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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之远: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模式

更新时间:2010-03-11 19:53:58
作者: 许之远 (进入专栏)  

  这可能是对自己成长经验的一次逆反,幼时关于中国优越性的教育,是多么轻易地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声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地铁上连个让座的人都没有;我们说自己文明悠久,可是我们却都生活在一片精神真空里,都是依靠美国人提供的精神产品。

  但接下来,美国执着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反恐,中国的崛起日益显著。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成了九一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美中制造新冷战的范式失效了,而恐慌又让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它是个安全岛。到了二零零四年,关于中国的一个新描述日渐形成了,它是“北京共识”。“中国的崛起已经塑造国际秩序,它引进了发展和力量的新的物理学”。约舒亚·库柏·拉莫写道。《北京共识》是一篇八十七页的论文,也是一名追赶时髦的新闻记者的典范之作。

  从十六世纪的一名丹麦数学家的发现到与阿兰·格林斯潘的闲谈,从海森柏格的测不准理论到摩尔定律再到《求是》杂志,从华盛顿共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从巴西总统到中国主席,在眼花缭乱、缺乏逻辑的引用之后,作者试图要证明中国创造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套模式比一九九零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和参照。他将这种新模式归纳为三点:一、强调创新的价值;二、讲究持续性和平等;三、自主性。

  《北京共识》像极了中国社会给人的感受,庞杂、混乱、却透着十分的自信,有候又过分滑稽、荒诞。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会明白当官员们谈论民主、自由、实事求是、创新时,他们的意思和这些词汇的真实含义经常没什么关系。人们谈论口号、标语和官面文章,但实际想的、做的却是遵循另一套逻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外来者如此严肃地将《求是》上的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以此作为证据时,你多少感觉某种奇妙和不适,就像是唐人街炒出的鱼香肉丝突然被放在西餐盘上,然后宣称这是中国的主菜。

  但是它引来了热烈的回应,既来自国际又来自中国国内。就像很多畅销书一样,它的成功缘于它的题目而不是内容。人们已经厌倦和怀疑了“中国威胁论”,小布什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反感,“华盛顿共识”作为这种新秩序的象征而遭到唾弃。

  “共识”是个宏大、模糊、无所不包、解释一切的框架,“北京共识”恰逢其时,它既象征了人们刚开始热烈谈论的中国的崛起(它将是对美国力量的制衡),它又暗含了人们对中国潜在的希望(它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日本与德国的崛起的翻版)。中国的权力精英阶层也欢迎这种论述,它给予他们新的自信(中国取得的成就,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仅仅几年前,他们还经常被指责为贪腐、迟钝、专制,如今则被描绘成富有战略性的思考,创造了崭新的模式,他们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碍者,还变成了设计者。尽管他们经常谈论主义与理论,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日常实践所遵循的是实用主义,而这些东西是无法向外界讲述清楚的。而现在有人把这些模糊一团的废话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语言的陌生化也带来了新的审美效果。一个中国人必定会对“与时俱尽”、“科学发展观”厌倦不堪,但当它们突然被表达成“和时代共同变革”,“用科学的态度促进发展”时,陈词滥调变得富有新意,甚至让人以为变化真的发生。

  “华盛顿共识”或许遭人诟病,它至少仍有明确的理念与政策——一切都围绕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展开。但“北京共识”意味着什么?人们喜欢胜利感,甚至没兴趣去追问,漂亮的概念下是否是空无一物?

  一个更严格定义的“中国模式”也出现了。它来自于一群北京的青年学者,他们之中最知名的一位——俞可平——对它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一,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二,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不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三,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四,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俞可平的这套定义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彼此矛盾的概念。在表达上,它是奥威尔式的“新语言”,而在内涵上则是陈云鸟笼理论的另一个升级。党与国家是鸟笼,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价值,则是笼中之鸟。但俞可平却给你这样一种印象:这些矛盾不再是中国最大的忧虑,而是力量的源泉。

  多少人还记得陈云的鸟笼比喻?“中国模式”迅速而有力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它缓解了人们日益强烈的“自我解释的焦虑症”。温州人的海外拓展,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莞的制造业,联想收购IBM,百度战胜了Google,国有企业在非洲与拉美购买矿山、油田,中国垄断的通信业与银行业的崛起,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所有这些相干与不相干的事件,突然都拥有了统一的解答——它们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变成了“东北的乱炖”,“成都的火锅”,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扔,它热气腾腾,让人分不清虚实。它也变成了另一个庞氏效应:越多的人相信它,它就越显得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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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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