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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宇: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

更新时间:2010-03-03 12:45:24
作者: 赵德宇  

  

  林则徐和渡边华山都是我崇敬的历史人物,不过把他们放在一起,或曰不着边际。其实,寻遍与林则徐同时代的日本人,最相近的莫过于渡边华山了。众所周知,林则徐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东邻的渡边华山被日本人誉为“我开国史上的第一人”〔1〕,二人均为中日两国近代认识西洋的先觉者。他们大约处在同一个时代,又都是站在迎接西洋挑战前沿的在朝学者,都为自己的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又在当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都被后世所敬仰。对他们研究西洋的轨迹做一探查,或许会给我们某种启示。

  

  林则徐(1785~1850)于1838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上任后,因为要直接面对洋人,因而开始接触并研究西洋问题,直到1840年9月被革职。渡边华山是日本江户幕府(1603~1867)末期三河国田原藩(现爱知县东部)藩士,1832年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日本江户时代协助藩主代行藩政的职衔,一般从藩主家族和重臣中间选拔)兼海防系(主管海防的官职)。翌年,日本国内天保饥馑〔2〕开始蔓延,而英国东渐势力也在加速。当时在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而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对此,渡边华山深感责任重大,为解决内外危机,开始认真研究西洋问题,直至因笔祸罹罪的1839年。与当时日本正统职业“兰学”家〔3〕比较起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可算是小字辈,况且二人都不识洋文,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分别达到了那个时代本国对“西洋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于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中所担当的角色。

  十九世纪中叶,就远东地区而言,是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时代。中日两国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机,迎接这次挑战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两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能清醒地认识上述现实的人却寥寥无几。林则徐和渡边华山同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并分别担当“驭夷”要职,又分属本国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这些客观条件促使他们对本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民族前途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西洋诸国的先进性和自我危机的严重性。为此,他们积极了解、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以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途径,正是上述相似的经历将他们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另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异,他们研究西洋的侧重面、深广度又不尽相同,这也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林则徐的西学研究成果及其效用。

  林则徐主持翻译编译的西方书刊主要计有:《四洲志》(Hugh 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各国律例》(Vattel Emericde,Law of Nations)、《澳门新闻纸》(Canton Press)、《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等。《四洲志》是英国人慕瑞所著,原本于1836年在伦敦出版,属当时最新之世界地理书,书中介绍了五大洲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军事、政情等。全译本共四十九页,其中欧美部分占五分之三,美国部分则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详细地描述了美国总统、上下两院及司法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可惜美国的民主制度没能引发林则徐的兴趣。尽管如此,该书仍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志的译著,也是林则徐译述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梁启超曾赞曰:“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4〕《各国律例》的作者是瑞士人,汉译名为滑达尔,该中译本系原书之摘译,后收于魏源著《海国图志》。其内容包括关于一个主权国家对在留外侨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以及作为对外敌的措施如封锁、禁运等手段。《澳门新闻纸》又译作《澳门新闻录》或《广州周报》,系广州商馆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于1835年创刊,1839年7月迁往澳门继续出版,主编为慕勒(Moller Edmund)。由于该报“将广东事传至该国(指英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自1839年春始,林则徐命人将其中有关的时事报道和评论一一摘译出来,诸如鸦片生产,国际社会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直至西方国家在中国周边及邻国的活动等。如此一直继续到林则徐被革职。现存中译《澳门新闻纸》抄本六册,译载了原刊1838年7月至1840年11月间的部分内容。《澳门月报》亦译为《中国丛报》,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卑治文(Bridgman)主编,1832年创刊,至1852年共出版了二十卷。现存中译《澳门月报》译自其中1839年和1840年部分,按事项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收于《海国图志》卷八十一。

  从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内容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即: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地理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外交的情报及其外交技术;欧洲舆论对中国的反应。从以上内容结构不难看出,这些译书主要是为“驭夷”需要而作,事实上也确实为办理“夷务”发挥了作用。

  由于林则徐对西洋列强及其动向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他的对外策略远高于其他官吏。当时,主和派强调不可“轻起边衅”,甚至提出容忍鸦片贸易;抵抗派则主张执行“闭关绝市”以彻底断绝一切对外贸易的强硬政策。林则徐属坚决抵抗派,反对被动让步,但同时也反对“闭关绝市”论。林则徐的原则是“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他通过《各国律例》察知“此等奸夷(指欧美的鸦片走私犯)并未领照经商,而取偷渡蹿越,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5〕。据此,林则徐在采取一系列严禁鸦片的措施的同时,明确承诺“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6〕。林则徐实际上已在遵循国际法的原则,因而也并没有伤及中外贸易,可以说国际法知识之引入中国并应用于对外交涉是自林则徐开始的,他的国家主权观念已开始带有近代色彩。林则徐在处理外交事物中极少偏差,正是受益于他能掌握相当程度的西洋知识。林则徐自己也曾说过:“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7〕

  林则徐得力于西洋知识的更重要的收获是他在海防上的作为。他针对英国“以船坚炮利称其强”的现实,于海防上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在给道光帝的奏章中提出:“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务使利于远攻。”〔8〕并“用价一万八千元购得西洋大号旧夷船一只,一备兵勇演习仰攻”〔9〕(此为中国购买西洋船只之始)。1840年4月又首次仿造西洋式战舰,奏报朝廷:“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10〕当时有外国人记曰:“1840年4月25日,二三只双桅船已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照欧洲船式修造的,它们已能加入帝国的海军了。”〔11〕林则徐还曾向奕山建议:“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非自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总需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12〕可见林则徐是在试图建立一支有近代装备的新式海军。若能如此,“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邦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13〕。综观上述不难看出,林则徐将其西洋知识付诸实践,颇有成果。总体看来,林则徐作为钦差在广州期间,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始终无法逞强。

  在中国西学衰落约百年后,林则徐能在不满两年的时间里对西方了解到如此程度,并能运用于对外策略的实践中,不能不令人叹服。

  

  参照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成果,或许会加深对中日两国近代史的理解。

  渡边华山真正的“兰学”研究是从1832年被推举为家老和海防系以后才开始的,从这个角度讲,在关心西洋的动机上与林则徐是相同的。渡边华山明确指出:“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今时之急务”〔14〕,“不审敌情则无以立兵备之策谋。”(《慎机论》)渡边华山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在《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提出过海防构想图,很明显二人对西洋关心的重合部分在于海防。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知识的全部内容,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只占其研究西洋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渡边华山西洋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引照欧洲的经验用以解决日本问题的思想和基于科学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体的世界认识。

  渡边华山通过潜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初稿西洋事情书》),并提出西洋富强的根源是“学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养才造士为先”,通过教育“成才成德后,入教院、成学师,施其所学”(《外国事情书》)。渡边华山基于对西洋尊重实学、因才适用社会原理的憧憬,将当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比作“天下(指幕府将军)为一大箱,诸侯为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退役愿书之稿》)的社会棺椁。

  在对外问题上,渡边华山对幕府采取了的批判态度。1837年美国商船“摩里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幕府决定依照成法予以武力驱逐。对此,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提出了日本应采取的对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再稿西洋事情书》)对日本来说,“英吉利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慎机论》)。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渡边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戎之论、我邦之神风不足恃”(《初稿西洋事情书》),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击退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初稿西洋事情书》)的对处原则。这便引出了渡边华山西洋研究中“变”的主题。

  统观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颇具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体系。他是站在历史哲学或称人类文明发达史的高度来分析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的。因此,梳理出这些论述中“变”的主线可进一步理解华山思想的历史价值。笔者将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述作了一个串联,惊奇地发现他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达史上“变”的历程:

  一地球因诸国变革而生生不已,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相变,又由政变酿出英杰,以至学风政事一变,实乃千变万化。首先是亚细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南方尊北方卑。后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押领四大洲诸国,此实天地古今为之一变。其间物极则衰,衰极则又盛,理势乘除无所不至。〔15〕

  可见,渡边华山把上述盛衰兴亡看作是历史发展的铁则。渡边华山的研究并未至于此,接下来的问题是,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夷皆专于物理之学,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外国事情书》)简而言之即是“科学精神”和“世界视野”。这就是西夷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由此渡边华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清醒地认识到:“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外国事情书》),“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瑟”(《鴃舌或问》)。

  那么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日本该如何应对?对此,我们再串联一下渡边华山所主张的通过学习西方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的思想:“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铠,波斯之草可以活人,非以备用者乎。若夫当路重任读之,有审其俗而知其变,防其微而杜其渐,余望外之幸也。”总之,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须变。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的洋学论著中,通过与西洋对比而描述日本社会的文脉中整理出其要求变革的一系列愿望。即,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高明空虚之学”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对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指日本国内状况)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之局面。这正是渡边华山真正的苦心所在,如能达到上述变革,他大概就会感到“望外之幸”了。总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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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屋》二〇〇七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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