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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大众狂欢的网络与电视文化

更新时间:2010-03-14 16:46:37
作者: 王岳川 (进入专栏)  

  充满了误读式的理解和缺乏依据的充满主观臆断的过度“猜测”。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她认为文明起源地从中东不断向东方迁徙,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这位考古的外行用《圣经·旧约》的材料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中国文明是中东文明或中亚文明,最终都经过了基督教的熏陶。这种“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过是再次重复上个世纪的西人斯坦因的殖民理论罢了。不难看到,网络文化牵涉到一些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争端,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泛化的批评和网络的随意浏览,很多重要的问题将从理论批评家的视野中消失。事实上,网络上的真正的文化批评的声音少之又少,这是文化批评家的集体失职。在我看来,网络批评一方面需要在一个全球化批评当中发出东方的声音,另一方面网络需要解决好英语写作与汉语写作的关系,这其中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尤其是东亚文化的竞争问题。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间的精神差异性正在全球化中变成平面性,中国文化精神是否不成为边缘的声音,基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所分享的话语权,而且依据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和对处于弱势的东方文化的主动输出。在我看来,在全球化传媒时代的汉语文化危机有三个方面:一是汉语占的比例比较少,二是所占的精英部分少,三是对世界前沿问题、文化发展问题、东亚局势问题的关注少。汉语网络丧失了一大片的话语地区,而只是满足于某些人的个体泄愤和匿名攻讦,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当媒体变成低俗之物的平台时,上网的人就会变少,因此,如何“清洁汉语的问题”并非不重要。当今文化领域已经大大拓展边界,媒体文化已经超越了纸介媒体而成为中心,如何使网络更加具有生态文化意识和更加法制化,成为当前网络文化发展的瓶颈。

  

  二 当代网络法制化的可能性

  网络法是一个新世纪难题。一是事前的规范,即言说的规范;一是事后的追究,即法律的追诉。

  网络文化的建立有待于网络法的实施。为什么要制定网络法?有人说网络是一种平民化的自由圆桌会议,是匿名者国骂的大餐,是人们自由发言相互取悦的一个看不见的欲望旋涡。我们应注意,就网络文学而言还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网络是个体匿名和集体匿名的集合体——作者是匿名的,阅读者是匿名的,批评者攻击谩骂者也是匿名的,这就使得网络上的语言水平显得参差不齐,脏话、粗话、糙话触目皆是。海外一些留学生上网看到这些情况大失所望,认为汉语应该是典雅的语言,而某些网上文字之粗俗令人难以卒读。其次,网络文学写作盛行的同时也带来抄袭事件层出不穷。网络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互文本,这种互文本性为投机取巧的拼贴操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有些高校的学生的毕业论文利用网络进行抄袭,从网上下载资料随意拼贴。抄袭者往往有一个潜在的想法:文章的作者都是匿名的,任何人都可以拿过来用,似乎不存在侵权的问题。这些弊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知识分子的首要功能就是对问题的先行看到,先行透视,他们不是现行制度的怂恿者,而是社会存在问题的报警器。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升与降低的双重效应的网络中,应留心写作与非写作界限的消失。写作成为随意写作或者称之为泛写作,阅读也成了一种随意的浏览。可以说,现在的阅读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窗净几,一杯清茶,可以坐下来慢慢欣赏,而是一种匆忙的、攫取式的、猎奇性的阅读。在网上,有些人回帖时所用语言之尖刻,那种匿名状态下的狂欢与快感,真有点象杰姆逊所说的“吸大麻”的感觉。

  针对这种状况,在网络文学的发展需要网络的法制化,这一法制化的过程相当漫长,亟需注意关注几个问题:

  关于网上黄毒、语言的肮脏等问题。有必要清洁网络语言、清洁思维,进一步提高网络汉语水平。人类永远要清洁自己的语言,平衡自己的精神生态,否则人文知识分子的功能就丧失了。网络并不是各种负面情绪的发泄地,而更主要的是文化交流的平台。网络是一个巨无霸式的超级市场,为人们提供了畅谈畅想的场所。但是随着黑客的增多,也有必要实施网络法。网络法并不是官方制定的法,它应当是民法的一部分。比如对那些涉嫌揭露他人隐私,造谣生事,甚至是诬蔑他人的人,可以查到他的网址,并进行民法的追究。

  网络法的制约性问题。现在有人整天泡在网络上专门攻击他人,甚至受他人委托在网上造谣,中伤他人。目前解决办法很被动,即发现恶意攻击者之后,版主删除这些恶意攻击者,或者不让他登录。网络法的实施将追究触法者,使这种行为得到有效制止。

  对网络法制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规范与法则建议。首先,不能随意转载未经作家授权的文章。很多作家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同意就被转载。其次,言说的过于泛化和非汉语化,把汉语糟蹋得不成样子。第三是强调对话的善意理解性。法制会使人的行为变得更为理性化,同样法制也要使外在的法律条文变成内在的精神自觉,使之成为精神性的一部分。

  网络文化的法制标准问题。网络的法制标准类同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契约论。契约论要求最大限度地获取现实利益,但同时又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要求制定一种合理的游戏规则,大家怀着善良的愿望和出发点,最后达成善良的共识。可惜,当今更多的是纯粹处于匿名状态下的宣泄,不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是有意攻击诋毁他人。如今,网络文化已经合法了,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法制化,如何使之实施条理化和法则内在化,使网络更为清洁。

  网络法的执行问题。网络法建立之后,执行者应有多种,一是版主,二是网络公共批评。网络法不是政治法,不能成为压制不同声音的法。它只是一种最基本最低层面的——相互尊重,不诬蔑攻击,大家都保持在理性状态下对话。只要在网络上一旦形成了文字,作者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健全网络文学批评,对批评界而言殊为重要。

  

  三 当代电视文化的前沿问题

  同网络文化一样,当代中国电视文化出现了诸多文化精神症候,值得学界分析厘定。

  其一,当代电视文化中最大的神话是关于“身体”的神话。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写作,已经从“生命写作”成功地滑行到“身体写作”了。无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也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但这种支配不应该降低到动物的层面。今天不少人仅仅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手足、脸蛋甚至是人造美女的所谓的形式美,从而能够“生活在别处”。这里我要举一个关于诗人“生命写作”的例子来反观“身体写作”的文化盲点。这位诗人已经去世,苗强——一位大学语文老师,因脑溢血而濒临死亡,经全力抢救活过来了,然而他的大脑完全被洗空——不认识字也不认识人,变成了一个“成年婴儿”。就是这么一个人,坚毅地像婴儿那样呀呀学语,经过三五年他学会了两千多汉字,并每天坚持写诗而写成一本《苗强诗集》。他写出的是直指内心显露灵魂的文字。经过这一次震荡,他头脑中所有的那些社会历史强加给他的垃圾性的残片被去掉了,那些现象学所要悬搁的东西都已被悬搁,或者是按照禅学所说的他去除了心上的阴霾。其诗歌当中逻辑语言明晰,意象的叠加和语言图景寓意深刻。这是向精神极限冲刺的生命写作的典型。今天也有很多人用身体来写作。身体包括三个部分,精神、意志和肉体。西方本体论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认为无穷的星空是本体存在;中世纪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神,神和人形象已然相近;文艺复兴之后发现了真正的人,“我思故我在”,本体存在的关键是思维性存在;19世纪,叔本华发现了意志,也即胸腔中磅礴的情意才是人的本质;20世纪弗洛伊德认为下半身、里比多和无意识存在才是人的本体。人经过了从星空、上帝、思维、意志,最后到欲望的转化过程,似乎是本体论在“下行”。但我以为这种“世俗化下行”意味着人类的“大精神复归”即将到来!何况,“身体”起码包括意志、思维和欲望。而今天谈到身体写作、身体文化、身体艺术,就想到弗洛伊德“力比多”那一套,则充满误区。其实荣格早将弗氏的“个体无意识”发展成“集体无意识”理论,杰姆逊又将其发展成“政治无意识”理论。不应以偏概全将人看成力比多的动物,而应全面的探讨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把“身体”写作变成木子美当堂的辩护词。

  其二,当代电视过多地沉浸在帝王将相、清官侠客的秘戏中,有人认为这有宣传奴性文化倾向,不利于精神生态的平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分别对待。帝王将相作为中国传统中的朝代中的重要人物和现象,不宜一概而论为奴性文化,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以及三国文化对今天的重要意义,不能否定;《红楼梦》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为女性的命运而悲的深切大爱也不能否定。评价电视文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代表人类对自我的超越、精神的向往、境界的提升的程度,而不在于对奇谈怪论的猎奇和炒作。那种一味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对清官侠客的顶礼膜拜,是需要抵制的。任何重构都是在过去基础上的重构,也是在消解过去弊端之后的重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是西方现代性构造出来的,需要我们今天仔细的清理,清除它已经死亡的部分,整合它尚有用处的部分,提升它对人类仍然有滋养的部分,这样现代性重构才有多元文化真正加之。

  其三,中国电视话语,近年来有跟着西方和港台走的倾向,这使得主持人操港台语,说洋泾浜英语,穿着暴露,头发五彩的情况不少见。有识之士提出应重构中国电视话语,使中国文化能够成为中国电视的指纹。今天的中国电视节目越来越明显地模仿西方电视媒体节目形式,使电视人面临双重困境:即电视节目的东方特色匮乏和西方拿来抄袭后自我文化的消失,这其实是西方文化资本和权力运作对东方媒体的挤压问题。如何增加中国电视文化的份额,这是中国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从大语境来看,从五四以来中国就是“拿来主义”大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都在拿来,然而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再也不能够全盘拿来主义了。近十年来,我针对拿来主义和西方中心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③]就是不想再重复他人的声音。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我们如果意识到了东方文化的生态意义、差异性文化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同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英部分而整合成新世纪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获得纠正传媒殖民化倾向的力量。可以说,当代电视剧中的若干现象,如哈日哈韩现象,戏说古代现象,帝戏过多现象,以及现代音乐过于中心化而传统音乐边缘化现象等,都因缺乏批评界的正面声音而变得日益失衡。

  其四,电视的“红色经典”的时尚化成为当代文化的精神症候,其中大抵包含三层含义:在红色经典当中包含了一代人的生命、理想和记忆,欣赏红色经典变成那一代人寻找失去时光的集体行动;红色经典在消费时代具有调侃和消解意义,将红色的政治含义消除,将红色的艺术形式加以后现代化,于是形成一种文化形式与精神的错位,由此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红色文化也说明了一个时代已然逝去,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产品被整合在文化工业中,被新一代大众在传唱中获得点滴的价值认同。历史总是在当代史中变形和重释,怎样对待红色经典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的改编,是电视人的重要工作和问题意识的体现。

  其五,娱乐节目打着“满足受众需求”的旗号追求自身的合法化,这其中事实上存在一个“伪需求”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受众需求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灌注到受众身上,进而为他们培养一种收视惯性。其实,就是国外的电视,尽管白天看到很多娱乐节目,但是晚上尤其是到了非黄金时间,文化节目的分量和精度也让人刮目相看。西方的电视台从来没有将电视看成与大众共同的世俗化平台,而是一个分层的平台,所以晚上总是为了“思想的猫头鹰的起飞”而准备的。晚间文化节目在凤凰卫视也可以见到其深度和重量。目前中国电视大约只有十频道和新推出的音乐频道具有或接近这样的水准。电视“伪需求”是一个双面刃,隐含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受众的基本判断问题。我们有八亿农民,有一亿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如何面对农民的乡土中国欣赏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世界前沿的欣赏问题,兼顾中间地带若干大众世俗话要求,电视平台均须兼顾。简单的收视率不可以作为电视节目意义的终极解释,受众的需求实际上是他们制造出来并灌注受众身上的,收视惯性和从众心理问题,同样是需要深加追问的。

  其六,中国电视世俗化使得集体弱智、集体做秀、集体时尚化成为触目的问题。在当今这个后现代话语充斥的社会里,要避免电视媒体人文价值的缺失似乎是很难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确实面对着后现代话语。但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三,后现代确实带来了价值方面的平面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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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一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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