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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一种可能性的分析

更新时间:2009-12-28 02:24:35
作者: 庞金友 (进入专栏)  

  公民社会是一个两端连接着政府与民众的通道。通过这个通道,特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可以通过自己的团体向政府表达,并以一种比较规范化的方式向政府机关施加影响。这对政治管理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这是一种重要的公民社会参政的方式,它有助于形成民主化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简言之,从主体结构维度来看,公民社会对民主化发挥着积极推动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的畅通,有利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还有利于政治管理和政治稳定局面的开展。

  (三) “以社会制约权力”:权力结构层面

  公民社会之所以在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中处于中心地位,就是因为它的权力结构在限定、分化、控制国家权力并使之合法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此时的公民社会被视为一种消极的防御机制,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的中坚力量。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治领域中的核心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以及关系模式,不仅是公民社会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也极大地影响着民主化能否顺利地进行。公民社会自始至终致力于社会权力的分配或国家权力的制约,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和谐或均衡的状态,这也是民主政权的一大特征。在体制内“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础上,公民社会通过发挥公民社会文化即某些公共伦理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督促和完善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责任或义务,使权力持有者处于一定的压力之下从而可以负责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以促进社会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这样,公民社会就在国家与公民之间设立了一面盾牌,使公民社会内的成员免受或较少受国家权力的直接侵害。这块中间领域也是一个缓冲区,它使巨大的国家权力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分散和缓解。

  制约权力只是对公民社会权力结构消极层面上的一种理解。从积极意义来看,这个消极的权力制约机制也可以转化成为积极的促进力量,因为它也可以成为公民与国家进行信息交流和传输的传送带。在理想状态下,一个活跃而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门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民主政体的运作。这种政治沟通可以节约民主的交易成本,通过识别、集中和转达政治要求,使其脱离蛰伏状态而进入民主的流通过程。实际上,它已经在起着一种制度化的效应。

  另外,公民社会文化在发展成熟后,可以对社会及其成员产生一定的约束,缓解了作为公共体的国家与作为原子化个人的公民之间的基本矛盾。公民社会在坚持和遵循一系列的民主规范和原则的同时,也会生产一系列新的政治产品,从而重新界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实现创制的作用。D.·比瑟姆(D.·Beetham)认为:当遵从——即在制度框架中行动——构成了所有相关政治力量实行的分权策略的均衡状态时,民主就得到了巩固。[8](77-78) 德伟尼·伍德(Wayne Woods)也赞成这一主张:在许多非洲国家,公众正试图构建一种对国家精英具有约束力的政治责任制度。这一制度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业已发现,但它同建立在种族、地域的或世袭的原则基础上的责任制度截然相反。[9](95)

  通过对公民社会所做的结构-功能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公民社会能够划清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疆界,构建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提供“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机制,因此,它对民主化的推动与扶助作用是实在而可能的。

  

  三、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文化和谐

  

  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公民往往通过公民社会进行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决策,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力量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公民社会特有的公民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又会与民主化发生怎样的关联呢?我们可以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分析。

  (一) 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文化

  1993年,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发表《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此书中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随之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此后的几年里,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关注、回应与批评随之而起,以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研究热潮便应运而生,且势头强劲。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对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分析范式。继阿尔蒙德(Almond)之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政治文化这个论题,但人们往往只是将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要素引入政治话语之中。而社会资本这一更为宏观的文化分析范式,却可能提供一个更大的背景足以将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纳入其中。

  社会资本这一话语在西方社会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它根植于一种深厚的文化反思。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出现了一种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更小的共同体回归的双向变化。70年代末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繁荣对这种双向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普特南所看到的,个人的原子化状态背离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互助的共同体传统,造成了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进而使美国的民主制度背离托克维尔时代的状态。而卡尔·博格斯(Karl Bogues)也认为这种衰落是对长期以来确立的公民传统的反动,割裂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削弱了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和谐。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直接推动了理论界对既有理论范式和概念的反思,社会资本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利于人们将研究的重点向制度、文化理念等社会的深层结构转移。

  由于社会资本是由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所以它实质上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观表象,它促使人们相互合作与信任,理解与同情。这种心理倾向就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美国的民主》提及的“心灵的习惯”,[10](379-384)也是罗伯特·贝拉赫(Robert K. Fullinwider)在分析美国的共同体生活时督促人们注意的东西。社会资本可以将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的算计者,转变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并由此成为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在这个意义上,根植于信任与合作的社会资本就是公民社会文化的核心要素。[11](2)这个核心要素对于民主化的进程同样至关重要。

  (二)公民文化: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共同目标

  正如有些学者注意到的,一些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前,已有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存在,并拥有一些有效的解决冲突的模式。这些团体在组建和运作过程中,通过协商、讨价还价而达成合作,逐渐形成宽容和妥协的风气。这种宽容的政治文化使得政治体系信息的输入、输出以及政治产品的传递像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和流通一样。而实际上民主政治就是各种利益集团、政治势力和平竞争权力的政治市场。公民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逐渐培育出尊重和信任的民主精神,养成遵守游戏规则的习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健康而活泼的公民社会文化是民主化过程的一个必要前提。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风范,并将其逐渐内化为公民的情感、态度、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形成了公民社会文化;在民主制度建立后,公民在民主制度下获得民主的经历与体验,经受民主的教育与训练,民主政治文化愈加发达,反过来又促进公民社会文化进一步走向成熟。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公民社会文化,还是民主政治文化,其实质就是公民文化。

  由于公民文化是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共同目标,那些非公民的文化自然也为公民社会和民主化进程所不容。也就是说,公民社会的文化敌人也是民主化的敌人。正如约翰·霍尔(John Hall)所言:“制约国家和崇尚个人主义的愿望并未铭刻于历史过程之中,或者像一颗橡树籽那样在每种文化中都以某种方式准备成长为一棵橡树。”[12](14)对于公民社会而言,某些文化类型对于它是不相容的,公民社会难以在那些文化中找到立足的文化根基。例如印度文化,它对种姓的强调像一个无情的判决一样把民众排斥在社会地位秩序之外。再如,同西方文化观完全对立的伊斯兰文化,它的一神教的一元论和极端拘谨的经文清除了西方“自由”及其任何等价物。还有当前颇具争议的儒教。而这些文化也同样是民主化进程中最大的文化障碍。

  艾尼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曾对公民社会文化给予厚望:一方面,它可以在限制政治权力和提供多元观点这两个维度上制衡政府;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支持一种无共同信仰的合作、忠诚与团结。[13](32-56)亚当·赛利格曼(Adam Seligman)也赞同,公民社会的文化可以调和那些不可调和的因素,这一理念在西欧和美国政治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近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发现,在中、东欧,公民社会文化的某些部分——共有的观念、理想和价值正在上升,巨大的人际之网依旧交织在种族关系、地区社群、普遍的宗教信仰以及既定传统之中。这种倾向威胁着公民社会的存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公民社会中正从理想的群体综合中分离出去,个体脱离了特定的社群的性质,维持着人际关系的某些共同性也处于衰亡的边缘。恰恰是在以上这些地区,民主化或民主的“再民主化”进程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14](200-224)在文化这一维度上,威胁公民社会的因素同样也是威胁民主化的因素。

  总体来说,由社会资本为主要特征的公民文化是公民社会文化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共同特征,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在政治文化这一维度上是和谐一致的。公民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建立;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作为公民社会的道德核心,也为民主化所承认;民主化不可或缺的信任与团结,也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源泉。正如萨利文(Sullivan)所言:“成功的民主政治不只建基于个人精神,还需要有社会的信任和共同努力。”[15](42-43, 52)

  

  四、全球化视野中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

  

  一般来说,人们承认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承认它在限制、分化和控制国家权力,并使自身获得合法化方面发挥着作用。这只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思考。80年代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公民社会开始走出国家层面向两个方向扩张:向内进入社团层面,向外到达全球层面。在这两个崭新的层面,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作用又会如何?

  人们关注着社团层面公民社会的机构组成以及如何促进民主化社团的形成与发展,⑦但人们更为关注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较少受国家疆界限制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的异军突起,独立于主权民族国家的“世界公域”及“全球公民社会”的破土而出,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格局。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同时面对日益强大的国内公民社会和更为强大的全球公民社会,都必须重新思考并建构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与关系网络。无论是社团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都存在与民主化契合问题,尤其是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关系更具挑战性,更值得人们思考。

  早在1961年,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就在《政治的概念》中谈到,战后经济会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当前国家的存在形式可能气数已尽。由于世界贸易体系正在不断削弱国家进行政治决断的能力,民族国家作为有政治决断能力的实体已如日近黄昏。[16](15)随着世界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出现及发展,施米特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正确的。随着这些强大的国际组织或经济利益集团在各国政治中的影响的与日俱增,公民社会已远远超越民族国家层面而走向全球。在突飞猛进的现代信息和技术的支持下,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走向如何,它是否像一些学者预期的那样能扶助民主化回归传统的直接民主,这是人们最为关注的。

  公民社会在全球的扩展对世界性的民主化进程的意义仍然不可忽视。首先,公民社会在全球扩展的同时,推动了民主观念的传播。根据约翰·基恩(John Keane)对非政府组织在本世纪后半期在全球发展的研究,有一定影响力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在1900年只有100家,而到了90年代则为10000多家,而且它们的数目正在迅速上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可能是一个超越国家疆界的公共框架出现的标志。以下事实的出现回应并在实践中加强了这样的趋势:禁止种族灭绝的世界性人道主义法律的出现;非政府组织意义的日渐增强;一般意义的公域以及公共观念的渐入人心,如普遍公民对居住在他们自己疆界之外的其它公民所负有的义务,仅仅因为他们也是公民。”[17](32)

  其次,公民社会在全球的扩展,促使人们关注一般性的社会问题如公民社会的治理问题,政治群体的利益分化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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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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