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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秋阳:从现代性批判到文化帝国主义

更新时间:2010-02-22 11:09:00
作者: 于秋阳  

  

  将哲学史的发展比喻成……“花蕾、花朵和果实”,正如花蕾孕育了花朵,花朵又孕育了果实,但花朵的怒放正是否定了花蕾,果实的结出也正是否定了花朵。

  黑格尔在描述哲学史发展时曾提出了两个经典的比喻,一是将哲学史的发展比喻成“厮杀的战场”,认为表达新时代的哲学要获得统治地位,必然要通过对表达旧时代的哲学的批判。二是“花蕾、花朵和果实”,正如花蕾孕育了花朵,花朵又孕育了果实,但花朵的怒放正是否定了花蕾,果实的结出也正是否定了花朵。由此,哲学史不再是个“堆满死人骨骼的战场”,而是一个美妙的自我否定和结出果实的过程。

  

  不应从主客二分的角度看待现代性

  

  知识分子的思辨方式是相同的,知识分子批判的天职也是相同的。在社会学领域中,从对现代性的批判发展到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就是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不断否定、同时又是不断“扬弃”的过程。

  任何理论都是一种时代性的叙事。当现代性成为一种主流思想时,这意味着思想界中世纪的结束。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等著名思想家发现了现代性的世界观,比如:人是自然的解释者,人是宇宙的观察者,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主体能自我证明自己、自己肯定自己,等等。现代性有两个核心概念:理性和主体性。科学理性在成功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遇到了难题,因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是用目的的实现来证明手段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将这种只认成败、不分善恶的叙事套用到社会上必然会出现种种霸道的叙事。面对自然界屡试不爽的“奥坎姆剃刀”,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显然无法做到像维也纳学派所期待的观察术语和理论术语的绝对分离。这使得科学理性成为了一种霸权的话语。同样,主体性在打倒上帝的同时,把自己树立为上帝,但是主体性无法克服人类主体的两个内在难题:一方面,人类社会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意义的,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研究者都拥有自身的规范、价值观和理解力。

  

  知识始终与权力融合在一起

  

  本着利奥塔所说的“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和对“他者”的关注,社会学家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而福柯显然是这个批判阵营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提出,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知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始终与权力纠葛在一起。福柯所说的权力大体相当于社会地位、政治权势、经济利益等构成的知识生产的背景、主体、氛围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一种网络,严重制约甚至决定着知识的性质和用途。启蒙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相信,可以把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知识与政治绝对区分开来,从而产生一种绝对的科学。福柯在研究了监狱、精神病院、学校和大众媒介等现代社会制度后指出,如果承认知识的作用是使人理解现实生活,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自己的方向,就不能不承认,知识始终与社会、政治、权力融合在一起,纯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有知识的目的在于确证统治结构的合法性。

  福柯认为,语言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对于自我的表达,必须立足于特定的语言系统;个人的表达为他人所理解,也是在特定的语言系统内进行的,因此,不能过高估计个人的独立性和独创性。人们必须借助语言来建构自己的身份,但语言永远不会有固定的意义,而且语词的意义并不与外在世界一一对立,任何话语都有虚构成分,虚构可以产生或制造事实。福柯表达了权力同知识的关系,对于知识的客观性做了批判,强调知识同权力的联系。福柯的权力分析模式通过对边缘话语的关注,开启了对权力进行新观察的时代,这个时代也称为“后殖民时代”。

  

  “文化霸权”赋予后殖民主义持久耐力

  

  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中,不得不提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后殖民批判理论的前提是:殖民帝国属于一个文本化的概念。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解释为文化霸权。学者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了后殖民主义持久的耐力和力量。

  在“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下,赛义德对之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以赛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为标志,后殖民批判理论达到了自觉与成熟。赛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是文化象征活动的总称,包括语言、书写、文本代码等等,这一整套对待扩张和对外统治的意识符号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通过社会的受到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西方文化影响而非支配着第三世界

  

  理论往往是激进时代的产物,当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其精华才会被理论的梳理者发现。1991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约翰·汤林森博士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从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与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现代性批判这四个角度,对种种代表批判阵营的后殖民主义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叙述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首先,汤林森认为西方文化对第三世界国家是“影响”而不是“支配”;其次,从媒介帝国主义角度出发的媒介研究夸大了媒介在现实中的作用;再次,从民族国家角度出发的学者,忽视了文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存在交流、融合和相互影响;最后,汤林森提出了自己的建构:“现代性”不是文化的宿命,在西方文化本身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将被致力于全球各地域联系的“全球化”所取代。

  这番对批判的批判正好验证了黑格尔的比喻,理论的批判史是个不断批判、不断继承的“扬弃”的过程。文化帝国主义的渊源是关注“他者”的后现代哲学的兴起,只有将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与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现代性批判这四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全貌,才能使文化帝国主义在推翻一个元叙事的同时,不再把自己树立为一个元叙事。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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