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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重建公共性,重建一个有安全感的社会

更新时间:2010-01-24 12:58:13
作者: 黄万盛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公共性危机

  

  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然后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事实上它的苗头出现得更早一些。大概2007年我在广州谈到美国可能会出现很大的经济危机,后来果然出现了。

  现在美国政府很乐观地宣称复苏的曙光已经出现了,美国的经济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我个人对这个说法有比较大的保留,我认为复苏这个词太乐观了,整个经济复苏的前景还非常遥远,主要的问题是在经济的各个环节基本面上,我们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

  我在美国常常感到有一些不爽,中国的经济奇迹现在在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你到商店里去看,从头开始数起,帽子到衬衣、到毛线衣、到外套、到内裤、到鞋子、到袜子,90%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美国人也很恐慌,有一位美国的家庭主妇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有一年如果没有中国制造”,美国几乎要崩溃,美国的日常消费完全不能维持。如果我们不出去走一走,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的影响。

  在一个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背后,它有什么样的文化消息?中国的经济带给人们文化性、学术性的反思到底是什么?有关中国经济20年繁荣的奇迹背后,到底有没有深刻的经济理念,这一类的经济学著作,中国有没有学者在写?换言之,中国没有一部经济学的著作可以影响世界,中国没有一部哲学的著作可以来叙述我们民族的智慧和理念,中国没有一部历史的著作在世界发生深刻的影响,可以传承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甚至中国的影视作品,在好莱坞得奖等,也都是展现一个博物馆的中国。像陈凯歌、张艺谋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用古代叙事的方式在讲中国,整个中华民族经过100多年的苦难,在最近二三十年当中迅速崛起的文化信息和制度经验究竟是什么,我们自己总结得不够。因此我认为,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我们缺失了一个因素,就是民族的理论性开始消退。

  我觉得,中国本身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中国贫富差距大的问题、中国地产泡沫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非常重要的课题。更重要的问题,国家在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怎样让这个国家的公民,让它全体的成员能够更多地分享这个经济发展的成就,这个后面就是国家的公共性建设的问题。

  到广州之后,我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讲到整个中国的国企,比如以石油、电讯、电能,这些基本上都是被国家垄断的,国企现在的储蓄已经占到国民收入总额的23%,国企的储蓄已经非常高了。这些大行业一年当中给国家上交的只占到中国GDP总数的0.2%,所以企业的发展怎样惠及全体老百姓,这是我们必须开始考虑的问题。在最近公布的基尼指数,中国已经到了5.1,中国的贫富差距事实上已经非常严重了。

  从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比所谓的制度问题,所谓管理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信念。我去普林斯顿大学参观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段话让我非常感动,爱因斯坦说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能够以数量计的,而且并不是所有能够以数量计的事情都是重要的。我们现在讲经济的时候统统是讲数字,一大堆数字讲完了我们认为经济问题讲清楚了,但是隐藏在数字背后更重要的信念、价值、信仰,这一类的问题完全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讲,可是它对于社会更加重要,整个社会的公正、社会的凝聚力,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开发出来。所以公共性的问题现在整个国际学术界受到了相当大的重视。比如讲知识分子时我们要讲公共知识分子,讲幸福指数我们要讲公共福祉,我们讲个人和群体的关系,所以公共性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根据。现在国外比较多讨论公共危机,公共危机背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共性流失,这个社会公共性流失越多,公共危机也就越大。

  公共性在近代社会有一个突出的转变,在古代社会因为它基本上是君主制的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公共性很难和国家的管理匹配起来,但是在具体的运作形态上不能建立公共性,比如说皇帝一言九鼎,真正的社会底层的东西很难与最高权力结合起来,这是君主制决定的。但是仍然不妨碍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在古代社会就提出关于公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在希腊,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的问题,在中国孔子提出了天道人心、大同理想、民贵君轻等,都在考虑怎样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来分享社会的成就和社会的繁荣这样重大的问题。这样的思想就成为了人类进步过程中的指路明灯,每到困难的时候这些思想就在发挥价值。

  

  让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分享改革的成就

  

  现在人们开始反思,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能不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大家都知道,奥巴马将美国医疗改革当作头等大事,美国有学者认为,奥巴马通过医保向美国传递一个意识形态的消息,美国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不能维持,我们应该来发展美国的公共性。后面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呢?美国一共是3亿人口,有4650万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他们没有能力购买医疗保险,差不多是7个人当中有1个人是这样的情况。

  而我们的情况,乡村合作医疗制度在1976年底时,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覆盖率是90%.到了1983年,在中国的农村里具有合作医疗保险的人口只占了11%,到了90年代,在农村能够有医疗保险的人只有20%,到2007年,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当中,1.2亿的农民工,0.5亿的下岗人口,占城市总就业人口的60%,还不包括0.8亿在县城里打工的农民工,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工作保障,工作时间超过工作标准的1.5倍,收入只有国有经济的60%不到,今年的数据更加严重,我这些还是2007年的数据,其中不包括福利差别。曾经有西方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橄榄形的社会,但是专家提出来现在中国是一个酒瓶式的社会,一小撮人高高在上。

  到2008年,情况有所好转,6.6亿城镇人口,加上7.2亿多的农民,加入社保的是3.16亿,比例是20%多一些,如果再加上养老保险,2.2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7%.情况在改善,但是比例还是太低太低了。我们怎样真正考虑让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能够分享改革的成就,这是未来中国社会能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现在大家说要想办法拉动内需,我认为不光是发工资。存了一辈子的钱还不够一场大病的治疗,老百姓怎么将钱拿出来消费?就是再多的工资,没有安全感时他们怎么会消费呢?建立一个广泛覆盖的医疗保险体系,让人们的生活有基本的安全感,消费的前提才建立了,而不是说手里的货币有多少,不是说储蓄有多少,而是他的安全感有多少。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有安全感的社会,这是我们将来的目标。这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国家要扮演的角色。

  另外,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民性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鼓励个人奋斗,同时要鼓励奋斗了的个人,怎么关爱身边的穷人,有一个民族同舟共济、生死患难的情感,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任务。美国是通过基督教的新教,认为一切财富归上帝,慢慢发展出了一些捐赠的体系,像哈佛这样的学校,都是一些校友发达之后的捐赠。美国民间的捐赠力量是比较大的,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基金会都是由民间捐赠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究竟给社会回馈了什么?如果我们的富人对芸芸众生的贫困人口没有基本的同情,这个社会有没有合法性?有人问我社会崩溃的标志是什么,我说社会崩溃的第一个标志是同情心的沦丧,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同情心了这个社会就完了。

  现在我们是大批的天下寒士买不起房子,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我们还有相当数目的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我们有不少乡村学子付不起学费,我们还有大多数人完全没有任何保险,虽然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还有很多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严肃对待,要持续保持我们的繁荣都会很困难。

  

  回到中华民族的本土资源

  

  我们不是简单地跟着西方走,西方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弊病,成为我们的教训,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回到我们自己最深刻的资源,我们内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储备资源,能不能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更新的世界观,现在我们是处于制度突破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制度危机,使得创造一个新的制度成为很大的可能性。前段时间海外重视《孙子兵法》,现在认为光是兵法不够,儒家后面的人文关怀、公共关怀可能更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它不能搞群众运动,不能搞拔苗助长,不是搞几个明星般的人物到处讲演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前段时间教育部有人到哈佛访问,我就提到一个问题是修身,佛教有闭关,儒家也强调修身,这是自我培养的功夫,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修身,就是将自己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现在修身的传统我们断掉了,我们每天都在那里批评和自我批评,多半都是做给领导看的,真正面对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心智,能够有深刻的自我反省,这个功夫不够。

  有一些深刻的资源,现在是值得我们重新来重视的,而且这些重视是要从基本的教育开始,慢慢地可以将这一套资源带到社会层面上来,而这一套东西就是中华民族的社会资本,所以不能完全地依靠市场来解决这个社会所有的问题。光依靠市场会有很大的麻烦。比如我们每天需要喝一点牛奶,美国想的办法就是怎么让老百姓喝牛奶越来越多,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生产,有越来越多的生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买,就会赚更多的钱,结果人们越喝越多,肥胖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甚至是减肥的钱都可以去退税。

  我们如果只注意市场的话,我们就会将一个企业如何谋取利益当做第一使命,可是我们知道经济真正的意义在于经世济民,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变成了计量经济学、部门经济学,一大堆的数字、一大堆复杂的数学模型,甚至连数学家都看不懂的模型,他们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单位资本的最大效益,同样是一块钱怎么赚更多的钱,这是经济学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分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问题。这样的一个经济还是人文的经济吗?我们现在面对很重要的问题,从经济学的理论到关于经济的理念,到关于经济的制度安排,到每一个人经济行为背后的伦理自觉,这些都在经历全面的考验,而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公共性。整个经济的环节,如果有充分的公共性介入其中,我们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危机,我们可以让所有的人分享经济的成就,来建立公共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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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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