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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

——《中国的儒学统治》出版说明

更新时间:2010-01-23 18:22:21
作者: 刘绪贻 (进入专栏)  

  

  (一)

  

  我生在旧社会,年轻时家境清贫,但学习成绩优秀。戚族朋友都对我期望甚殷,我自已也希望长大后事业有成,不过我清楚知道,在旧社会里,“朝里无人不做官”。我家无龙鳞骥尾可攀,进仕途不大可能,也不会有出息,我亦无兴趣。这样,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在高中读书时,通过阅读《独立评论》,颇慕胡适之为人。当时,我不理解他对国民党政府是小骂大帮忙,只以为他不惧国民党政府高压,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很希望自己有—天也能像他那样当个大学教授,凭自己良心著书立说。但我又想到,要想长期安安静静地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国强民富,社会安定;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政权统治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便—直成为我知识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虽然思考、研究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不能面面俱到。于是,我想探本溯源,先寻求这个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并以《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经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是和中国2000年的儒学统治分不开的。

  西汉初期,在陆贾、叔孙通等儒家的诱导下,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发现强调“忠君”、“尊君”思想的儒学对其专制统治非常有用,渐相依靠,儒家于是逐渐得势,并从儒学中日益获取很多优惠。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怂恿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只要考试及格,便可不纳税,不服兵役和徭役。他们还试图垄断政府官职,而且在西汉元帝时基本取得成功。自此时起,皇室和儒生阶层更从儒学中获得深厚的既得利益。东汉光武帝为了保证皇家统治的稳固,进一步鼓励读经,并对未入仕途的儒生也从物质和精神上予以奖掖。这就更增加了读经的实用价值。隋、唐两代,鉴于魏、晋、南北朝儒学有所削弱,影响皇权巩固,于是建立以儒学为唯一或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使以皇室和儒生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从儒学中获取的既得利益更加制度化。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益严密而强化。宋时儒生犯罪,可以要求延期惩罚。明、清两代,儒生又被授予许多特权。除皇亲国戚外,儒生或士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居于最上层,所谓“万股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报答“皇恩浩荡”,儒生在解释、讲说、演绎儒学时,总是努力为皇权辩护,扩大与强化皇权,并使皇权神圣化。

  为保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从汉代起,皇家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比如工商业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除魏、晋、南北朝时期稍有变动外,一般说都是这样的。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

  由于以上原因,两千年来中国的朝代—变再变,但都只换了皇室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儒生阶层中,旧的家族和个人可能被排除了,新的家族和个人进入了,但作为一个阶层,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加强。凡是不同于或异化于儒学的事物,是不能在中国社会得势的。比如,儒家阶层禁止言“利”,商业和工业知识与技能只要是开始抬头,便会受到压抑。又比如,由于儒家鄙视奇技淫巧,侈谈玩物丧志,科学技术在中国也受到冷漠甚至压制。同样,法学和法家在中国社会也总是处于弱势。西汉年间就开始了这种压制,到解放以前的大约300年间,由于西风东渐,建基于儒学的中国社会制度和秩序逐渐动摇,依附于此的中国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这种压制往往便变得更为典型了。这就是儒学在中国统治2000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原因。总的说来,儒学统治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碍作用的。

  

  (二)

  

  比起一般硕士论文来,我这篇论文的写作花了更长的时间,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但却遭受到一番曲折的遭遇。我当时的好朋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俄语的美籍犹太人马尔科姆·柏逊(Malcolm Bersom),是个普通话说得很好、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和某些中共党人和民主同盟盟员有联系的美国学生,他仔细读了这篇论文,同意论文的主题思想。芝加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教授夫妇是我清华大学老师费孝通教授好友,由于这层关系,雷德菲尔德夫人也仔细读了这篇论文。她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论文中某些对儒家文物制度的尖锐批评并不太同意,但她认为这篇论文较有份量,经过一定加工便可作为博士论文。可是,当论文交到我的导师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教授以后,他说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献不熟悉,把论文转交给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所副教授、颇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赫利·G·.克里尔(Herrlee G.Creel)夫妇评审。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克里尔在学术思想上是倾向儒学、反对进步思想的,平时他对我借阅中共党人吕振羽的著作,就表现出一种不屑和不高兴的神态;在政治上,他是站在中国国民党一边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和当时美国众议员、美国院外援华集团(实际上是援助蒋介石独裁政权的集团)积极分子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其中文名字为周以德)是好朋友,曾请贾德到芝加哥来向中国留学生宣传他们的观点。所以,我感到克里尔夫妇很可能受他们意识形态的制约,对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知识也很片面,对我的论文并不能作出公正的学术评价。事实也正是这样。他们否定了我的论文。但是,我对自己的论文仍然怀有信心,而且也相信我的导师沃思能听进我的申辩。我对沃思说:“我不是选读过你教授的《知识社会学》课程吗?知识社会学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个人和社会集团所认为的真理,都和其所处社会地位、思想志趣、既得利益等等密切相关。克里尔夫妇是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 他们喜欢儒学,深深同情提倡研读儒家经典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我的论文则彻底揭露儒家学说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认为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原因,并认为提倡读经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是儒学统治的余孽犹存。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尔夫妇能对我的论文作出公正评价吗?”沃思教授听了我的申辩后笑了笑,而且点头认可了。他把我的论文寄给了康奈尔大学的另一位汉学家(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这位汉学家不仅像马尔科姆•柏逊那样同意我论文的主题思想,而且颇有赞美之词。因此之故,再加上沃思教授认为耽误了我计划回国的时间,他还帮助我获得一笔小小奖学金。

  

  (三)

  

  1947年暑假回国后,9月到武汉大学教书。从1948年到1949年初的一年间,我发表了30篇文章(我选了其中23篇,题名为《黎明前的沉思与懂憬——1948年文集》,已由武汉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些文章大都是从我对中国儒学统治的研究引发出来,批判解放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知识生活的。它们不仅引起许多大、中学生以及留学生的同情和呼应,也得到一些持异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共鸣,还有一位有文化的僧人写信给我表示赞赏;同时也引起中共武汉市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并导致我于1949年初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摆脱了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在3年恢复时期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运动,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主义,使我心情愉快,感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再是遥遥无期,而且已经在望了。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如胡绳所说:“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下许多问题,……来不及反复研究和慎重决策,就在改革高潮中被掩盖起来。”(见其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也就是说,我们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改革还不彻底时,过早过激地进行了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如胡绳所说,1957年9--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见上引书第359页。)这样,1957年末起,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就放松了对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主义残余及其理论基础----儒学进行不懈的必要的斗争,而只是集中地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经过‘‘三落三起”,清醒地意识到1978年以前2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号召大家要打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所造成的“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解放思想;而且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还“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这个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字眼,但其主旨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邓小平深深感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对实施改革开放的严重阻碍作用,并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着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多少少都带有些封建主义色彩”,他还进一步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的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划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专制主义作用;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由于清晰地看到、感受到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惊人泛滥,他紧接着提出:“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四)

  

  由上所述,足见“必须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论点,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坚持邓小平理论已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是否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既是为了避免“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又从法律角度提到了是否违反宪法的高度,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重大问题。那么,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对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这个重要任务,我们完成的情况如何呢?看起来是很不理想的。人们只要留心,就会从日常生活中,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的实际运作中,从报纸、杂志上,从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里,看到、听到、体会到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指出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还十分流行,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猖镢,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和有识者的深深忧虑。我们以下略举数例。1986年7月,资深革命家和学者李锐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札记”中指出,“当前学术界在文化问题上有以下一些主要观点:鉴于中国目前改革、开放遇到的一些阻碍,应当特别重视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重视长期封建主义禁锢所造成的心理、思想、习惯上的惰性。应当总结五四运动以来,在思想启蒙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它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所起的推动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例如,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和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科学运用所起的消极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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