我的发明。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掩耳盗铃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剽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至于第四种方式,则是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这其实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或许还可强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坦率地说,我对前面三种方式的反感,远过于这第四种。所以这第四种,不妨称为“老老实实式”。——我在这里,毫无嘲讽之意。

  我查考的,只有五种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张汝伦《意义的探索——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下面,对《反抗绝望》以不同方式剽袭这五种书的情况,略做说明。

  

  一、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地方,较少。但也有。可举一段为例。这一段,是“搅拌式”与“掩耳盗铃式”相结合。

  汪晖《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汪晖和李泽厚都是在强调“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对以康梁为代表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将两段话对比,就会发现汪晖是以一种搅拌的方式,剽袭了李泽厚。汪晖把李泽厚的论述次序做了一点调整:李先说的,他后说;李后说的,他先说。汪晖又把部分用语做了变更:有的地方增加一点,有的地方删去一点。但相同的部分仍然是很多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算一下,这两段话相同的字有多少。应该指出的是,汪晖对李泽厚的两处改变,是很拙劣的。李泽厚“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被汪晖改成“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这一改,便文理不通了。“对比”已有了“分析”之意,再加上“精辟分析”,便成语病了。另一处,李泽厚的“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被汪晖改成“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这一改,便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新民”与“‘新民’学说”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梁启超以“新民”学说提倡“新民”,却不能说梁启超“提倡‘新民’学说”。二是“提倡学说”,也说不通。所谓“提倡”,是鼓动众人采取某种行动。“提倡学说”,属搭配不当。

  我之所以说汪晖这段话同时又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是因为他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不加冒号、不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式。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

  

  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汪晖在论述“五四”以前的启蒙思想时,大大借助了李泽厚《中国近代史论》中的有关研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搅拌式”剽袭,可举一个小小例子。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这样的剽袭方式,真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风格。“搅拌式”和“组装式”相结合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也能见到。下举一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 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还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限制,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将李泽厚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汪晖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汪晖那一大段话,是将李泽厚两段话组合而成。汪晖那段话中,“总之”以后的话被我加上了着重号。这加了着重号的话,“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连马克思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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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1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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