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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尚春:“蚁族”问题岂可视为碎片

更新时间:2010-03-10 14:00:15
作者: 吕尚春  

  

  “目前,对“蚁族”这一社会现象,媒体缺乏基本的社会学分析。如果在城市化变革中,‘蚁族’现象只是短时间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比之有政协委员面对弹着吉它的年轻人以泪洗面,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导葛剑雄异常冷静。

  葛剑雄先生甚至提到了蚁族的生存策略:“所谓的“蚁族”中间,有些人有能力租房,只是为了省钱,有些人是为了买房,有些人的确是钱很少,这些都要区分对待。”进而,他认为: “现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基本信息都来自一些报道,并没有建立在量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媒体包括更多社会声音关于蚁族的讨论,不过是零星的碎片。

  事实上,对于蚁族概念的提出,以及这一群体生存状况,在2009年10月中国对外经贸大学负责调研完成《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报告,已经因详实深入的调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该报告调研时间为两年,以唐家岭为调查样本,并同时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五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其中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毕业5年以上的,只占6.8%。数量上,在北京“蚁族”数量在十余万人左右,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在这个数量级左右。

  权且不谈这个调查报告,对于“蚁族”现象的社会学观察到位与否、充分与否,简单把蚁族现象归结网络声音,显然失之偏颇。租房者是有钱、没有钱,想省钱、还是想买房,这是一个生活这个城市的纳税人的个人自由。由于其中有个别人生发出不切实际的“三年买一套商品房”的想法,而认为这些不自量力的人应该回到乡下去,则有伤及无辜之嫌了!居住在唐家岭的大多年轻人,虽然条件简单,却不乏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每天工作在城市里的青年人群,更多意义上是被视为“人力资源”中“劳动力输入”构成,那么作为“劳动力输入”的他们在这个城市得到的最大保障,就是与雇主之间签订的劳动契约,此外属于这个城市的公共资源分配,他们只能在城乡结合部翘首观望。

  既然有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存在,而且不是两三年的短暂现象,那就表明城市经济生活对这个群体有实际需求。为什么不能正视“蚁族”参与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要求呢?近期北京等地提出集体土地上,可以兴建“公租房”,并允许租赁于外来务工者。但是以目前试点的反馈,却是集体组织对于“公租房”没有兴趣,而是对于土地的工业化、商业化利用更为青睐,因其租金水准大大高于盖成“公租房”之后收取的租金。由此可以看出,厦门“金包银工程”在诸如北京、上海等一类大城市,根本还是一个“雾里看花”的管理水平。对于不同阶层人群的服务意识,以及对于公共资源分配的合理调用,仍然停滞于“大批乡下人已然进城”之前的水平。

  我们看这样一个案例,始发于厦门的“金包银工程”,其中“金”是指政府通过统一政策、统一规划,在城中村地带的村庄外围,建设“底层店面上部公寓”的商业用房(简称“金边”),提供给村民作为经营性收入的来源;“银”是指“金边”内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进行就地改造的村庄(简称“银里”)。商业出租可以让村民获得较高的租金收益,而改造后的“银里”,对于外来务工者租住,则有一个价位适中的租金,由于环境规整,不会产生如唐家岭式的压抑状态。这对于城乡结合的村民,以及对“银里”有租赁需求的人,何尝不是一个理性的解决之道呢?

  重庆建4000套“公租房”,赢来一片赞誉,京、沪等省市发出同样的声音,但效果如何,我们只能到时再看,因为从2006年开始,住房建设部三令五申的廉租房指标,完成者屈指可数!唯愿“公租房”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更是一个可以实实在在落到实处的益民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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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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