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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当代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

更新时间:2010-03-09 09:27:19
作者: 江怡 (进入专栏)  

  

  自从摩尔和罗素20世纪初在英国剑桥掀起了反对唯心主义的革命之后,整个20世纪的英美哲学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分析的时代”;而随着弗雷格思想被重新挖掘和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广泛传播,分析哲学逐渐成为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要内容。经过“语言的转向”的洗礼和与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想之间的交流,分析哲学发展到20世纪末,已然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并非常强大的传统:它的重要性突出地表现在,分析哲学始终被看作是与欧洲大陆哲学相对抗的哲学思潮;而它的强大则表现在,出现在20世纪英美哲学中的任何一种不属于分析哲学的理论观点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分析哲学的影响。这些都无可争议地使20世纪的英美哲学打上了“分析哲学”的时代烙印。

  

  一,分析哲学与现代逻辑的产生

  

  历史地说,分析哲学的出现是现代逻辑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现代逻辑为分析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现代逻辑,就没有20世纪的分析哲学。

  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代表的传统逻辑确立了从形式上探讨推理的性质和过程的首要性,但是这种探讨由于与自然语言的密切关系而在形式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传统逻辑无法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逻辑如何能够在形式上证明推理的必然性?现代数学特别是数论和集合论的发展,为逻辑提供了一种启发:能否用数学的方法把逻辑构造成一种完全形式化的算术系统?在布尔(George Boole, 1815-1864)代数的直接影响下,弗雷格首次把逻辑构造成了一种表达纯思维的算术系统,按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要求建立了现代逻辑史上第一套一阶谓词演算系统。与传统的逻辑系统相比,这套演算系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彻底摆脱了传统逻辑对自然语言的天然依附,完全以纯形式的方式表达思想,并能够由此真正确立一切认识基础的规律。在《概念文字》中,弗雷格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纯形式化演算系统对哲学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哲学的任务是通过揭示有关由于语言的用法常常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通过使思想摆脱只是语言表达工具的性质才使它具有的那些东西,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制的话,那么我的概念文字经过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做的进一步改进,将能够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1]

  弗雷格提到的哲学的这个任务,最初是由莱布尼茨(1646-1716)提出来的。他认为,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完全没有歧义的“普遍语言”,用这种语言,我们就可以把一切推理都变成演算。一旦发生了争论,我们只要坐下来,拿出纸笔算一算就行了。他试图用这样的语言解决亚里士多德逻辑对自然语言的依赖所带来的随意性,但是他对这个语言的解释是不清楚的,因为“他没有勇气摆脱传统逻辑的主谓教条的束缚”。[2] 而弗雷格的工作则是要用基于函项学说之上的更令人满意的各种命题形式的区别,来代替“主词”和“谓词”这种有歧义的而又混乱的术语。这里的关键是引入了“量词”的概念。

  量词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用来表达规律、普遍性和判断句子真假的不确定数量的语词,比如“所有”、“一些”、“没有”、“每个”等等。现代一阶逻辑把量词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称量词,如“所有”、“每个”等;一类是存在量词,如“一些”、“没有”等。对这两类量词的刻画方式,就是要判断包含了它们的句子的真假情况。所以,对量词的分析首先需要对包含了量词的句子的分析。按照逻辑的理解,任何一个最简单的句子都是表达了这样的东西,或者是某种东西具有某种性质,或者是某些东西之间具有某种关系。这里的“性质”和“关系”构成了一切句子中共同的成分,在逻辑上被称作“谓词”,通常表达为符号F,而具有性质或关系的不同成分被称作“个体词”或“专名”,通常表达为符号x。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句子形式就可以用符号表达为:“Fx”。这是一个仅包含了一个变元即x的情况,F也被称作一元谓词,它仅仅说明了一个事物具有某种性质。如果要说明两个以上的事物的关系,句子中的谓词就被称作“关系谓词”,通常表达为符号R,而具有这种关系的个体事物,通常表达为变元符号x,y,z……。这样,一个表达了二元关系的句子结构就是:“R(x,y)”。

  从逻辑上看,分析句子的结构是为了从真假的角度来说明句子,就是说,要考虑“Fx”或“R(x,y)”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这就需要为变元限定一个范围,在日常语言的情况下,我们通常有两种做法:其一是在确保在限定的范围内的所有变元都是真的时候,才能确定“Fx”是真的;其二是只要是其中的一个变元为真,“Fx”就可以是真的。第一种做法通常只能限于所有的变元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所假定的范围穷尽了实际可能的情况,因此这就有了极大的局限性。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个范围限定为无限,这里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设这样一个无限的范围内有x1、x2、……个东西,对于这些东西而言,只有在x1是F,x2是F,……,并且任何一个x都是F的情况下,“Fx”才是真的;或者是,对于这些东西而言,或者x1是F,或者x2是F,……或者只要有一个x是F,“Fx”就是真的。这就是逻辑上限定个体范围的两种考虑方式,即最多和最少,它们是谓词所能应用的两种最为普遍的情况。可以说,有了这两种刻画量词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说明包含了这两种谓词(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的句子的真假情况。[3]

  弗雷格量词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对命题的逻辑结构提出了新的解释。[4] 传统逻辑对命题的逻辑结构的解释是根据命题的语法形式,它对命题的主词、谓词、连词的分析是按照印欧语系语言的主词、系词、表语的语法形式展开的,所以,命题的语法主语也就是命题的逻辑主词,语法表语也就是逻辑谓词,语法系词就是逻辑连词。例如,“凡人皆有死”这个命题的逻辑形式是“所有S是P”,这与它的语法形式是一致的。弗雷格则打破了自然语言的语法形式对逻辑形式的束缚,把自变元引入命题,也就是把个体引入命题,这样,命题的逻辑主词就总是个体,对命题逻辑结构的分析就是对命题表达的性质和关系的说明,而不用考虑其中的个体本身的内容。这就为逻辑推理的形式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可能。

  在基本精神上,现代一阶逻辑的主要特征就是构造形式语言和建立演算系统,而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对逻辑的形式化要求。传统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也是演算系统,但却不是形式化的,就是说,它还要借用自然语言来表达符号的演算、推理的关系;而现代逻辑的工作则是先要构造形式语言,然后再建立演算系统。与传统的逻辑系统相比,这样的形式语言具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它是没有歧义的,它是从最少的初始符号出发,通过定义的方法,引入其他的符号,并在运算这些符号的基础上形成推演;第二,它刻画的是类词,而不是单个词,如命题联结词和量词,这些类词都是说明类的事物,而不是个别的事物,这就使得形式语言具有了普遍性;第三,形式语言的公理推导和定理证明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就是说,由于公理和推理规则是给定的,我们从公理出发、利用推理规则推出一系列定理的过程是既定的,推导出的定理应当包含在这个过程之中;同时,推出一个定理也就是在证明它,对定理的证明就是对含有逻辑常项的句子的证明。总之,“形式化的本质是构造形式语言和建立逻辑演算,这样可以使我们关于推理的刻画非常精确,没有歧义,而且可以使我们对一类一类的逻辑要素进行研究,并且对形成的逻辑系统本身进行进一步的研究。”[5]

  在弗雷格之后,罗素更是明确地把逻辑分析作为他的哲学的主要特征,强调逻辑方法在他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罗素对分析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提出的逻辑分析方法。他在自己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坚信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所谓“逻辑分析”,简而言之,就是以现代数理逻辑为工具,着重从形式方面分析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中的命题,以求得出准确的哲学结论。罗素也把这种逻辑分析方法称作形式分析方法,并在20世纪初用来批判布拉德雷等人的绝对唯心论一元论,提出他的心物二元论或多元论。后来,他又用这种方法提出他的中立一元论。在《数学原理》和《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中,他用这种方法对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抽象的研究,构造出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他还把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数学基础问题,后来扩大为对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他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逻辑中不完全符号和限定摹状词的分析,使他提出了后来被誉为“分析哲学典范”的“摹状词理论”。可以说,罗素在哲学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他充分地和娴熟地运用这种逻辑分析方法的结果。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罗素开篇就这样写道:

  在我的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主要的分界:在1899-1900这两年中,我采用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和数理逻辑中的皮亚诺技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简直使我前此所做的研究(除去纯数学的以外)对于我后来所做的一切,全不相干。这两年的改变是一次革命;以后的一些改变则属于演进的性质。[6]

  罗素这里所谓的“改变”和“革命”就是指现代逻辑的诞生,其中,他与怀特海合作完成的三大卷《数学原理》在推动现代逻辑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是现代逻辑诞生的见证人之一。他从弗雷格和罗素那里直接得到了思想启发,娴熟地运用了谓词逻辑的基本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逻辑中的第一个完整的真值表,并且第一次比较成功地用现代逻辑的思想系统地解释世界。他的命题图象论正是以关系谓词理论分析语言与实在之关系的重要结果,而他的真值函项理论则已经成为现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诞生之时对分析哲学的产生起到了助产婆的作用,严格地说,整个分析哲学的精神都与现代逻辑密不可分。在这种意义上,不了解现代逻辑,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分析哲学。“实际上,分析哲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方法是现代逻辑,分析哲学吸收了现代逻辑的许多重要成果,分析哲学的研究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入。”[7] 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 现代逻辑是当代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

  从维也纳学派对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阐述上看,没有现代逻辑就没有对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就没有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也就没有彻底的还原论思想。卡尔纳普在分析形而上学的陈述时,完全是根据一阶逻辑的要求,指出了这样的陈述表面上可能符合语法句法,但不符合逻辑句法,因而是没有意义的。例如,词的句法就是一个词在可以出现的最简单句型中的出现方式,这样的句子就是“基本句子”,如“石头”这个词在基本句子中的句法形式就是“x是一块石头”,逻辑形式就是“Fx”,其中F表示“石头”的性质,x就是一块石头。要确定一个词的意义,就必须能够确定包含了这个词的句子的基本句型、真值条件以及证实方法所构成的可推关系。他指出,形而上学的词没有意义,不是因为这些词本身是无意义的,而是因为无法指明包含了这些词的句子是有意义的。例如,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本原”一词的意义并不具有“开端”的经验意义,也不存在对包含这个词的句子的证实方式。同样,句子也需要符合逻辑句法才会有意义,而形而上学的陈述仅仅是表面上符合语法句法,但不符合逻辑句法,因而它们是一些无意义的假陈述。例如,日常语言中的“有……”或“存在着……”这个句型就容易导致形而上学的假陈述,因为“存在”在逻辑语言中不是一个谓词。[8]

  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原则也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分析才能保证结论“一定”或“必然”地包含在前提之中,这就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区分的关键所在,即“分析”意味着“必然性”,而“综合”就意味着“或然性”。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同样是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的,无论是蒯因的“本体论承诺”还是戴维森的意义理论纲领,无一不是根据现代逻辑为基础建构起来的。

  第二, 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和研究方式。

  分析哲学的产生与现代逻辑的密切关系,就决定了分析哲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代逻辑的烙印。虽然分析哲学的后来发展并不是完全通过使用了现代逻辑的手段,如日常语言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但分析哲学家提出的每一个重要思想或观点都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现代逻辑,或者说,他们的思考都与他们具有的现代逻辑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凡是自觉地运用了现代逻辑而提出的理论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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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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