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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帕登:波普尔的反乌托邦主义和开放社会概念

更新时间:2010-01-23 17:58:42
作者: 罗杰·帕登  

  

  [美]罗杰·帕登 著

  陈祖召 译

  

  【提要】本文立足于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解读与分析,评价了波普尔的反乌托邦主义论证以及他的开放社会思想。波普尔基于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的三种区别来展开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它与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支持并不协调。为了挽救波普尔的政治理论,必须对其核心论据进行重建,而这种重建却需要付出代价,这意味着波普尔并非普遍地反对乌托邦主义。波普尔将开放社会视如自由社会,由于他的理性或合理性概念的歧义性,自由主义的两种形式在他的著作中都可得到证明,但批判的自由主义更接近于波普尔的本意。

  【关键词】波普尔、乌托邦主义、开放社会、自由主义

  

  乌托邦主义,作为政治思想的一个基础,是用来描述理想社会的一个具体而详细的概念。自从它在希波达莫斯和柏拉图的著作中开始应用起,它已经在政治哲学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了。然而,在近代,乌托邦主义已经在多条阵线上受到了攻击。1大多数攻击来自乌托邦式自由主义的对手。但是,说也奇怪,本世纪也已看到,乌托邦主义遭受到来自自由主义阵营自身之内的攻击。2比较使人感兴趣的是,一批自由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包括卡尔·波普尔、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J·L·塔尔蒙,都攻击过乌托邦主义,不单是由于乌托邦政治运动常常产生灾难性后果,而且,也由于它在原则上是有缺陷的,尽管它早期和自由主义有过密切联合,但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并不协调。

  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的攻击令人遗憾。首先,尽管达到了目的,他们对于乌托邦主义的攻击削弱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而这些核心要素,对给予自由主义提供任何充足的保护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自由主义需要乌托邦主义。其次,任何完备的政治哲学必定包含一种乌托邦要素,因为倘若不进行至少那么点乌托邦式推测,则不可能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政治哲学需要乌托邦主义。因此,把乌托邦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必要部分来加以保护是重要的。对于乌托邦主义最具影响的自由主义抨击之一,即由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所阐述的哲学上的论证,是不牢靠的。然而,波普尔的论证,由于具有两个相联系的优点,是值得去研究的。他的策略——从认识论上保护自由主义,以及试图将自由社会重新概述为一种开放社会——这两者都很明智。实际上,按照他的开放社会理论来理解,他的论证,作为反对乌托邦主义的一种有缺陷的自由主义论证,不及于作为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可靠的认识论上的和乌托邦式的保护。

  

  1、波普尔的反乌托邦主义论证

  

  令人遗憾地,波普尔对于其反乌托邦的证论在阐述上并不清晰。部分问题在于他按照存在于两种社会工程形式即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的区别,来选择展开他的论证。波普尔以三种不同然而又有重叠的方式来作出他的区别,并基于他对于这些区别的不同描述作出了三组常相冲突的论据。

  波普尔第一次在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作出区别,是在下述这段文字中: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零星工程家]试图通过可以不断改进的小调整和再调整而达到目的……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前进,谨慎地比较着所取得的结果,总是提防着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而又并不期望的结果;而且他将避免发动这样的改革,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范围而会使得他难以理顺原因和结果,同时他也不明白自己真正在做些什么。[与此相反,]……乌托邦工程……目的在于按照一种明确的计划或蓝图重新建构“社会整体”。3

  基于这两种工程形式所提议的改革之范围的不同,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区别。乌托邦工程师提倡同时变革整个社会,而零星工程师则倡导仅仅作出许多有限的变革。因而,由此可见,这两种工程形式是在他们试图变革的程度上有别。乌托邦工程师试图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而零星社会工程师则满足于有限的变革。然而,这两种工程形式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晰,因为至少存在两种方式可用来解释激进变革和有限变革之间的区别。正如Gürol Irzik指出,激进的变革要么由于实施许多小规模的改革而发生,要么由于实施一个大的变革而发生,而有限的变革或可由于执行单独一个变革而发生,或由于执行一系列小变革而发生。4

  此外,正如帕特里克·肖所指出,波普尔的区分,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社会工程的理念里存在着某些剩余歧义性,而更加难以理解。尽管所有的社会工程师都在社会中作出变革,社会改革家进行变革的目的在于改进社会,社会科学家也作出变革,但将它作为实验——它们被设计来产生关于社会运转的知识——的一部分。5鉴于这两类正交的区别,那么就可能以四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波普尔在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所作的区别,并且,由此可能建立四种不同的论据来反驳乌托邦工程。这样的话,波普尔就可以指出,乌托邦工程是一种贫困的社会改革方法,因为通过发起一个大的变革,或者许多小而同时的变革,它将要承担意料之外的、不期望的、以及最后道德上不正当的等诸种结果的风险。或者,他能够表明,乌托邦工程导致了不好的社会科学,原因在于,通过设计那些要么牵涉一个大的变革要么包含许多细小同时的变革的社会试验,它将不能产生任何科学上有用的信息。有证据表明,波普尔构建了所有这些论据,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湛技艺。6

  看上去似乎乌托邦主义处境不妙。然而Irzik提供了一些可靠证据,表明波普尔的论据中仅有一条足够坚固,从而可从原则上质疑乌托邦工程。7他的论据就是,从一个社会试验中——在其中,若干变量同时变化着——难以获取任何有价值的知识。但是,这条论据缺乏说服力。正如Irzik指出,通过非干预主义者对于导致某种结果的若干因素的效果进行观察性研究,是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知识的。例如,许多流行病学研究就是基于这种方法。此外,能够表明,在多变量分析中的研究进展,使得孤立这些影响——即一个变量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甚至当很多变量同时变化——是可能的,因此,可以允许科学家们甚至从乌托邦试验中得到有价值的知识。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这条反乌托邦的论据是合理的,它的范围是如此有限,以至于它看上去难以支持波普尔对乌托邦主义广泛的谴责。无论如何,它并不能应对波普尔对于作为一种社会改革形式的乌托邦工程的反对。

  波普尔对于乌托邦主义的反对比Irzik所设想的更为基本,然而,为了便于理解它,有必要讨论对乌托邦工程与零星工程区别的另一种解释。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写道:

  乌托邦方法可以描述如下:任何理性行动必定具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当它有意识地且始终如一地追求其目的,以及当它根据其目的而决定其手段时……在同等程度上是理性的。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决定我们真正的或最后的目的,我们必须从它们清晰地区分出那些实际上仅仅作为手段的中间的或局部的目的……假使我们忽视了这种区别,我们也必定会忽视去追问这些局部目的是否有可能促进最终目的,相应地,我们将不能理性地去行动。一旦运用于政治活动领域,这些原则要求我们在采取任何政治活动之前,必须决定出我们的最终政治目的,或理想国。只有当这个最终目的确定之后……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我们目的所趋向的社会的蓝图一类东西之时……我们才能开始考虑实现它的最好方式和手段,并且制定实际行动的计划……[相反]零星工程师将……采取这种方法:即寻找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并与之搏斗,而不是寻找最大的善,并为之而奋斗。8

  基于它们的社会改革之方向的不同,波普尔将乌托邦工程从其零星相对方中区分开来。从这种观点看来,乌托邦工程师定位于趋向未来的善。以一个可能的理想社会的某些概念为开端,他们试图促使现存社会向那种理想社会改进。相反,零星工程师,定位于面对某些现存的恶。从对于现存社会的审查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它最坏的问题——他们试图使我们远离那种恶。区分这两种立场的乃是程序。乌托邦从一个最终的、对于未来的远见开始,而零星工程师则从对现状的评估开始。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则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的区别,基本上与它们的倡导者所提议的改革范围无甚关系。因此,这种区别不能根据激进变革对比于有限变革而作出,因为两种工程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主张的变革的规模是纯粹偶然的。就乌托邦工程而言,这种区别取决于一个特定现存社会与一个理想社会之间差距的规模与性质,就零星工程而言,这种区别取决于存在于现存社会中问题的数量与严重性。最后,基于这种解释,这两种类型的工程间的区别是两种社会改革方式间的区别,与社会科学并不相关。

  考虑到这种解释,一些对于乌托邦工程的攻击就可以发动了。波普尔发动了其中的几个:我们缺少关于社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任何有效的乌托邦行动所需要的;我们缺少长期的政治意志来可靠地使一个乌托邦工程达到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样一个长期工程将会使许多人承受不公平的负担,包括所有中间的那若干代人;并且乌托邦社会改革并非被特定的现存不满所激发,他们惟有通过暴力和压迫方可成功,而这是非道德的。9最常见于波普尔著作中的论据是最后一种。波普尔在下述的一节文字中,首次将乌托邦主义和暴力联系起来了:

  每一种想贯彻大规模规划的尝试,必然是给许多人[他们受益于现状]造成相当不便的一件事……因此,总有一种趋势要反对这种计划并且抱怨它。对于其中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将不得不置若罔闻,如果他们希望最终要取得任何进展的话;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将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如此以来,他们也必然总会压制合理的批评。10

  然而,这个论据似乎已经透支了。毕竟,仅仅由于某人的目标遥远或宏伟,就怀疑他或她具有暴力倾向,可能是一个错误。这样,尽管许多以乌托邦工程为目标的尝试可能卷入使用暴力,然而这条道德上的论据并不能表明乌托邦工程在原则上具有什么错误,这同一观点也适合于其他论据。有一些理由可以确信波普尔本人对这些将乌托邦工程和暴力联系起来的道德上的论据并不抱有很大的信心。尽管毋庸置疑,他相信使用暴力压迫持不同意见者是不道德的,他也没有强调这个伦理观点,而是接着去辩论这些:

  这一单纯的事实,即必须控制对不满意的表达,会将对满意的最热情的表达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这样,也就很难确定那个规划在个别的公民身上究竟反响如何这一事实;假如没有这些事实,则科学的批判将是不可能的。11

  波普尔表示,乌托邦暴力使得对于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进行科学批评成为不可能。将乌托邦主义与暴力相连接中,波普尔试图从两个独立的理由——道德上的和认识论上的——去谴责乌托邦主义,这两者中,认识论上的理由更为重要。波普尔对于乌托邦工程道德原则上的谴责依赖于他的信念:即乌托邦主义和理性是不可协调的。

  Irzik强调,全面的不可共容性不应该与内在于乌托邦试验性的社会科学中的特定技术性困难相混淆。而且,全面的不可共容性存在于波普尔对于乌托邦主义的哲学批判的核心部分。波普尔通过对乌托邦主义的不可救药的非理性特性的反复暗示,已使得这种批评的重要性能够被理解了。尽管一些乌托邦作家以科学性自命,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主义,至多,不过是“伪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属于一种“前科学状态。”12他非常坚定地指出,乌托邦思想必然是“先验的”,并且“背离了科学方法的原理。”13而且,他表示,“非理性主义……内在于激进主义[的所有形式]中,”包括乌托邦主义。14最后,也许是最具揭露意味地,他将乌托邦主义和神秘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进行了比较。15

  波普尔第一次概述这个论据——它主张乌托邦主义和科学完全不相容——是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

  与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相关的问题必然会迫使乌托邦主义者——无论他是否愿意——力图用制度的手段去控制人的因素,并且延展他的方案,以便不仅包括有按规划进行的社会改造,而且包括对于人的改造……用意良好的乌托邦主义者似乎疏漏了这一点:这一方案蕴涵着一种对失败的承认,甚至在他开始实行它之前。因为它以这一要求——我们去“塑造”那些男人和女人,使他们适合于他的新社会——代替了他的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使之适合于男人和女人在其中生活。显然,这就取消了检验新社会成功或失败的任何可能性了。因为,那些并不乐意生活于其中的人,于是只好承认他们自己还没有适应生活于其中:他们的“人类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组织。”但是,没有检验的可能性,关于“科学的”方法正在被应用的任何说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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