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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阿伦特论大学

更新时间:2010-02-22 10:56:16
作者: 孙传钊  

  本雅明因为是犹太人,在德国最多只能成为大学的编外讲师,以至最终成为“没有固定职业的学者(privaglehrter)”。他虽然生活贫困,却拒绝意识形态背后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不仅得罪了文学界主流的乔治派(Stefan George)那一群体,也未对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暗示”表示“驯服”;既没有服从正统的唯物辩证法,又没有信仰起犹太复国主义。她同情地写到本雅明因为生活拮据,计较稿费的高低,导致出色的文稿从此隐居在“暗无天日”之中。26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她还指出,德国(乃至西欧其他国家)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中像本雅明、卡夫卡那样杰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不考虑自己被孤立、边缘化的后果,走在时代前沿,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犹太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明显是绝对重要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著作中的绝望的表达得到证明,因为自我归属同一性的矛盾,乃至对作为整体的西欧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也产生怀疑(其中有些人把注意力投向马克思主义,但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不仅批判社会、政治现状,还思考思想、政治领域的整体问题。27这一评价恐怕也适用于她自己。

  因为本文叙述阿伦特的大学观,所以,这里顺便说一下,阿伦特警惕“不偏不倚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容易陷入‘为民族利益’研究的基准”,反对右翼的犹太复国主义。但是不反对建立希伯来大学,不仅因为阿伦特在教育领域对少数种族的文化特殊性的提出要保护观念28,还蕴涵了她对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与个别种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发生冲突时后的立场:希望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犹太民族文化能延续下去。29

  笔者边目睹着大学人狂热拼抢“地上的面包”(陀斯妥耶夫斯基语)、大学沦为造假企业的社会现实;边读着阿伦特这些论著,写毕上面几千文字,遥望“天上的面包”,仰天长叹。

  

    注:

    1,“Truth and Politics.” New Yorker, 25 February 1967, pp.49—88.(Reprinted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2d edition, and in David Spitz,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1967, pp.3—37.

    2,1964年西德的南德意志电台将他们连播的11位学者演讲被编辑成:Die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der Nichtpolitiker,(R. Piper & Co. Verlag, Munchen 1964,),当年阿伦特在西德滞留时所作的演讲稿《真理与政治》也被收入于该书之中。

    3,同注2,ss.159—160。

    4, 同注2,s.161。

    5,同注2,ss.161—162。

    6,,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334页。

    7,同注6,335页。

    8,同注5。

    9,同注6,320页。

    10,阿伦特〈哲学与政治〉(1954年在圣母大学开设讲座的讲稿《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行动与思想》的第三部分),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356页。

    11,同注10。

    12,同注2,s.164。另外,参见Dana R. Villa, Politics, Philosophy, Terror:Essays o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引文转引自日文版《政治·哲学·恐怖》,法政大学出版局,2004年,第109页。

    13,同注2,s.162。还有,关于阿丽丝贝塔· 爱丁格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Eliabeth Ettinger, Hannah Arendt / Martin Heidgger, 中译本,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后,引起围绕阿伦特是否袒护海德格尔当年投靠纳粹失足行为产生争论的经纬,可参见孙传钊《阿伦特及其周围的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34——46页。

    14,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三联书店,1991年,246—247页。

    15,同注13,89—91页。

    16,详细参见海尔布朗的《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刘兵译,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17,同注2,ss.161—162。

    18,同注2,ss.162—163。

    19,谢特勒编《为了权力正名的学科——历史学》(孙传钊),刊于《中国学术》2003年,总第14辑。

    20,同注2,ss.163—164。

    21,同注14。

    22,同注2,ss.164。

    23,参见爱德华特·希尔斯编,《马克斯·韦伯伦大学》,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117--118页。

    24,同注2,ss.174—175。

    25,引自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74页。

    26,ハンナ·アレント(Hannah Arendt),《暗い時代の人々》,阿部斎訳,河出

    書房新社,1972年,196—210页。在《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

    集》(孙爱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里可以读到,流亡美国后阿伦特也有同样地反应——出版社的拖延稿费曾引起她的愤慨。

    27,同26,231页。

    28,可参见孙传钊,〈阿伦特政治教育观〉,《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6年10月号,4--10页。

    29,早尾貴紀,〈国家創設の普遍性と特異性のアポリア〉,《思想》,2004年第二期, 7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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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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