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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更新时间:2009-12-01 21:34:11
作者: 胡启立  
教育行政部门把人、财、物统得很死,另一方面,真正需要协调、需要统筹的事情却又因条块分割,无人问津……

   另外,就全社会而言,特别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经济建设的劲头都很大,真正把教育事业提到现代化建设战略地位高度,从认识上到行动还远未到位,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师地位低、待遇差的问题也没解决,这就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优秀教师留不住,等等。

   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民族,有过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水平,而整个国家的教育又是一个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远不适应的状况,如不改变,整个民族的素质都要受到影响,又何谈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教育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改革的问题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广大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热烈期盼和空前的积极性。在调研中,许多教师、校长、教育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常常和我们交流讨论到深夜,有的同志还主动拿出书面报告和建议。

   回到北京,我将调研情况以及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经过梳理,于12月22日给胡耀邦、赵紫阳及中央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写了一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陈述了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重点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其基本观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要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主要措施:一,改革高校管理体制,首先是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逐步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和活力,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高校成为依照国家法律和教育规律办学、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逐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德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三,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组织全社会力量,加强基础教育,在中国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四,为了加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建议成立中央、国务院教育领导小组,统筹考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研究制定相应对策,把教育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政治局常委们很重视。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圈阅了报告。赵紫阳同志12月27日对报告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则都同意。同一天,耀邦同志也表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报告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12月30日批示:“很赞成。”

   有了政治局常委原则上的肯定,我们以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为骨架,抓紧对文件进行构思布局。

   1985年1月8日,即小平同志对报告批示后一个星期,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再次听取了文件起草小组的汇报,正式敲定文件的指导思想、基本宗旨以及框架结构。耀邦同志强调,我们讲的教育改革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改些什么,怎么改,这些道理在文件中一定要讲清讲透,其他次要的,零零星星的就不讲了;制定文件要着眼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写上了就要落实,定下来就要干。

   3月16日,领导小组再次开会研究讨论。就在这次会上,有关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得以拍板定案。会议确定,必须狠抓基础教育,要把在全国城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战略任务,动员全党和全社会,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要在中央领导统筹之下把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力改革高等教育,对高校实行简政放权,改变过去对毕业生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制度,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要增加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政府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同时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要鼓励和指导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会议确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务院设立全国教育委员会,统筹协调教育事业。会议还提出,办教育也要纳入法治轨道,要考虑研究教育立法问题。

   为确保文件的质量和进度,一月中下旬,文件起草小组加强和充实力量,把曾经参与起草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几位同志也调进来。充实后的起草小组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和几次书记处会议讨论的精神,反复研究,反复讨论,写出了第五稿。根据书记处决定,将第五稿作为一个讨论稿,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还专门征求了人大常委、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

   4月份,文件起草小组汇集了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对第五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其中书面意见有三百份),连续修改三次,形成第八稿。

   为了借鉴吸取外部经验,增强改革的国际视野,教育部派了一个调研小组带着第八稿,专程赴美国征求美籍华人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调研小组在美国先后访问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一批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许多中肯切实的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吸纳了他们的意见,改出第九稿。

   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逐段逐句逐字讨论了第九稿。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稿子,同意将这个稿子再作修改后作为主要文件交全国教育大会学习、讨论。

   5月5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讨论修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同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

   在这次大会上,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讲话。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而富有成效。分组讨论时,与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领会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又结合实际提出了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的办法和措施,还对文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5月19日,小平同志到会做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次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小平同志还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小平同志这些话,如高天裂帛,振聋发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教育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意义讲得如此透彻,如此鲜明,如此精准,从未有过。正是小平同志这篇经典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也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同志倍受鼓舞。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文件(草案),同意正式公布。全国各地迅速行动,纷纷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改决定的具体措施。教育改革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犹如春潮涌动,呈现出空前强劲的发展态势。

   时光流转,白驹过隙,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迈出了历史的新步伐,国家的面貌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教育改革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当时指导和推动教育改革的文件,是受限于那个时代认识和实践的产物,其是非功过也应由时间和实践去裁定。今天,重新回顾那个文件的诞生过程,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上,也许只算得大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短短的插曲。我有幸参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用今天的话说,可能算个项目负责人或者说施工小队长吧。当时付出的辛苦和劳作也不足为道,只是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历史,有几点感悟,让人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第一,国之命脉,端在教育。一个执政党在谋划整个民族振兴之计的时候,把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视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由中央制定文件来推动,来促进;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把事关全民利益的教育视为千秋基业,国脉所系,扎扎实实地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把这叫做“远见卓识”,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中央文件,《决定》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等方向和指导思想,而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要求。目标方向当然很重要,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不解决“路”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20多年前制定的那个文件可能有许多地方还需要修正、完善、补充,但那时对教育地位、意义的认识,今天看也还是很到位的,当时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也是很明晰的,当时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即使今天来审视,我以为,中国教育的关键,仍在体制;中国教育的前途,仍在于改革。

   第二,开放、民主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是极为周密审慎和民主开放的。那时起草一些重要文件,不是个别或少数人出个题目,然后找几个秀才或笔杆子关起门来搞,而是大张旗鼓,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党,要讨论决定什么问题,然后集全党全国之思想智慧,各种思想,各种意见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决定。比如讨论教育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从理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者,尽可能做到广泛、充分地参与和表达。在正式决定之前,认真收集、广泛听取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区、各党派、各阶层、各界别的意见和声音。据粗略统计,先后参加讨论这一文件的,约在一万人次以上。说文件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不是套话,也不是谀词。那时候,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是党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大量的功夫和精力是用在调查研究上。老实说,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其个人素质、能力、智慧、胆略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总是作为领导集体中的普通一员,真诚地、实心实意地研究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与己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意见。书记处讨论问题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当面争执。当然,这种局面更多的是靠主要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素质、修养、风范来维持的,尚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规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的。

   第三,执政党的历史担当。记得在教育大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最后讲了一段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话,他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做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这段话,已经超出了对教育改革文件的评价,而是对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那一个时期总体工作的褒奖和肯定。当然,这个话也不是随口而出的。以我个人的体验,当时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历史选择,顺乎潮流,应乎人心,表现出强烈的自觉的推动民族走向富裕、走向文明、走向民主、走向进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时代的大考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道义担当和责任禀赋,刚毅品格,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求实精神,使我至今想起还怦然心动。这一点对于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任何时候都是有吸取和传承价值的吧。

  

   (责任编辑 杜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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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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