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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地震后读北川县志

更新时间:2010-01-29 12:47:41
作者: 熊景明  

  最终"两次平定暴乱,深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紧接着的清匪运动,枪决17人,反霸运动判处恶霸53人。然后就是减租退押,按当时颁布的条例,通过诉苦、算帐启发阶级觉悟。并成立工作团,吸收农民积极分子260人参加,政府每月发给大米110斤,称"百斤米干部"(343页)。当时米价每100斤约6元,而人均收入每年不到60元,故这些乡村积极分子得到的补贴也很可观。

  减租退押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同时开展反霸斗争,"采取大会诉苦斗争,小会清算追缴,对个别罪大恶极这斗争追缴后判处死刑,打击地主阶级的威风",

  也"明确了租佃关系",按二五减租、三五衡量的政策定出减租方案。最重要的是成立了各级农民自治组织,不少地主富农还被村民推选为农协委员。当时,对大多数地富还客客气气地开座谈会,讲明政策,结果都"自愿"退出粮食、黄金、银元和各种财物。县志均有记载:耕牛五头、生猪3头,衣物426件(52页)。出乎意料的是,当一个个地主富农乖乖地交出财物,接受新的租佃条件,推荐了乡长村长,成立了农协,各地村民开庆祝大会,庆祝翻身,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时,真正的土地改革"暴风骤雨"才开始。

  县志记录了土地改革的细节。1951年2月,162个工作队进入162个村庄。头25天发动群众,建立贫雇农代表会,行使村行政权力;第二个20天划成分,从农协组织中清除地主、富农。工作组的领导下,这些干部中清除了27%的地富分子共981人。即平均每个村庄曾经有六名地富分子去年被村民推举作为农协干部。第三步就干脆地没收、征收了地主、富农土地、财物。"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6525.5公顷(占他们原有土地的96%),粮食3437.7石,耕牛776头,农具2974件,家具衣物11223件。第三步32天,"分配胜利果实",每人分得3、4公顷土地,地主富农分到的是坏地。山区农村好田与坏地的产量差别数倍,而且一般越坏的地离村子越远。不过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令土改失去意义;或者说,对当局而言,土改动员了群众,取得大多数民心,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注三)1952年四月8日,土地从收回来到重新分配的工作便完成了。剩下两个藏族村的土改推到55年10月,也在短短三个月内大功告成。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收了房屋十二万间之多,县志分别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一数字(54页,614页)。县志391页则说"1952年土改结束时,全县农村共有房屋12300间,户平不足一间,其中草房近半"。

  县内一万三千多户人家中,家境比较富裕的有1541户,占11.8%,他们拥有的耕地占42.5%,不到平均占地的4倍。按许多年后的说法,这些富裕或者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可被称为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中有的对租户刻薄,甚至贪婪而不近人情,但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大都是世代辛勤耕作,慢慢积累所致。尤其是"富农",多数人属于省吃俭用、老实巴交的农民。出租土地,并没有触犯法律,他们的主要罪行就是比邻人富有。如果中国的土地改革在今天进行,一定不再会用"消灭一个阶级",将原有的土地主人定罪,强行夺走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种"残酷斗争"方式。县志完全没有记录北川如何斗争地主富农,至今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对土改的研究也极少,不知道全国被斗死的地主富农有多少。被划为地主、富农分子,不仅只土地,房屋、财产被没收,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孙辈从此沦为备受歧视的异类,失去许多公民权利,低头做人,沦为几乎未曾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

  北川土改"划"了地主分子611人,富农分子466人,加上以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揪出的反革命分子84人,1957年反右运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到1979年,对全县1851名五类分子进行清理,1777人恢复社员身份,其余74人,于1983年全部摘帽,解除监督改造(287-288页)。北川薄弱的私营工商业,也在1953年到1957年间,用比农村相对温和的手段收归国有(56页)。

  土改的影响远远超过地富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它不仅打击了草根阶层的先进生产力,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在北川,土地在17年内以强夺的手段三易其主,在乡亲邻里之间,造成多少新仇旧恨?北川历来土匪为患,乡民曾组织自卫队抗匪。打家劫舍的土匪行径为人不齿,而今却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夺取他人财产、土地,将之赶出家门,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都成为正当。所有的不智、不公、不义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强加于人,对之产生疑问是"阶级觉悟低",对之不赞同是"阶级立场问题";被逼害的一方,则毫无反抗之力。颠覆传统道德,否定人的良知判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为从此之后几十年的灾难,包括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种下祸根。

  在夺取政权后,以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名义下,摧枯拉朽;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个人的生命从属于某种伟大的事业,在乌托邦的理想国中,微不足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跃进与饥荒

  

  1958年9月6日,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北川成立,以后半个月内全县便成立了28个人民公社。农民1952年欢天喜地拿到的土地证不久,便没什么选择地加入合作社。此时,还算是自己那片地的主人,两年后,1954年,被赶进初级社,土地证也还算数;1956年,莫名其妙地,连自家的牲口,大农具也要交出来,因为成立高级社了。再过两年,不由分说地,几天之内,那张神圣的土地证成为废纸。最不堪的是原来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也收归集体。紧接着,一个月后,家里的锅碗都得交出去,粮食也交出去。1958年十月底,北川建起1129个公共食堂。

  北川是典型的穷乡僻壤,五十年代粮食亩产平均不到60公斤,到80年代种子改良,使用化肥也只是100多公斤,而且一半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水土流失严重,几乎每年都有灾害,不旱即涝。1169-1976之间,中度到强度的地震就发生过十余次(98-99页)。

  北川森林广袤,但山高路陡,个体伐木不可能,故历来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多少收益。农户自己所种的林木果树也保不住,57年到82年农民的林木所有权数次改变。1957年,全县6.2万公顷农民拥有的林木统统按要求折价入社,农民的自留林只剩6.1公顷。过了一年,这一点自留林全部收归集体。试想一家人辛辛苦苦种了一片果树,三年后收归公有,没有任何补偿。遭如此折腾,三番五次。那,就是生活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1958年北川的森林达16万公顷,覆盖面55.8%,1987年减少到12万公顷,1998年13万公顷。至1957年,森林面积减少6667公顷,森林的破坏除了"国家建设木材需求量增加",大跃进期间,因"大办钢铁"而大量伐木烧炭;"大办粮食"毁林开荒,到1965年累积毁林14533公顷(406页)。

  1958年。9月,从全县调集了青壮年一万多人,即超过半数的劳动力(357页),再加上从外县调来的2万劳力,共三万人"组成钢铁大军,或发薪烧炭,或挖煤开矿…展开钢铁大会战"。实际上是一场人为破坏自然的大灾难。县志在北川水土流失的一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大跃进运动毁林烧炭炼钢即毁林开荒的恶果(464页)。县党委提出要求,将亩产提高从原来的69公斤提高到500-2500公斤,在这些疯狂的指标后面是对所有民众的奴役。白天长时间劳动,晚上开会,"反保守、反右倾、反畏难、反退缩、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扫除大跃进中度各种思想障碍"。

  1959年粮食征购,国家从北川收走了8860吨粮食,超过57年一倍以上。征购粮有两层内容,"征"是农业税的意思,"购"是所谓卖"余粮",其标准是按当年的产量算出来的,即留够农民的口粮、种子、集体支配的机动粮,其余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强制性地"卖"给国家。征购加倍,说明北川县领导向上级报告的产量比上年超过一倍以上,也说明农民的口粮、种子都被拿走了。

  到1961年,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超过三分之一,只有42公斤。这一年的大量征购"造成农民口粮、种子不足(556页)"。后来虽然国家返销粮食救济,但已经过了播种季节。到1962年,饿死人已经非常严重,还征购了4165吨,比国家定的任务超过370吨。按政府在1956年的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是187斤半。北川1961年人均口粮仅92-108公斤,国家返销口粮人均15-32公斤。这年统计1-5月猪肉人均食用量0.23公斤,1962年1.2公斤。人民"普遍以瓜菜和草根树皮代粮充饥(360页)

  1958年6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提高13.8倍(页),实际的结果是:"1961年与1957年相比,工农业产值均递减16.4%;农业产值递减16.5%,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减19.4%,生猪出肥率年均递减35.6%;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减少36.4%(357页)。换言之,离政府的目标差了将近50倍。这些数字远远不能说明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对北川的影响。

  至今,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研究的成因归纳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公共食堂,劳动力离村从事修水利、练钢。还有雪上加霜的"反右倾",错过本来可以及时救灾的机会。以上所有饥荒成因,北川都走到极致。到1960年,全国绝大部分的公共食堂都停掉了,北川一直维持到1961年7月。1959年8月的反右倾,县志有生动的记述。县委扩大会议在一个月中开了三次,每次8-10天,吸收县、区、公社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对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群众运动、政治挂帅六个方面持不同意见者进行现场揭发、批判和斗争。。10月20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会后,各地连夜行动,832名县、区、公社干部和42377个劳动力在三天之内分赴两大"战区"、15个大"战场"和376个小"战场"开展"反右倾。最后413人定为"有右倾思想情绪",81人"有严重右倾思想",33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7-58页)。换言之,这八百多地方干部中,超过一半人曾经多少说了几句真话,于是就成为斗争对象。今天,没有经历过如此场面的人,不容易想像斗争会的恐怖场面。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县志将与大跃进和饥荒相关的史料分别放在不同的章节中,却几乎没有具体的描述。例如在审判工作一节提到,检察机关为了以大跃进的速度办案,实行"一员代三员(侦查员,检察6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提高13.8倍员,审判员);"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局长,法院院长),称为"三合一"联合办案。"正常法律程序被打乱,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293页)。在大事记中提到"1961年2月13日,因严重缺粮,出现群众到回龙公社马鞍山挖食"观音土"事件(28页)。但在人口状况表中可以看到,在1955至1973年之间,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30左右,而1959、1960分别是负的千分之10.6及14.4;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减少将近一倍。两年内人口净减少5千多人,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到底饿死多少人,不得而知(147页)(注四)。

  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结语

  

  县志编撰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一页)。看得出他们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处理素材,尽量保存珍贵的史料,又不违反官方对历史的正统解读。本文只涉及了几个历史时期和事件,也不过端倪而已。县志给研究该县及基层社会历史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至今学术界颇具争议的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影响,都能在县志中看到有力的论据,"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生产受到干扰,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5.9%,农业总产值下降20.1%,粮食减产14.5%"。县志记录到,文革中在学校的一打三反运动,全县442名老师,就有115名受到处分,其中32人被清理出教师队伍(641页)。

  县志作者的水准常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审判工作一节,用短短225个字,精确地描述了几十年中司法制度在戏剧性的变迁。"1955年贯彻实施《宪法》,审理案件严格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1957年"反右"运动中,正常的法律程序、审判制度被废弃。1958年,要求办案要多、要快、要省时、省力,公、检、法实行"三合一"联合办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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