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潭 刘祖华:迭演博弈、策略行动与村庄公共决策

——一个村庄“一事一议”的制度行动逻辑

更新时间:2009-12-21 21:50:13
作者: 陈潭 (进入专栏)   刘祖华  

  外部介入的规则体系与村庄内生的传统知识在村庄场域中相生相存、相互激荡,不断被村庄干部交错运用到村庄政治生活中,并被普通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熟悉效仿。在这些复合性多边制度体系中,其中有些有利于强化基层政权的权力,有些则有利于增强村民的选择权。村庄公共行动中受规范约束的各方利益行动者均设法援引制度规则证明自己利益行为与偏好选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村庄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围绕村庄利益形成了一种策略性的规则竞争格局。

  1.民主操练下的威权动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庄成员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共同处理村内事务的制度保障,体现了村庄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意志。《村组法》第18条明确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农村税费改革后,“一事一议”制度规定村级范围内的公共事业建设(如乡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所需要的资金和劳务必须通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表决,并实行专事专议的办法筹集部分资金。赋予民主意味的“一事一议”制度在乡村的强制性嵌入为村民在村庄公共政治生活中提供了制度支持,经过几年草根民主的洗礼与民主选举的操练以及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动员,村民群众日益认识到了自己的自主权利与自我管理的神圣价值,村民们(特别是村里的一些非治理精英)对村民自治制度及“一事一议”制度的价值理念、操作程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逐渐熟悉掌握和学会运用民主规则和政治技巧来提升自己的博弈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在中国乡村社会,国家(及其制度)进入乡村秩序的方式是“仲裁进入”方式①。村庄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排他性的管辖机构,除了执行国家法令之外,在乡村的局部范围里,基层组织往往享有在长期实践中被承认或默认的相当部分“立法”及“司法”权力。这些权力未必代表国家,但比较后者的权威性却毫不逊色;在执行方面,它们享有相当程度的选择空间;在联系国家的进入方面,基层组织具有被“邀请”及选择的权力(张静,2000:87—88)。同时由于现阶段村庄中村委会与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职责和功能相互交织,处于一种“分工不分家”的一体化运作状态,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村庄民主制度,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会应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规定,从制度层面决定了村庄行为不是单纯由村庄成员“意思自治”。村庄组织所具有的先赋性“自由裁量权”与国家制度安排本身存在的矛盾性,为村庄领导集团成员从个人利益偏好出发选择性提供、解释甚至创制博弈规则创造了制度空间与商谈机会。

  在村民追求民主、崇尚公平、力求公开的村治环境中,“党的领导”、“顾全大局”等具有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以及话语体系往往被村庄干部抽象为至上法则来回应村民民主意愿和对干部专断的质疑。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被他们断章取义式地重点突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成了村庄干部从事群众思想工作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和说服村民的“王牌令箭”。权威动员压力形态下的村民不断地从此种非均衡博弈中作出退让和妥协,他们把更多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制定更加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上,以此来平衡对现实的不满和弥补心理落差。按照工作议程和职责分工,“包村干部”和村支书H负责意见最大的三队(组)群众的思想工作。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他俩也一起来到三组倾听他们对田改工程初步方案有什么看法。

  乡干部:你们说说看,对这个“田改”项目还有些什么意见和看法?

  村民A:说了有什么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有几斤几两,群众是路线,领导是集中,最终还是你们这些当官的说了算。村支书又不是我们队(组)的,提也白搭……

  村民B:现在中央提倡做事要讲民主,要公开平等竞争,但到下面就变样了。

  村干部:我们也是按中央的政策办事,民主集中制是既要讲民主,更要讲集中,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你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嘛,要顾全大局,总不可能要民主就不要政府,不听党的话吧!

  村民C:中央的政策还是好的……

  与村民们在私下交谈场合针对“田改”方案意见纷纷、争论不休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不是把意见的焦点对准在具体方案上,而是表现出对规则提供的怀疑和无奈。显然,村民虽已经认识到了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但面对规则这种抽象的东西时,他们却多少有些无力把握的神秘感和宿命感,因为“村支书又不是我们队的”。乡村干部也会抓住村民这个思维弱势,把他们的思维引向更为宏观和抽象的国家层面,使他们服从干部的选择与安排,而不是介入具体方案的话题讨论中去获得村民的认同。2.多数原则下的多数劣势

  奥尔森(M.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特权和中介集团常常胜过潜在或大集团中人数占优势的力量,因为前者一般是有组织的、积极的,而后者则通常是无组织的、消极的(曼瑟尔?奥尔森,1995)。按照“一事一议”制度的过半数原则,三组1500多口人,占了全村人口的二分之一强,只要三组村民不同意,村里的“田改”方案就通不过。但在三组走访时,我们却听到很多人认为“田改”地点定在一组是“板上定钉的事”、“提也没什么用”之类的无奈声音。显然,在村民的理解中,这里的“多数”不仅仅是人数的多寡,还包括着人际关系中相对地位的高低。在传统乡村文化网络中,村庄权力体系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具有充分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和关系网络的共同体。村庄干部集团是基于利益结成的组织化群体强势,上有乡政府的组织支持,下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和话语资源,这种群体强势显然是不需要人数多寡表决来实现而是以资源占有量的多少与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的。与乡村干部的高度组织化相比,村民处于分割的原子化状态,“群龙无首”的他们要在内部形成统一意见需要极高的交易成本,且一旦“串联”失败或风声走漏还将面临得罪乡村干部的巨大风险。而散布村庄的非治理精英面对这种“高风险”与行动成本的收益计算也往往选择放弃,毕竟他也不能仅仅把自己家的田地纳入“田改”范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在一个社区中共同居住、有着更多人际资源和交往、经济社会地位都比自己强的实实在在的权力集团,而且自己与之有过多次交往甚至曾受惠于对方。虽然纯朴的村民们不明白这其中所包含的“无组织的多数”和“有组织的少数”的理论关系,但谁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可见三组的村民表面上在人数中占优势而事实上却是一个潜在的劣势群体,而正是这种非均衡博弈地位导致了三组一些村民对待“田改”初步方案时的绝望心态与保持沉默不提意见的策略行为。

  民主是一种分散的决策行为体制,而知识的作用范围肯定是有限的,所以结果总是不确定的 (亚当?普沃斯基,2005:3)。显然,如果完全按照民主制度设计的程序进行,作为强势集团的村庄干部仍将面临一个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结果。在决策程序上的主动权与控制权成为村庄干部必争的一个焦点,而现有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在程序设计上的不成熟性和模糊性也为村庄干部控制权的介入留下了空间。在茶子岭村组干部会议上讨论村民大会表决方式时,三组组长提出一些村民要求参照村庄换届选举的方法采取以组划区、秘密划票、匿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村支书H以近乎命令的口吻作出了否定并坚决要求采取打乱组别座次、公开举手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对于这种安排,H私下的解释是:

  一个队的人坐在一块,有了一个闹事的其他人容易跟着瞎起混。表决写在票上我们也不好把握,举手不举手却可以一目了然。再说乡里乡亲的大家总得给我留个面子,不会当面和我们唱对台戏。何况“一事一议”也没有明确规定要匿名投票表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村庄领导集团在规则提供上的主动地位,为他们操纵和控制村民的选择创造了可能与机会。这种以乡村干部意志为中心的选择性规则提供使得村民难以在规则内充分表达意见和偏好而处于不利的博弈地位,也使得人口占多数的村民无法以一人一票的人数优势来影响和决定村庄决策。

  3.情面场景下的人际约束

  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讲人情面子的社会,讲情面是长期存在于村庄场域中的惯行规则。作为一种人际关系规则,它和其它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一起影响着人们在村庄公共选择行为中的价值取舍与行动方向。情面具有场合效应,也就是说,同样的话或同样的举动,在某种场合下可能不伤情面,但在另外某种场合则会伤和气(刘世定,2003:155)。出于乡梓情谊,普通村民很少在正式场合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利益取向,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尽量避免公共场合发难,以免撕破与村干部和其他村民的脸面,而基本上采用委婉地、含沙射影式地策略性表达。更多的时候是保持沉默,有时只在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在执行中借故消极抵抗。村庄干部也不得不顾及这一点,他们尽量避免出现公开的反对意见而免失颜面,也极力避免村民间出现公开争执而伤了和气。究其根源可知,在低流动性的、长期相处的村庄社区中,按照情面规则办事减少了村民之间未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和摩擦,不致因为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而断裂未来的合作链条。乡村干部在做三组村民工作时,村民们都表现得很慎重,很少有人愿当着干部的面提出意见,“我提出意见来不是要得罪一大片人哪”的担忧似乎道出了其中的部分原委。

  在乡村人际交往中,和谐与秩序是一条重要法则。情面规则约束下,特别是拥有外出打工经历的村民们对“田改”项目引发的这点“利益”往往表现出相安无争的特点。在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村民看来,为了一点“蝇绳小利”争得面红耳赤是不近情理的,人际结交的和谐成了熟人社会公共行动中的一个风向标。二组一部分人的田地也没有纳入到“田改”范围,有一些人在私下发牢骚,但一到了公开场合或有外村人的场合却只字不提这件事。显然,在长期受集体精神和利他主义浸染的村落文化里,开口闭口言利的小家子气是不受欢迎的。村民K家的田地没有划入“田改”项目,但他的回答却让我们体验到了“面子”在村庄里的强大约束力。

  乡干部:现在村里很多人对1组的人有意见,认为是沾了支书的面子才把“田改”项目定在1组的,你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

  村民K:都住一块地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争个什么罗,传出去还不让人笑话,别人还不以为咱茶子岭村的人就这点出息,就会搞点窝里斗了?

  显然,在村庄集体行动逻辑中,人们不仅要考虑人际之间的情面,还要顾念村际间的面子。“家丑不外扬”这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后代常用到的规矩扩散到村庄公共场域中来,制约着村民们的行动范围和方向。透过村庄里情面规则与相安无争的价值取向,我们可以深切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村庄集体行动的渗透与影响。然而,利益终究是村庄集体行动与合作的驱动力,蒙受利益损失的部分村民又怎么甘心就此罢休呢?通过一套更具道德感召力和说服力的理念逻辑(如公平观念)和话语体系来表达自身利益便成了一些村民的“弱者的武器”。

  4.隐藏文本下的利益表达

  在现代国家大规模介入乡村社会之前,农村社会是复杂多样的,不同的村落社会有不同的乡规民约和地方性知识。村民们在乡土社会中针对农民的生活而形成了许多具体的观念和规范,它们可能并不具有系统的文本形态,但在农民生活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解决农民社会中的具体问题。虽然法律、村民自治等正式制度文本的嵌入为村民表达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是可能真正指导农民日常生活的是村落社会的日常规范,是隐藏在合法性背后的一套显性逻辑,这种非正式的利益表达被斯科特(Scott)称为“隐藏的文本”(Scott,James·C,1998)。普通村民的利益与价值正是通过这种“隐藏的文本”将个人利益合理化和公平化地表达出来,而这种日常逻辑中包含的理念价值与乡土知识是极具道德感召力和感染力的,即便是在博弈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乡村干部也不得不慎重对待,因为这种地方性知识一旦在村庄中引起共鸣,将对干部“公开文本”中的官方话语权威和权力手段形成巨大挑战。

  虽然在一些正式的公开场合很少听到三组村民对初步方案的抗议声,但干部在做工作时却能经常听到村中一些老辈的传统精英说些“一碗水要端平”、“三队也是茶子岭村的”之类要求公平和集体关怀的话语。面对传统精英这种温和话语中隐含的公平逻辑与集体主义情怀所潜伏的巨大能量,村干部谙熟的正式权力运作技巧和官方话语体系就显得有些苍白了。乡村干部这时的最佳策略就是“以柔克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1229.html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