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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法治化、民主化、社会保障制度化——英国发展经验漫谈

更新时间:2010-02-05 14:38:33
作者: 陈晓律  

  这一块十分重要的"积木"并非来自专制君主的"恩赐",而是由一批贵族抗争获得的,它显然为英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在近代以后率先成为工业化民族,急剧地扩大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并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日不落帝国",都不难发现这种"法治化"的轨迹和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

  

  二

  

  在某种意义上,英国的法治化传统与民主化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上溯至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始部落民主。只是这种民主还局限于部落的成年男子,而且也只有在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他们才参与决策,但这并不否认这种民主因素对英国社会和政治具有潜在的影响。不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英国社会的实际政治决策,总是局限在很少的一些人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财富的增加,英国民众要求政治参与的呼声会越来越大。于是,当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社会财富迅猛增加,大众教育水平提高,人们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也从很少的一部分精英,扩散到了越来越多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成员中。英国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宪章。因为大宪章本身,就是在反叛国王的贵族参与下约翰王被迫签订的。但这种政治参与的热情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以猛烈的形式爆发,这是因为另一块"积木"尚未到位。

  这一"积木"就是构建一个完善的、现代的政治运行机构。在英国,议会就成为了具有这一象征意义的机构,从而使英国与欧洲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拉开了距离。欧洲大陆各国从15世纪开始就稳定地建立起了常备军制度,因为没有一支常备军国家就没有安全感。但常备军同时也使国王拥有了随时可以贯彻他个人意志的工具,于是,对于时时要制约自己的议会,国王们显然认为是一个负担。结果,这些大陆的议会都纷纷被取消了。而英国由于自己的岛国地位,国王在和平时期要求加强常备军的愿望当然没有充分的理由,结果是英国的议会得以保存。不仅如此,由于没有常备军,国王就无法真正控制议会,而无法真正控制议会,也就没有办法控制钱袋。这样,英国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有两个,国王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威,但议会却享有控制国王钱袋的权力,而谁是真正主人,就需要在各自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用一场斗争来进行证明了。

  即便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日益增长的议会力量与国王之间也时有冲突,但女王是一个明智的人,她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威,所以,议会与王权之间的关系还算较为平稳。然而,由于女王没有子祠,所以,她去世之后,英国王位由斯图亚特家族继承。于是,英国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了。

  新兴的工商贸易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他们要求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就意味着分享相应的政治权力。而斯图亚特王朝来自不列颠北部较为落后的苏格兰地区,他们的观念根本不适应英格兰地区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状况。而欧洲大陆的专制王权却还在继续英国已经由都铎王朝完成的事业:由于大陆的封建贵族被消灭和削弱,民族国家的雏形显示了很强的生命力,国家的统一带来了文化艺术的进步,和平与繁荣同时产生,粉饰了专制制度的缺陷,君权至上,人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呼声在欧洲大陆国家甚嚣尘上。这种历史发展错位产生的后果是,欧洲大陆的绝对君权刺激了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他们不仅不满足自己的实际权力,还要在名义上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结果,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正面冲突终于开始了。这就是人们熟知的1640年代开始的英国内战或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从17世纪上半期开始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冲突与政治变革,是英国发展历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的转折。基佐曾认为:革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人们所说所望所作的,都是革命爆发前早就重复过一百次的东西。"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为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利,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8。从英国的历史传统来看,这样的说法完全合乎惯例。所以,当詹姆斯一世宣称,国王们可以被尊称为神时,9应该视为是统治者率先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则。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它的本质则是新兴的富裕阶层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因此,议会与国王迟早会在这一问题上摊牌。不过,公开的武装冲突并没有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爆发,任何危机的爆发都需要一个酝酿的阶段。当詹姆斯一世去世后,本来双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达成新的妥协,议会方面也许能通过表决来达成某种共识(英国最后在形式上仍然保持君主立宪制,至少证明议会一方并不要求彻底的革命),但国王一方的变数很大。如果新上台的查理一世是一个有远见、有头脑的政治家,那么,在一个社会大转折的时期,应该能够觉察到潜伏的危机,并会采取较为理智的方式来解决与议会的矛盾和分歧。然而,查理一世却缺乏敏锐的政治眼光,不仅顽固地坚持王权神授的观念,要在财政上完全独立而不受议会控制,而且还采取了很多不利于英国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而当时的英国人要求更多的自由,要求将王权原来在口头上答应给民众的那些权利以更为明确的形式固定下来。当查理一世被迫召开议会以渡过财政危机时,议会自然要求保障人民的权利,于是,议会在1628年提出了"权利请愿书",主要内容为:1,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2,未经法院判决不得任意抓人和没收其财产,3,军队不得抢占民宅,4,不得根据军事戒严令任意逮捕公民。10这几条以后在国王与议会的冲突中被议会一再提出和修改,最终成为英国宪政的重要原则。而派生出来的如无足够证据依法批捕的疑犯拘禁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等,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法治国家通行的规则。

  然而,查理一世却并不情愿接受这样的原则,于是,他再次解散了议会,开始了长达10多年之久的无议会统治时期,并加紧迫害对自己有异议的人士。

  就在此时,战争也还不是唯一选择。英国国内长期的和平使英国人对政治威权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们不仅认为国王,甚至国家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唯一现实的是自己的财产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无偿征用。因此,只要议会不把钱给国王的政府,就是明智之举。由于这种状况,英国没有常备军,所以,国王没有压制的力量,而议会也同样没有。于是,当国王与议会最终发生激烈冲突时,双方对战争其实都没有做好准备。固然,从性质上讲,一个是代表已经没落的阶级,一个则代表着新兴的阶级,但也不是没有妥协的可能。不过当查理一世在1642年8月22日于诺丁汉正式升起军旗与议会宣战后,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以后的史实是人们熟知的:议会最终获胜,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不过历史变革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

  虽然克伦威尔为首的胜利者建立了英吉利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基础却并不牢固。它受到内部要求更加民主的平等派的攻击,又受到试图复辟的王党从外部的攻击,结果,克伦威尔只能依靠军队来控制局势。于是,革命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局:它推翻了一个旧的体制,却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合适的新体制。事实证明,依靠军队建立的共和国比查理一世的政府需要更多的税收供养,加重了普通英国民众的负担。历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证明,英国的国力在当时无法供养一支常备军,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的,它只能有目的地短期征召军队,长期存在一支巨大的军队势必使英国的经济崩溃。但革命的发展过程却又证明,没有军队是不可能成功的,军队的本质是一种压制的力量,它对于专制比对民主更为合适。这就形成了一种怪圈:革命不得不依靠军队,但军队又不得不使用强力,最终使革命产生了自己并不希望看到的结局。由于革命并未解决英国的权利结构相互平衡的问题,全靠克伦威尔个人的威望维持,所以,克伦威尔死后,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爆发,议会最终只能让查理二世复辟,以恢复社会的和平。从表面看,革命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状。

  但这只是表象。因为复辟后的国王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王,他是议会拥立的并非神圣的国王,在革命期间革命者已经用暴力改变了英国社会,很多封建的惯例和契约,尤其是封建的土地关系已经被粉碎。因此,议会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显然比过去有了更大的把握。这样的局面当然不能使复辟的君主满意,查理二世尽管取消了很多封建惯例,承认了革命期间有利于工商阶层的土地产权变动,却依然在谋划借助法国的力量复辟天主教,并最终恢复传统的君主制。在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后,复辟的动作越来越大,最终逼得议会再次与国王翻脸。但这次议会不愿再发动群众来参与"革命"了。他们进行了一场绝对意义上的冒险:邀请国王女儿和她的丈夫威廉·奥兰治入主英国。如果主动邀请威廉的入侵失败,则后果不堪设想。11不过幸运的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詹姆斯尽管对英国军队花了不少心思,但这些军队在威廉的队伍到来后,都争先恐后地背弃詹姆斯而去欢迎威廉,没有费什么周折,从荷兰来的新君主就取代了詹姆斯的位置。新的《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既解决了英国的王位问题,又确立了议会的主导地位。

  这次由英国议会谋划的"光荣革命",虽然没有1640年代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最终完成了暴力革命没有完成的那些任务。不仅专制的王权从英国政坛消失,就是独立的王权也不复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终于在这个岛国正式结束,个人的统治让位给一批人的统治。同时,国王虽然已经成为"虚君",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还是拥有一定的权力,在实际上与议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分权"机制,而这种分立对促进英国的现代政党政治以及责任内阁的建立事后看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这种现代政治普遍认可的相互制衡的架构,之所以得以在光荣革命后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英国社会各阶级最终在冲突中放弃了"胜者全拿"的准则,为失败者提供了出路(甚至对詹姆斯二世,也是让他自行和平地离开英国),使社会以较小的代价完成了政治结构的转轨。这既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种伟大的创新,它为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铺平了道路,也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平台。从另一个角度看,英国这场政治结构的变动历时之长,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不过,所幸这一期间并非总是在打仗,对英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破坏有限;其二,英国内政的这样一个变化的时期,也即是其总体上的软弱时期,欧洲国家之间也在互相争斗,尤其是1618年至1648年的30年战争,使这些国家没有来得及利用英国的软弱而乘机打击它,这对于英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人类的历史上不乏由于内部变革而导致外敌入侵,使改革成果付之东流的先例。

  尽管17世纪的政治变革为英国政治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更为实在的基础,但新建立的立宪政府还不能代表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全国仅有少于5%的人口可以参与选举,而且议会仅仅代表有钱人的意愿。所以,17世纪政治变动的成果只是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起步。不过,英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却是漫长的,甚至什么时间是英国政治民主化的起点,在学界依然还有分歧。这是因为英国民主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选举权是逐步扩大的。如果要追寻其起源,或许可以说,中古时期的英国议会已经具有了某种民主的性质,但它只是一种精英民主,它的实质是精英平等而非所有人一律平等。对于民主的理想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名不符实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只有少数人参与的精英民主的确不是真正的大众民主,但它却不是一种民主的"伪钞",而是现代民主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民主开始从制度和程序上逐步地完善起来。它包括一系列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民主模式:法治、司法独立、权力制衡、舆论自由、没有作弊的选举程序、各种公职人员的任职期限等等。而这一系列惯例的形成,却只能或是必须在一个"精英"确定的政治游戏规则中才能缓慢地成长定型。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民主的悖论:要真正的民主,却只能先在一个有限民主的范围内确立民主的规则,民主的原则必须在不那么"民主"的基础上产生。

  从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看,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拥有选举权的人不到人口的5%,应该说与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人数不多的政治"贵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创造出了一系列现代的政治游戏规则: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内阁制、首相制、政党政治、合法反对党、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等等,使英国的民主从理念到现实逐步地充实起来,并在民众中形成了一整套民主的程序与惯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与公开制度相对应的政治文化,其重要性绝不低于实际的民主制度。于是,英国在扩大选举权的过程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派别,都有某种民主的"共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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