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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先验论证

更新时间:2010-03-08 09:10:51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s”或者是对s’ 的认同, 或者是对s’ 的否定, 总之是s’ 的应答, 显然, 如果语言不具有这样一个先验的对话结构, 语言就不成立, “说”出去的话必须可以“听”, 可以“回答”, 否则就只是声音而不是语言。语言的先天对答结构意味着至少两个思维主体在说话, 它先验地预设了对话者双方的可能存在, 或者说, 它事先规定了两个思维主体的纯粹逻辑位置, 即使肉身的我和他人并不在场, 作为逻辑位置的“我”和“他人”却已经在逻辑上事先被承诺了。这个先验论证到此就完成了, 至于真实的我思和他思, 已经不是难题, 只要在某种语言L 中发生了真实的交流活动, 我和他人就作为行为主体出场了。这个例子说明, 某个单独的事实即使获得先验论证也往往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只有当某种关系获得先验论证才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的来说, 逻辑方法能够保证后继命题的确定性和真理性, 它的知识生产方式虽然不是原生性的, 但它提供了保值的推广性知识, 这种知识生产虽然不能提供新内容, 却能够充分发挥给定原料的知识潜力; 经验方法能够提供新知识, 是原生性的知识生产方式, 它能够但也仅仅能够保证关于有限经验的有限描述的确定性和真理性, 不能“说”出比“看”到的更多的东西; 与前两种方法完全不同, 先验方法不是生产性的方法, 它根本就不能生产通常意义上的知识, 先验方法仅仅是反思性的, 它是对知识基础的反思, 它试图证明知识的必要基本设置, 这无非就是检查清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知识的必要基础。当然,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知识, 通过先验方法, 我们能够检查知识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而获得关于知识的知识, 即知道知识生产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知识生产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先验方法往往被认为能够克服怀疑论, 这一点却很有疑问。先验论证至多是在思想自身范围内克服了怀疑论, 它至多是证明了“我思就是如此这般去思, 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说, 我思只能这样去思, 这样去思是思想所能够保证思想自身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唯一方式, 如果不这样去思, 思想就会破坏自身的一致性和确定性, 因此, 不存在别的同样合理的思想方式。我思只能证明自身就只会这样思, 类似于一个人说“我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成为别的样子”, 这难免有些讥讽性。可以说, 先验论证无非就是思想的自我辩白: 能想的就这样想, 不能想的就不能想。先验论证不可能超越主观性而去证明超越的( transcendent) 或外在的任何东西, 思想对超越的东西一点办法都没有。问题就在于, 所谓超越的东西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主观性消化而永远保持其外在性的东西。为什么有些东西永远是外在的? 根本的秘密是, 那些超越的东西不是我们的创作/设计的作品, 而仅仅是我们的认识对象, 因此我们总是在逻辑上后于对象并且在存在论上受制于对象, 所以我们对它没有创作能力而只有立法能力(康德所引以为豪的立法能力并没有“立法”这个词汇显得那么伟大), 即使是完美的立法能力也无法支配对象的存在而只能支配关于对象的表述, 只能规定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而不能规定它是什么样的。维特根斯坦指出: 凡是不能说的, 就应该沉默。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是“不能说的”。因此我愿意说, 凡是不能做的, 就不能说。

  

  注释:

    ① Reductio ad impossibile 属于reductio ad absurdum , 而且是reductio ad absurdum 的最主要方式, 但并不完全等于reductio ad absurdum , 至少还有另一个形式, 即用来证真而不是证假的形式。

    ② 例如在Meno 中, 苏格拉底论证说, 如果美德是可教的, 那么, 有美德的人就能够把他们的子女教成有美德的人, 可是波列克里、特米斯多克和亚里士蒂德这些优秀的人没有能够使他们的儿子们具有美德, 可见, 美德是不可教的。这个结果不能说是完全错的, 但也似是而非。问题出在, 各种属于人文社会方面的论点本来就不是普遍必然的命题, 本来就允许某些反例, 只要那些反例不影响大局。如果对于人文论点过高要求, 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人文论点都是可疑的。这正是苏格拉底达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

    ③ 维特根斯坦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以及关于遵守规则问题的讨论已经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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