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均不见此书。……

　　据《尚书·尧典》所载，尧之主要事迹，为观测天文，……故尧之功绩，主要为授民以时。

　　……吾人应留意之处，当为舜在人事上之所作所为，及其本身之孝性。……禹性格之特点，在於勤勉力行，其事业主要与土地有关。……

　　《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皆非当时所记。此从每篇必以“曰若稽古”云云起笔，?K从“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遗迹之大小轻重，有甚失权衡之处。就中以舜事业最多，行迹最著；尧专关天文，禹专主治水，而其他事业，皆归之舜，此实应大疑。加之尧之事业主要关乎天文，舜之事业涉及人事，禹之事业则限於土地，三王事迹截然区划，颇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团。

　　又考舜之孝道，以常识判断，颇难置信。……舜之德行，有此等父及有此等弟始能明显，传说虚构之迹至此益明。

　　……汉族之大灾害实为洪水……若有王者能尽力沟洫，使黎民安於其土，即为圣明之主。……洪水滔天、夏禹治水之传说，即由此起。

　　若上述臆断不误，吾人不得不疑尧、舜、禹三王之历史存在。尧主司天事，司人事者为舜，而彼之德为孝，?K不为奇。孝乃百行之本，为中国人道德之基本。不难推知，彼等以舜为其道德理想之人格化。禹之事业与土地有关，已如上述。若然，尧舜禹三王传说之作者，应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说，始构成此传说。……

　　据《说文》第十三，尧之字义乃：“高也，从?在兀上，高也。”……故知有高远至高意义之尧字，乃用以表彰帝尧之性格。……

　　舜、顺之韵同为震，又同音，故舜字明显有顺之义。……从文字之义而思，再察帝舜之传说，可知舜乃中国人为表示理想之基本道德而虚构之人物。

　　据《说文》第十四，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然禹、宇同音，又同属七麌之韵。而禹字通?或?，见《一切经音义》卷七“渐备经”条：“宇，古文?，籀文作?同。”而宇、?等字义，《释文》云“四垂为宇”……若然，《尚书·禹贡》之文，可证夏王禹之命名决非偶然，……禹之名，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就吾人所见，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後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社会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拜。据史，三皇五帝早於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後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於儒教之後，当不言自明22。

　　以白鸟库吉在史学界的地位而倡此说，不能不造成强烈的影响。《东洋时报》第129号刊有後藤朝太郎的《论尧舜禹的抹杀》。1910年1月，林泰辅在《东洋哲学》第17编第1号上，就尧舜禹问题向白鸟库吉质询。1911年7月5日发行的《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的《东亚研究》第1卷第1号，1912年1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1号，连载了林泰辅的《关於尧舜禹抹杀论》，林泰辅对记载尧舜禹的《尚书》中的《虞夏书》、《商书》的制作年代及在殷末周初有没有存在文明的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尧舜禹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反驳了白鸟库吉否定尧舜禹的理论。1912年4月白鸟库吉在《东亚研究》第2卷第4号发表了《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关於尧舜禹》，这是他1910年在汉学研究会上的讲演，他认为《尧典》、《禹贡》等篇为战国时代五行概念、地理概念出现以後的作品，非太古时代所能有，号召对《尚书》作自由的研究。接着，林泰辅在同年9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9号上又刊登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再次批驳白鸟库吉说。1911年12月4日《东洋时论》第2卷第12号刊登了白鸟库吉的《关於支那革命的史的说明》，白鸟库吉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尧舜禹是实在的人物。因为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为基础而造的，来具体表现出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12年的《东洋学报》2卷3号，1913年的《东洋学报》3卷3号，1914年的《东洋学报》4卷1号、3号连载了白鸟库吉的学生桥本增吉的长篇论文《书经的研究》，桥本对《尚书·虞书》所载的天象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以支持其师的尧舜禹否定论，反驳林泰辅对白鸟库吉的批评。1921年《史学杂志》第2卷第4号也刊登了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刘起釪认为，白鸟库吉、桥本增吉之说出，“於是对尧舜禹的怀疑，一时形成风尚”23，这应该符合当时日本学术界的实际。

　　钱玄同1906年9月去日本留学，1910年5月回国。在日本，他是有可能看到《东洋时报》第131号上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的研究》一文的。其实，上引《答顾颉刚书》“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云云，与白鸟说就有几分相似。这种相似，当然不能排除偶合的可能，但受白鸟库吉说影响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顾颉刚与钱玄同不同，他不懂日语，也没有去过日本，因此王汎 森、刘起釪都认为他不曾接受过白鸟库吉等人的作品。笔者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文过刊部查阅过，该部藏有《东洋学报》、《汉学》、《史学杂志》、《东亚研究》、《东洋哲学》、《东洋时报》等日文刊物。其中《东洋时报》、《东洋哲学》、《东亚研究》载有白鸟库吉、後藤朝太郎、林泰辅文章的期数不见。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没订：二是订了，後来遗失了。但载有桥本增吉《书经研究》的各期《东洋学报》都有，载有林泰辅《关於尧舜禹抹杀论》的《汉学》也有，载有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的《史学杂志》也有。至於《东洋时论》等刊物我就失检了。北京大学所藏的这些日文报刊，一是北京大学的原藏，一是50年代院系调整时合?K的燕京大学所藏。如载有桥本增吉《书经的研究》的《东洋学报》各卷，就是原燕京大学的藏书；载有林泰辅《关於尧舜禹抹杀论》的《汉学》，则是原北京大学所藏。据顾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1920年6月被北京大学聘任助教，职事定为校图书馆编目员；9月10日到北大图书馆就职，见该馆主任李大钊，谈中文书目改编事。次日，作《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嗣後又拟各种表格备填；11月9日，?K作《图表编目意见书》。10月始，又任清查外文书籍、重编西文目录事24。一直到1922年3月，顾颉刚的“图书馆事由黄文弼代”25。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半，又曾“清查外文书籍”，因此，他完全有可能会见到《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所载林泰辅《关於尧舜禹抹杀论》、或者《史学杂志》第32编第3号（1921年）所载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这些论文。这些论文都较为详尽地转述了白鸟库吉的观点，通过它们了解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应该是不难的。所以，说顾颉刚“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是不能成立的26。

　　林泰辅为日本著名汉学家，与王国维多有论学往来。王国维1915年1月曾有《洛诰解》一文刊《国学丛刊》，林泰辅在《东亚研究》上发表《读〈国学丛刊〉》一文，与之“攻错”。同年11月，王国维撰《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回答了林泰辅的“攻错”。1916年1月，林泰辅又以其刊於《东亚杂志》之答辩寄王国维，王国维乃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王国维的这3篇文章，後汇为《裸礼榷》，刊入上海“广仓学宭”之《学术丛编》第4期（1916年）；又刊《观堂集林》卷一（1921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7年）。林泰辅著《周公及其时代》一书，王国维读後曾给予较高的评价（见《与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916年6月4日《致罗振玉书》云：

　　《学术丛编》已装成，维得十本。先以五本奉寄，中请寄林博士（林泰辅）一本，藤田（藤田丰八，字剑公）先生一本，内藤一本，余请留或酌送27。

　　钱穆1931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翻译了林泰辅《周公及其时代》一书28。学界对林泰辅著作的重视，应该与王国维的评价有关。1918年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

　　昨有日人长井江衍者来访，此君狂甚，历诋林浩卿辈29。

　　长井江衍“历诋林浩卿辈”，不知是否与林泰辅驳斥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有关，但招致王国维的不满，可见王国维对林泰辅的维护。顾颉刚自称：

　　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记中，我写道：

　　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於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

　　一年以後，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我又有这样一段记载：

　　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梦与他同座吃饭，因识於此。

　　看这二段文字，可知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30。

　　顾颉刚对王国维是如此地敬服，在北大图书馆“清查外文书籍”时应该会注意到林泰辅的文章，所以，他还是有机会接触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的。1922年8月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

　　京师大学毕业生（现为助教）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31。

　　“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不知是否係说顾颉刚的疑古论调近於白鸟库吉辈，但王国维对疑古运动显然持批评态度。王氏1926年8、9月致容庚信说：

　　此段议论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颉刚书……今人勇於疑古，与昔人之勇於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32。

　　这虽然是批评钱玄同，但也可视为对顾颉刚说的态度。

　　顾颉刚不懂日文，对他深入了解白鸟库吉和桥本增吉说是有困难的。但日文中汉字多，以顾氏的水平，初浅地了解一下文章的观点，特别是了解一下自己所熟悉的问题的观点，还是可能的。许多不懂日文的文史工作者，翻翻有关的日文论文，往往也有所得，这种情况?K不少见。顾颉刚否定尧舜禹的论证，内容和白鸟库吉、桥本增吉有所不同，这也许与他不懂日文，以致不能深入了解有关。因此，如胡秋原言，将顾颉刚兴起古史辨运动的原因全部归结於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恐怕?K不完全符合事实。

　　王汎 森认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关键性因素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历史观33，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值得正视。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就是其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王汎 森认为“白鸟氏的论点与康有为及崔适倒是非常相象”34。其实，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与白鸟说更象。白鸟库吉认为“据史，三皇五帝早於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後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於儒教之後”，虽然没有如顾氏概括出“时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35，但实际上是以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古代传说时代愈早愈靠不住，隐含了传说的时代愈早，传说成立的时代愈晚的认识。比较这“大致相同”的两者之说，“白鸟氏之说比顾氏之说早十四年提出”，顾氏确实有“後出转精”、“青胜於蓝”之嫌。

　　中国近代以来大的社会思潮的形成，往往既有思想传统的内因，也有外部输入的外因；而外部输入，往往与日本有关。如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主要就是通过日本渠道。十月革命前，人们主要接受的是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久松义典、福井准造、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後，吴玉章、李达、李汉俊、李大钊等大多是通过学习和研究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典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中国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多也是根据日本译介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的。如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根据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写成的36。史学界也是如此，学者们认为：

　　日本史学真正在学术上对中国史学界产生影响，是在辛亥以後，因为直到这时，日本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才真正从江户时代的传统儒学影响下解放出来，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K出现了以白鸟库吉和内滕湖南为代表的“东大”和“京大”学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