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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相宜: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更新时间:2010-01-08 04:02:38
作者: 黎相宜  

  

  摘要: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关键词:框架借用;草根型框架借用;精英型框架借用;失地农民;知识精英;置换

  感谢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焰老师和张永宏老师,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在课后与他们的讨论中形成的。感谢王宁老师、张永宏老师,他们在阅读完初稿后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文部分实地调查资料是与中山大学贺霞旭同学共同完成的,在此一并感谢!文责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占用耕地,出现了新的“圈地运动”。一些开发商用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然后以征收地价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高价将土地转让,农民却所得无几。据有关专家估计,在城市周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获得的补偿往往只有土地商业价值的5%210%(丁恒龙,2005;沈关宝,2006;赵蓉,2006)。失地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就利益表达途径的有效性而言,失地农民真正能够接近和利用的管道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区组织(主要是村组织)和信访部门,但在征地过程中,村组织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侵害相当普遍,并且十分突出。鉴于这种情况,失地农民能够借助的往往只有信访管道。然而,由于信访部门的职责所限,信访管道对于失地农民进行土地维权的实际帮助是极为薄弱的,失地农民经常是多次上访或者不断越级上访之后,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在直接的、有效的体制内利益表达管道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用体制外的利益表达就成为失地农民的必然选择(徐琴,2006)。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是指得不到正式制度支持的集体抗争方式,经常是群体性的、对抗性的和破坏性的,甚至会导致激烈的冲突。但由于失地农民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有限,维权管道不畅,维权成本高,在集体抗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其他精英群体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弱势群体能否完全实现利益诉求的表达,而精英群体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个过程会给不同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行利益诉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图通过对处于同一时空下的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比较研究,讨论以上问题。

  

  二、理论框架:精英型框架借用与草根型框架借用

  

  框架分析是由戈夫曼(Goffman,1974)提出的一个微观社会学概念。所谓框架(frame)这一概念指的就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运动积极分子所提出的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改造主张并不一定就是他们想动员的大众或想联合的其他组织所能直接接受的框架。为了避免传统的社会运动分析对社会运动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泛泛而论的宏观处理方法,斯诺及其学生把戈夫曼的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概念运用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其核心思想是,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框架整合过程称作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是指一群人通过有意识的、策略性的尝试形成关于世界与他们自己的共同理解,以达到正当化与鼓舞集体行动的目的(Snow et al.,1986:464-481)。迈克亚当(McAdam,1994:36-57)认为,构建框架的意义不只是纯粹为了沟通或建立共识,还在于其策略性作用:利用政治舆论、维持参与士气以及减少反对阻力。越是背离社会主流的社会运动主张,越需要这种策略性框架。构建框架往往带有高度的策略性,在其中运动者的真实意图被隐藏起来,表面上呈现的是某种修饰过后的版本。

  社会运动的框架整合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框架搭桥、框架扩大、框架延伸和框架转换(Snow et al.,1986:464-481)。赵鼎新(2005:213-214)在其基础上提出第五种类型,并称之为“框架借用”。如果一个群体有很强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又找不到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相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武器,这个群体就有可能会去借用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来作为他们所发起运动的话语框架。

  无论是D.A.斯诺等人对框架整合类型的归纳,还是赵鼎新对于框架借用的分析,都是针对一个社会运动主体。实际上,不同群体的社会运动由于自身需要,经常会进行相互之间的框架借用,尤其对于共享一个“主框架”(斯诺、本福特,[1992]2002)下的不同运动群体来说,更是如此。

  所谓主框架是指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不同群体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主框架影响了社会运动时间上的周期和空间上的聚合,不但有助于各种社会运动在一个抗议周期内的形成和先后接续,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众多的策略选择(Snow Benford,1988)。通过“霸权”话语,使在主框架下不同群体之间进行相互的框架借用成为可能。框架借用是指一个群体由于自身策略性构框的需要,往往借用同在一个主框架下其他群体的框架。

  根据群体运动框架的主体,可分为精英型框架借用与草根型框架借用两种。关于精英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按拉斯韦尔(1992:3)的定义,除了权力(政治精英)外,还有财富、名望和知识等方面的“精英阶层”,取得价值比较多的是精英。这里要借用资源动员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概念。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一个社会运动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将越来越成为决定这一个社会运动的规模和成败的关键(McCarthy Zald ,1977:1212-1241)。因此,本文将取得动员资源比较多的群体称为“精英阶层”或“精英群体”,将取得的动员资源较少的群体定义为“草根阶层”,也称为“弱势群体”。“精英动员”与“草根动员”则指以具备两个阶层属性的群体为主体的策略性构框的过程,而且无论是哪个群体的动员都作为一个贯穿于集体抗争始终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出现在集体行动的前期。

  当分属精英和草根阶层的两个群体在共享一个运动主题时,精英阶层在精英动员过程中向草根阶层(grass roots class)进行框架借用被称之为“精英型框架借用”。“草根型框架借用”则相反,指的是草根阶层在草根动员过程中向精英阶层借用框架。

  框架分析理论实际上是在“运动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极有组织”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的。这种假设对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层组织高度发达、大量运动已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对研究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就有问题了(赵鼎新,2005:213-214)。

  在中国,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力量薄弱,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大量竞争性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运动之中,共享一个主框架的不同运动群体也往往会借用其他运动群体的话语框架。决定哪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不仅是临时凑成的运动组织的领袖,而且还有主框架下其他群体的叙事框架。

  因此,将框架借用进一步区分为精英型与草根型,可以将研究视角从一个运动框架拓展到研究主框架下其他的运动框架,并重点阐释不同性质群体的框架借用的产生及运行的结构性机制。

  

  三、研究设计和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法收集资料,运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进行分析。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在2006年和2007年收集的,包括以下几部分:①2006年5月13日,Y村1业主聚会的现场记录;②2006年5月和6月,与业主维权“领袖”进行QQ聊天得到的文本;③2006年5月到9月,2007年4月,对G 村至今仍滞留的部分村民进行访问而得到的访谈资料;④Y 村业主建立的“维权网”上的文本和音像资料。

  本文中凡涉及地名、人名处,按人类学方法,均作技术处理,下同。

  (二)研究对象

  X 岛位于南方某城郊区的东南方,政府为兴建大学城将全岛征收,迫使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与近十几年来在此建设Y 村别墅的居民迁离。目前为拆迁仍在进行集体抗争的主要有两个群体:G村部分失地农民与Y 村业主。

  1.G村失地农民的抗争

  G 村原属X 岛的6个自然村之一,由于兴建大学城,目前G 村未被拆迁的地方仅剩一座祠堂,位于大学城的中心湖区,现在所有留下的村民都住在此祠堂中,总数约200多人。未搬迁去的G 村不属于大学城中的4个保留村之一,它被孤立和隔绝起来,其非合法性使其村民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G村村民极少与大学生和外界人员接触,排外现象较严重。

  G 村的窝棚先后被政府强制拆迁过16次,原因是窝棚搭建在中心湖区小山上,政府希望他们迁移到XZ镇,但村民觉得被政府欺骗了。

  政府都是骗我们的,我们在自己的地方(目前大学城的G 村)建个房子100元/平方米,但在XZ镇就1000多元/平方米。现在迁到XZ镇的人也认为政府骗了自己的钱,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没那么多钱买房子。政府是赔了钱,但我们还是没钱。(2006年5月14日访谈资料:G2M2A)1「G 代表G 村,M 代表男性,后面的F 代表女性,A 代表被访者的序号」

  现在留在祠堂内的村民有的去卖菜,男的做建筑工,女的干点手艺活。一位在祠堂内做珠绣的中年妇女说:

  一块布上的珠绣要做上两天,早上9点做,晚上10点收工。有人来收(布),一个(块)布1.20元??孩子现在读书费用很高,大的在XZ镇读初三,小的读初一。(大的)准备中考啦,我们当然希望他能继续读啦,但是如果考不上(高中)

  那就只能出来工作。如果能读,我们都会供的。平常跟他(在XZ的)叔叔婶婶住在一起,周末才回来。我们搬到XZ那里,哪有钱啊,还要买保障,孩子哪有钱读书??(2006年9月8日访谈资料:G2F2B)

  现在留在祠堂内的村民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

  如果签字,按照苛刻的补偿价格,我们会失去自己原有的赖以生存的土地,房屋之后所获得的一、二十万元钱,除去购买政府指定的“安居房”和缴纳社会保险之后,我们没有什么钱剩下了。这正是最后我们200多名村民宁愿住在帐篷并被一再驱赶仍坚持抗争的原因。我们要求在原地建村,这样我们有土地留下来给孩子,去了XZ镇就没土地了。(2007年4月26日访谈资料:G2M2C)

  2.Y村业主的抗争

  与G 村农民的集体抗争不同,Y村的主体大多为画家、雕塑家、摄影家、建筑师、园艺师、工程师、教师和编辑等知识精英阶层。如果说前者属于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或草根阶层,后者则应当属于当今中国的精英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后者的集体抗争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中间阶层的社会运动”(张磊,2005)。

  Y 村始建于1994年,它并不是真正的村庄,而是XZ镇X 岛南边的一块商业用地。2003年,大学城在X 岛兴建,在当年8月29日至2004年4月29日Y 村拆迁完毕。业主们对此拆迁提出了诸多质疑并展开了抗争。Y 村业主、建筑设计师W 先生的房子被强拆后,与其他20多位被强拆业主组成了一个维权组织,并建立了一个维权网站,维权行动持续至今。W 先生告诉笔者:

  Y 村的所有业主均取得了省人民政府核发的《房地产权证》。这意味着业主们拥有国家认定的房屋所有权和70年的土地使用权,我们是合法的!(2006年5月13日访谈资料)

  我们绝不放弃,被强拆的业主之所以不肯签名同意拆迁,是因为一些做法太过分,分明是违法的欺负合法的。(2006年5月24日访谈资料)

  Y 村业主与G 村村民的集体抗争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展开的,两个群体的抗争目标既有重合也有分歧。那么在整个大学城维权运动中,这两个群体是否存在着框架借用现象呢?笔者将对Y 村业主维权和G 村村民维权这两个集体抗争的动员机制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影响集体抗争过程的因素。

  

  四、G 村失地农民:弱势群体的草根型框架借用

  

  失地农民拿起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及以房地产商为代表的经济精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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