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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东欧、中东欧和东南欧的社会主义觅踪

更新时间:2010-03-10 09:44:43
作者: 孔寒冰 (进入专栏)  

  

  在这三个巴尔干国家中,斯洛文尼亚是由前南斯拉夫衍生出来的,而塞尔维亚是前南斯拉夫的继承者。斯洛文尼亚已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在原苏东国家中最发达,人均GDP已达2.7万多美元。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人均GDP都接近7000美元。不同的是,保加利亚已加入了欧盟和北约,而塞尔维亚正朝这个方向努力。正因如此,它们有形或无形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留存度有很大区别,看法也不一样。

  传统社会主义在塞尔维亚的留存度最高。在物质层面上,现在的塞尔维亚不仅在领土面积上无法与前南斯拉夫相提并论,而且经济发展也远远落后于前南斯拉夫。在剧变以后的20年中,南斯拉夫不断地分裂,现在作为其继承者的塞尔维亚的领土不及原南斯拉夫的1/3,人口只是原南斯拉夫的40%,经济发展更是一落千丈。我乘飞机到塞尔维亚机场时,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位教授开车接我。他开的车是25年前买的,可现在还开着。在后来的交谈中,他还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的生活水平比意大利高,当时每月可挣1500美元,可以到任何国家旅行,学生出国也很容易。南斯拉夫解体时,通货膨胀很厉害,他每月工资只相当于现在的2欧元。现在,他每月工资虽然也在1000美元左右,可物价不知翻了多少倍。在贝尔格莱德,一张公交车票合5元人民币,在咖啡馆喝一杯可乐要14—15元人民币。近20年来,塞尔维亚的基础设施也少有改观。贝尔格莱德城中心1999年被北约空袭毁坏的建筑依旧矗立在那里,没有拆除也没有修复,地下通道很发达但地铁就是修不起来,造成所有这一切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没钱。

  塞尔维亚人特别怀念铁托和铁托时代,认为那是一段黄金般的岁月。与俄、乌、白到处都可以找到列宁像不同,在塞尔维亚铁托的像并不多,但铁托似乎仍然活在许多塞尔维亚人的心中。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书店特别多,几乎在每一家书店都可以找到有关铁托的书。尤其是铁托的传记,几乎每年都有出版,而且篇幅都很长。还有一个现象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名气在外的米洛万·吉拉斯在塞尔维亚并没有什么市场。吉拉斯是前南斯拉夫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反特权阶层的《新阶级》一书在许多国家流行甚广。东欧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剧变以后境遇都大为改观,瓦文萨甚至还当上了波兰的总统。吉拉斯在塞尔维亚却是例外,在我接触到的塞尔维亚学者中几乎对他没有肯定的,吉拉斯在塞尔维亚的影响也不大。由于领土不断缩水和复杂的民族矛盾,现在塞尔维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在斯洛文尼亚的留存度最低。斯洛文尼亚虽然也和塞尔维亚一样属于南斯拉夫国家,但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却紧密地与天主教,与意大利、奥地利联系在一起。如今,在所有东欧国家中,斯洛文尼亚回归欧洲最快,经济最发达。因此,它对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认同感最强,而传统社会主义的留存度也最低。从物质层面上,几乎看不到往日的社会主义痕迹,现代化程度和开放程度都很高。但同时,斯洛文尼亚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否定不像波兰那样含蓄,甚至比波罗地海三国还张扬,这一点在斯洛文尼亚国家现代史博物馆中表现得很清楚。它重点展出的有1945—1960年间斯洛文尼亚社会发展的图片、实物和文献。透过这些东西,我清楚感觉到了它们背后否定以南斯拉夫为载体的社会主义和张扬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的潜台词。展览中有许多数据都是要说明“党控制社会”这个主题,而非展示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不仅如此,展览中还有一些直接攻击前南斯拉夫和南共联盟的内容。总之,从这个博物馆的展览物上,看不到任何对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的认同。

  介于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之间的是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感觉不到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弥漫的那种浓厚的反苏厌俄气氛,更看不到斯洛文尼亚那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公开否定,相反处处可以发现它与苏联、与俄罗斯之间的亲近。比如,保加利亚许多主要城市都有1877—1878年打败土耳其的俄土战争、纪念保加利亚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而获得独立的碑或雕像。在保加利亚人看来,是俄国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因而对俄国充满了感恩之情,而不像其他东欧国家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耿耿于怀。为了纪念在那次俄土战争中死去的20万俄国士兵,保加利亚从1882年开始在索非亚修建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大教堂。1913年又在索非亚专门修建了圣尼古拉俄罗斯小教堂。如今,它们都是索非亚最著名的景点。再比如,在普罗夫迪夫最高的阿廖沙山顶上有一尊巨大的苏联红军战士塑像,碑座上的浮雕更是生动地体现了保加利亚百姓见到苏联红军战士时喜极而泣的情景,台座上刻有“光荣属于不可战胜的苏军解放者”。离此不远有一座1877—1878年俄土战争纪念碑,上面不仅刻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名字,而且还刻有指挥普罗夫迪夫战役的俄国古尔柯将军的名字。像这样一座苏联士兵的塑像在东欧国家是不多见的,而再加一个纪念沙皇俄国的碑就更少。一大一小两座碑遥相呼应,映射出保加利亚人的一种情感。

  

  五、几点思考

  

  观感毕竟不是学术研究,片面和肤浅是难免的。但是,观感又很直接生动,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阅读深沉的历史。在感受到的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国际政治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政治转型的成熟度问题。总的来说,这些国家都实现了政治转型,即由过去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如今,由原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新建的或重建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及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基本都在这个框架里开展竞选活动,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发展中起着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各种类型政党的分化组合依旧频仍,即使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这些回归欧洲比较快的国家迄今为止也没有定型的政党政治,虽然摆脱了过去那种情绪主导政治的局面,但到底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现在仍然看不出来。不仅如此,有的国家,政治体制甚至还有回归集权的趋向,普京及其领导的政党在俄罗斯独大的政治地位就是明显的例子。原苏联东欧地区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也表现在多党制并没有完全改变特权阶层和权力腐败问题上面。在与这些国家学者的交谈中,我还注意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过去的腐败和特权问题出自于一个党内,而现在这些则分别出现于不同的政党(左中右政党都有)当中。原苏联东欧地区国家政党政治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够上,许多国家是一朝天子一朝政。各个政党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后,更多地关心本党或本集团的利益,而非从全社会着眼,比较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整体的和持续的发展。

  第二,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在俄、乌、白和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外的其他巴尔干国家,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为多党的议会民主制所取代,用所谓的西方民主标准来看,这些国家能选举的都选举了,该民主的也都民主了,可民生却没有与此相适应地得到改观。说这些国家近20年经济一点没有发展、社会没发生任何变化,是不客观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肯定与政治转轨严重不相适应,甚至是落后于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吃社会主义时期的老本。政治变革也好,经济变革也好,外交转向也好,归根到底都应服务于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只使少数人暴富起来。经济发展滞后,广大民众感受不到社会变革带来的实惠,对社会发展也会失去信心。许多国家的街头有“三多”,即银行网点多、ATM机多和外币兑换处多,几乎三五步就是一个。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发达,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银行80%以上是外国的。在这“三多”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为了防止本国货币贬值,民众将手头的钱都换成欧元或美元存进银行,眼睛盯着汇率,用多少取多少,用多少换多少。另外,在这些国家的街头上,青年男女对香烟和酒情有独钟,一手夹着烟一手提着酒瓶的“标准”形象到处都是,要上一杯廉价咖啡坐着聊上半天的情况也随处可见。有人说这是这些国家的一种悠闲文化,但恐怕也是年轻人对国家失望和无法改变现实的一种无奈。他们曾经拼死拼活争取过的各种形式的民主都得到了,但这些民主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民生改变。他们的政治热情不再也无处发泄,经济现状又无法改变,而民众自己又无能为力。民主到底是什么,后民主化时代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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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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