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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若平:多重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四”观念演进之“路线图”

更新时间:2009-11-29 20:13:22
作者: 郭若平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两大观念因时势转移而被人们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涵义。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理论界人士重塑这两大观念的努力,显然依旧是在传统模式内运行,其致思出发点虽然已不再是极左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衡量标准的斗争哲学,不过对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特征缺少深度剖析,却是显而易见的。1979年5月,一篇发表于权威政治刊物上的文章,显示了当时理论界的认知水平,其中称:“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则表现出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民主这个口号,基本上还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后,民主这个口号就有了新内容,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而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但当时也有不少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当作‘科学’而加以拥护。其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有真正的社会科学。”②「侯外庐:《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红旗》1979年第5期」

   当然,“五四”民主与科学观念能够被人们持续地接受,完全取决于这两大观念能为现实提供积极的价值。1979年“五四”60周年来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筹备学术讨论会,曾发过一个“通知”,其中强调:“‘五四’时期提倡民主与科学。我国现在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繁荣科学,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着重加以论述”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召开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所谓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就是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后,整个社会期待重整民主秩序与法制秩序,重提科学理性与科学精神,以便使社会走上健康发展之途。因此,借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机,重新阐释“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意义及其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便成了研究者瞩目的课题。仅就如上提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讨论会后结集出版的三册文选统计,单是论文标题直接论及“五四”民主与科学的,就有11篇之数,占入选论文(共73篇)总数的1/7,更不必说其他论文涉及此两大观念的内容,足见这一论题的引人之处。

   对新时期之初理论界人士在“五四”民主与科学观念上的认知进行描述,就如同观念史家常告诫的那样,这种描述难免带有“后见之明”,或者存在如法国阐释学家利科所说的“多出来的意义”①「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什么是思想史》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但假如文献文本俱在,而又不做臆测,这种担忧或许可减轻许多。这个时期理论界人士在讨论“五四”民主与科学观念时,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明确将这两大观念提升为具有内聚意义的现实价值。五四运动史家彭明在一篇文章中就“五四‘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在今天有了怎样的发展?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问题回答道:“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又在补五四启蒙运动的课”,但“补课”不是“简单地‘温故’,而是创造的‘知新’,即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继承的态度”。这种态度,第一,不是“回到‘五四’当年”,而是要“辩证地理解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第二,要“避免五四启蒙运动的那种形式主义的偏向”,“既不能盲目地学习西方民主,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总之,“今天所讲的民主和科学,和六十年前五四运动最初提出这两个口号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因为时代不同了,面临的任务也不同了。”②「彭明:《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第194、205~206页」这个任务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五四”民主与科学之所以有现实意义,就在于与这个任务连接了起来。显然,理论界此时观念上需要重新阐释“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乃是这个时期思想气候使然。

  

   三、反思“五四”: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事后回望,似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都沉溺于现代化的热望与文化传统的重估的紧张之中,仿佛重走了一回当代版的“五四”中西古今争论之路。就像社会转型在迅速推进一样,人们表象观念也在随时置换。但这种“转型”与“置换”却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当,于是问题被归结于“历史”,尤其是传统的“历史”。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就是对这一“历史”所作的一次范围广大的回应,而“五四”因为与中国现代文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成了文化讨论“热”中的“关键词”。

   “文化热”兴起于1982年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讨论,但真正的“热”起来,则是在1984年,几次学术研讨会和相关研究机构的设置,如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即是,使得“文化热”骤然掀起③「参见吴修艺《中国文化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23页」。在此“热”风吹拂之下,理论界出现了两桩冲击人们“五四”观念的事件,并且同时出现在1986年。这一年,华裔美籍学人林毓生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文译本出版,而学者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走向未来》创刊号发表。这两个文本都挑战了传统的“五四”观念,引起理论界极大的关注与争论。

   林氏之著提出一个高度浓缩的命题,称“五四”“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④。「〔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版,第6页」

   美国的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在为林著作序时,又将此一命题作了如下推演:“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包含两项预设:其一,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当做一项‘整体’看待;其二,此一秩序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拒斥。”⑤「〔美〕林毓生,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史华慈“序”,第2页」林氏观点的出现,引发了学界的诸多思考。最有力的质疑观点来自王元化,在一篇为“五四”精神辩护的文章中,王元化承认“五四”反传统精神是用不着讨论的,但“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并且指出林毓生所说的“五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被更深沉的传统意识所支配所渗透”的观点,“前提东西的本身是有待论证的。不经过论证而作为必然的结论,这只是一种先验论”。①「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新启蒙》(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2、19页」“五四”与反传统本身具有复杂的多层面关系,因而王元化之论在人们的“五四”观念中,只能自成一说。另有论者认为,林氏之“全盘”一词,实有整体性(totalistic )之义,而传统是整合的,且“其整合性又是以孔子为人格代表的硬核所维系的,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反传统唯有粉碎硬核为目标的整体反传统,如果‘五四’反传统不达到这样的深度,又何从显得它的划时代意义呢?”②「许纪霖:《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社会科学报》1989年4月13日」

   林毓生命题的出现,恰好正当文化讨论炽热之际,理论界对“传统”的反思,与其说是在梳理“五四”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毋宁说是在借这种关系以表达对现代化的期待。因为“传统”素来被视为现代化的负担,不“摆正”传统文化的位置,似乎现代化的实现就成了一个问题。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所构成现实的张力,正好由“五四”来承担,因此有论者指出:“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题之所以重要,因为这个大课题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③「张岂之:《“五四”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38页」。

   但在实际上,在“五四”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论域里,除了个别命题有一定程度的新意外,大多数讨论并无在观念上有所突破,以至于有人感叹这种讨论“仅仅是在原地空转了一圈”④「何新:《“五四”精神:继承与超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下),第642页」,似乎又回到了“五四”当年。之所以会出现回到原点这种“怪圈”,有论者以为是因为“五四”思想启蒙一开始就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而缺少诉诸知识系统。然而学者李泽厚却独抒己见,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是由于“五四”“绕了一个圈,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终”⑤「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0页」。这就是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命题的提出。

   这一颇具争议的命题的提出,学界反对之声四起,人们在观念上似乎难以接受。虽然李泽厚在提出这一命题时,其立论前提曾称:“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只不过后来“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⑥「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9、36页」。但李泽厚似乎具有“唯启蒙论”的倾向,因为在他看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在“五四”之后长时期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结果造成巨大的恶果。这种观念,显然夸大了启蒙的作用,是一种事后“修正”历史、对中国革命必然性认识不足的表现。同时,在另一层面上也应当看到,不论人们在观念上接受不接受,这个命题在当代观念史上显然不同程度地被“简化”了,因而造成了理论界对此命题作出超越范围的解读。

   由于李泽厚的这一命题带有轻革命重启蒙的内在矛盾,因而厘清这一观念就成了理论界不能不着重讨论的问题了。姜义华在分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特征后指出:“现代中国的救亡运动、政治暴力、革命战争之所以常常会挤压了启蒙运动,正是因为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救亡,是适合于农民要求的政治,是首先满足农民要求的战争,而不是欧、美那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救亡、政治暴力、革命与战争。”“启蒙使命之所以成为未竟之业,这恐怕方才是最根本的原因。”⑦「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17页」尽管理论界对“五四”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争论不休,但都无不一致地认为“五四”启蒙与救亡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具有同样的重大作用。启蒙之于传统文化,救亡之于政治革命,而两者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无论从何种角度、何种层面进行阐释,都不曾改变人们观念中的“五四”现代意识,因为“五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全部文化都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提出了中国精神文化也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①「王富仁:《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第269页」这个“历史课题”在观念史上,被视为是“五四”当年先驱者所追求的,也被视为是20世纪80年代全体中国人正在追求的。

  

   四、在“激进”与“保守”的“主义”争论之中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即五四运动70周年前后,理论界除了对科学与民主根据现实的需要取得进一步的共识外,对“五四”观念中其他因素的认知,依旧是不确定的,或许本来就没有确定的限制。这个时期,人们试图在“五四”观念中,要么增加什么或者删除什么——如对科学观念的伦理化、“五四”口号忽略平等观念等的批评;要么借“五四”之名阐发某种当代“主义”,反过来又将其附于“五四”之上,以显示“五四”原本就有“主义”的形象。

赋予“五四”以当代“主义”的形象,自1990年起骤然成为理论界讨论的话题,其中心话语就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五四”又开始承受这种争论的诘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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