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萧功秦:文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及其他

——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墨子刻对话

更新时间:2010-03-24 17:17:59
作者: 萧功秦 (进入专栏)  

  则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这位极端“性自由主义者”的中国性学女教授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在国内发表此类观点似乎如入无人之境,在南京公众演讲时,有些中老年妇女不得不愤怒地起来表示抗议并退场。这些普通市民没有话语权,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示抗争。

  其实,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不久前我的一个亲戚把自己读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批评了一顿,让他在房间里反思自己的过错,不到半小时工夫,民警就上了门,原因是他的孩子已经打手机报了警,说自己人身安全受到侵犯。弄得我这位亲戚莫名其妙。这是我身边直接发生的事,这样的例子我们都可以举出许多。

  为什么当下中国青年人容易接受美国式“去文明化”的世俗自由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流,而革命文化又把文明教养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来加以批判与拒绝,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士大夫与中产阶级的精致性。“文化大革命”式的“痞子文化”对精致性、教养性或文明性的否定,长期影响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生活,达数十年之久。其次,到了新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又进一步渗透进了中国知识界的精神里,尤其对“80后”青年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由于中国旧的文明价值被人为地铲除,中国人的自由启蒙价值中,本来就缺乏抵制低俗化的精神资源,而新的主要从美国过来的外来思想中,又缺少了对文明德性的关切。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把文明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种限定条件与平衡因素来认识。

  墨子刻的提醒非常及时,应该回归到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德性与文明上去。当然,中国知识界没有必要把西方的贵族文化作为自己的文明资源,但却可以从自己的传统儒家精致文化中获得支撑自己自由主义的资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整个民族在过度世俗化过程中走向动物化与低俗化。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不但不应该是自由主义的羁绊,反而恰恰可以转化为平衡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由价值的文明要件。当然,正如墨子刻所说的,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儒家本身也需要发展与变化,新儒家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墨子刻还说,马克思本身是有人文性的,这一点也使我想到一系列问题,例如,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到了俄国与中国,尤其到了东方更落后的国家,如柬埔寨,就会变成如此具有反智主义的革命运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痞子化”,肯定不是马克思期望的革命,但却在中国变成了“好得很”的“痞子”革命正当性,以至于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痞子化”也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效应。

  这使我想到,古典自由主义被世俗自由主义运动“去德性化”,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到了柬埔寨革命以后的“去德性化”,是不是具有相似性?如果说,在世俗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平等、科学被认为是普遍性的东西,而具有浓厚布尔乔亚风格与趣味的civilization却并不具备普遍性,文化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由此而被“认识论大革命”以来的自由主义者排斥在普遍真理之外,那么,马克思主义到了东方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它的普遍性被重新作了概括,大约是阶级斗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革命造反之类,这些普遍命题中肯定并不包括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文明性格。这在列宁那里已经有了问题,但列宁虽然在政治上有“超阶段论”的浪漫主义倾向,但本人至少还有着一些布尔乔亚的品味,众所周知,他对“热情奏鸣曲”的热爱何等的强烈。不过到了东方,尤其是柬埔寨革命,“去德性化”已经成为最大的异化之源。不过,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展开。

  

  儒家文化比伊斯兰文化更具有自我反思能力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如何看待儒家传统。墨子刻用了一个很重的字眼来批评鲁迅,他说,鲁迅“糊涂”了,“他怎么能这样看待传统,把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看得一团漆黑?”《狂人日记》中,狂人看到的历史,只剩下“吃人”两个字,这种对历史的理解怎么不糊涂?墨子刻认为,这种“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其实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克拉玛佐夫兄弟》一书中,就表现出激进的文化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天主教教宗可以说批判得淋漓尽致,但是,怎么能抹杀基督教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贡献与价值?宗教有许多黑暗面,这没关系,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事物总有其负面性一样,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此深刻长远地影响了西方人的精神生活,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甚至可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整个西方近代文明。墨子刻认为,在这一点上,鲁迅犯了同样的错误,儒家中有乡愿,也有腐儒,但谁能否认儒家文化在塑造中国人的美德与文明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怎么能用一个“礼教吃人”把整个二千年的文明结晶给全部否定掉?墨子刻强调说,他所批评的并不是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是质疑中国那么多知识分子居然会如此崇拜鲁迅激进的全盘的反传统的价值判断。

  我说,最近我在看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这部著作10多年以前我就读过,但并没有很深入地读进去,现在读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如果要问我的体会,我想到戴震对儒家的“情”与“礼”的关系的重新阐发,颇与墨子刻所谈到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文明教化的关系相似。戴震在这部著作中写道:“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己。”这一点,也许对批判世俗自由主义有所启示。事实上,人本性倾向于自由放任,这可以理解为“天下之情”,而德性与文明教养,则相当于“治天下之情”的“礼”,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天地之“中”(即不偏不倚,适中)。在戴震看来,礼并不是用来无条件地“尊君重上”的,而是作为一种约束、节制、平衡情欲的文化功能而存在的,只要我们承认人作为本能的情欲与意欲,会有纵放的一面,那么,礼作为文明的规则,就有存在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礼,就不会走到偏执的极端。由此可见,我们可以从戴震思想中看到,儒家文化在近代以前,其内部其实还就有着一种自我反省能力的。虽然士大夫知识精英中孕育着的文化自我反省能力仍然受到专制体制的压抑,但这种能力毕竟是存在的,“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完全无视这一点,戴震就是中国士绅阶级对自身文化具有反思批判能力的代表人物。

  墨子刻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有一些保留。他认为,其实,早在戴震以前,就有着儒家内部的自我更新的努力,何况荀子说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例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很早就对宋学走向僵硬化、教条化进行了批判的反思。墨子刻在谈话中多次提到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他说,儒家文化相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化而言,是一种更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文化。这一点与基督教文化一样,你们中国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五四”知识分子却忽视了这一重要区别。

  看来,中国人要清理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除了对孔子、孟子、荀子要作深入发掘之外,很有必要从宋以后的儒家中找到自我反省的源头。在我看来,宋以前的儒家自我反省的意识并不强,尤其是西汉与东汉,而宋以后则大为增强,也许这与宋以后儒家、尤其是道学与专制的更为密切的关系,使儒家出现的异化的趋势有关。

  我对墨子刻说,可惜的是,中国现实生活中儒家的资源已经丧失殆尽。自共和国建国以来,由于好几代的中国人从小已经不再接触儒家经典,人们并不了解孔子的思想,虽然近年来,官方、民间,知识分子与百姓大众都不约而同地有一种回归自身传统的价值走向。在21世纪初,人们不约而同地拒绝“五四”激进全盘反传统的价值与态度,就表明这种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心情已经出现了。然而,在理性层次上,谁也说不清传统文化是什么,儒家有什么精华的东西值得我们一代一代保持下来,情感上倾向于回归,理性上谁都说不清要回归什么,这是当下中国精神世界的困惑所在。

  墨子刻并不完全认同我的看法,他说,儒家的文化早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由于“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式的文化大扫荡而清除殆尽。他认为,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家庭的人生价值,家庭对个人的保护,个人在家庭中获得的生存意义体验等等,是中国文化中十分美好的东西。墨子刻的夫人就是华人,他说他就是台湾人的女婿,他很为台湾人的家庭文化着迷。

  我想到了不久前在电视里看到的一个情景,四川一个农村女孩离家出走被拐到内蒙农村达17年,当女孩的兄长与姐姐终于赶到内蒙见到了已经不会说话的妹妹,并看到妹妹住的非人居住的窑洞环境,其中一个哥哥当场昏死了过去。看到这个场景,我自己眼泪也快出来了,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多好的哥哥,然而,这不正是中国人家庭观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吗?在城市里,家庭观念已经淡化了,但在中国农村,仍然保持着最深厚的家庭文化观念。

  墨子刻特别强调的还是中国人的“克己复礼”观的正面价值。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忍辱负重,为了实现自己认定的目标而表现出来的牺牲自己的精神,普通中国人身上对家庭的责任感,为家庭幸福而吃苦耐劳,自强不息,都与这种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有关。某种意义上,它可以比美于西方新教伦理中的禁欲精神。他说,台湾的王永庆身上就有着这种为家庭而牺牲自己的自强不息的禁欲精神。20世纪中国有着有如此强的动力,与世界上一些麻木的民族不同,其实这就是中国进步的根本源泉。

  此外,中国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中国知识分子“从道不从君”的政治观,中国人的“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学,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与道德遗产。墨子刻认为,在这方面,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与余英时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等书,很值得中国知识分子读一读。

  

  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只是批判,还应该包括建设与对话

  

  我们又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这是思想史研究中绕不过的老问题,每次与墨子刻谈论,我们都会回到这个老问题上来。我问墨子刻,在不同的文明中,都有类似于西方语境中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人士,此类人有什么共性?如何找到一个更广泛的定义来概括他们?

  墨子刻用了一个很精彩的简洁的定义,那就是:受过教育,从而能运用知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能力传播自己意见,从而在社会上具有威望,这种威望使之具有话语权与影响力的人们。墨子刻的这一见解,把伊斯兰文化中的阿訇、中国儒家文明中的士大夫、中世纪的城邦中的教士、俄国的知识人(intelligentsia)、现代的知识分子都涵盖进来了。在墨子刻看来,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不同,他们掌握的不是政权,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话语权,以及由于话语权而具有的社会影响力。

  墨子刻认为知识分子的产生,与人类精神中出现了“应然世界”有关。他说,人类在蒙昧与野蛮时代并没有“应然”的概念,这一点正如动物界一样,那时,人类不能把“应然”的世界与“实然”的世界很清楚地分开。没有应然世界,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人类并没有以理想作为参照点来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的可能,当然也就没有改变现实的动力。根据雅斯贝斯与艾森斯塔特的轴心时代的理论,大约在2500年以前,不同文明的各民族都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把“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分开来的思想突变,由于有了“应然世界”,人们就可以进而以此为参照物来评价现实世界,于是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现在的世界太坏了(此前不会有坏的感觉),于是人类开始按“应然世界”的标准去争取,去行动,历史从此开始有了一个变化的动力,历史也从此开始按人们的理想建构的方向发生变迁。

  那么,知识分子又与这种“应然世界”有什么关系?墨子刻说,在中国,“应然世界”产生于商周之交,到了周代,“天是有德的”这种观念开始产生,在周人看来,因为周天子有德,所以天把统治众人的权力交给周,周天子对臣民的统治权是天的授予。根据天命的学说,如果天子一旦失去德,也就失去了统治众人的合法性,这种天道观与天命论,是中国文明的伟大突破。到了孔子时,中国又有了第二次思想突破,那就是如果统治者没有了德,那么士就应该以德为己任,“天生德于予”,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就把维持德与天道的社会责任内化到自己的身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是一个道德主义相当强的民族。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宣言书。

  然而,墨子刻也认为中国文化中弥漫着强烈的泛道德主义的气氛。以道德为己任也有消极面,那就是忽视了古人所说的“事功”精神,凡是主张功效实务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2536.html
文章来源:《领导者》总第2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