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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丹:论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内宣传工作

更新时间:2009-11-18 20:45:40
作者: 孙丹  

  1950年12月4日、1951年1月14日和4月30日,“反对侵略委员会”三次号召全国各界发起抗美援朝的捐款捐物运动,所募集的钱物用于慰劳前线将士和朝鲜灾民。[6]到1951年5月底,捐款总额达人民币1186亿余元(旧币,下同),发放慰劳中朝人民部队的慰问袋77.4万余个,慰问品126万余件。[7]

  195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赴朝慰问团的决定》,要求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的名义发起组织赴朝慰问团,“以便回来后向各方面广泛地宣传我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英勇善战、美帝外强中干及美帝罪行情形,以提高人民反帝的决心和胜利信心,进一步扫除落后群众中的恐美和崇美心理。”[8]4月5日至5月29日,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文工团到朝鲜后,分成八个慰问团分赴各地慰问志愿军及朝鲜军民。平原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廖亨禄和演员常宝、程树棠以及志愿军副连长王利高4人在慰问途中牺牲。8](p.251)慰问团回国后,全体团员分别到全国2050个县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全力支援朝鲜前线,争取最后胜利。

  3月14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决定将会名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以下简称“抗美援朝总会”),从2月到9月,该会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到达24个省的172个市县和广大农村,向3450多万名听众作了广播讲演,并且运用广播录音、报刊、宣传册、开会传达等方式,向全国人民报告了朝鲜前线的战况和英雄事迹。[9]慰问团和志愿军代表的报告激发了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入人心。

  (三)签名、投票运动和“五一”大游行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在全国开展各阶层人民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及铲除匪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运动。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广泛进行时事教育,开展蔑视、鄙视、仇视美国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并对开展运动的方式、内容、范围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如游行、集会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慰问志愿军,签订爱国公约等。[8](pp.75~76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3月初,317个大、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各界人民1100余万人,举行了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10]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和《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倡议全世界善良的人民和希望和平的团体发起签名运动和投票运动。4月5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建议全国城乡人民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和关于日本问题的全国民意投票。到7月底,全国有3.44亿人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3.399亿人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11]

  1951年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宣传的通告》,要求各人民团体4月以前制订宣传计划,4月下旬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日本问题的投票、签订爱国公约、“五一”大游行,提出“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的宣传工作的新标准。[8](p.180)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普及宣传抗美援朝和准备“五一”纪念的指示》,要求在4月下旬至“五一”前夜进行集中的宣传和群众性集会等活动。[8](p.181)各种宣传渠道和组织迅速制订了相应的计划,重点是山区、偏僻村镇,家庭妇女、老年人和教徒等群体。

  全国各地对“五一”节游行和宣传的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计划,从宣传标语、传单、墙报、壁画到示威游行时的路线、旗帜、交通、饮食、救护等都进行了妥善安排。5月1日,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举行了约2亿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唱抗美援朝总会统一规定的《国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国际歌》和《反对武装日本歌》等歌曲。

  (四)签订爱国公约运动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1950年11月7日,北京市工商业界订立了五项爱国公约,即贡献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行动;认清敌友,坚定立场,不听信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散布的谰言,并严防间谍和匪特的造谣;加紧生产沟通物资,增强我们的战斗力量;保证继续稳定物价,不囤积居奇,不投机倒把;不套用资金,不盲目贷放,不扰乱金融。[1](p.842)五项爱国公约得到全国各地工商界、宗教界等的热烈响应。

  这种把高度的爱国热情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快就发展为遍及全国的签订爱国公约运动,各党派团体纷纷对本系统订立爱国公约活动提出具体要求,如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把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推行到每一个工厂、矿山、机关、学校等,以至每个职工家属的住宅区中去。[12]1951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及爱国公约运动》,对这一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要求签订爱国公约的时候,必须注意爱国公约的内容字字具体,条条可行,所提条件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有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特色,并抓紧具体的和中心的项目来实行。5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提出5月份以后,抗美援朝运动不应该停留在游行、宣传鼓动等形式上,而要减少大规模的群众活动,防止开会过多。在总结的基础上制订深入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计划,及时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热情引导到加强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

  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通告,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签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慰问烈军属运动。[8](p.408)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爱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克服“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差不多了”的自满情绪,进一步普及深入这一宣传和教育,特别提出要抓住爱国公约这个形式,把捐献武器运动和增加生产结合起来,这对于前线和国家财政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8](p.404)号召发出后,全国迅速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农民将农业、家庭手工业及其他副业生产中增产所得的一部分捐献出来;工人和职员以每月多做工一天所得的工资支援前线;工商金融业者改善经营,节约消费,捐献每个月一天或数天的盈利;文化界艺术界则多写稿、多画画、多演戏,以所得收入支援前线。在捐献运动中,各地、各行各业及个人纷纷捐献冠名飞机,到1951年底,抗美援朝总会共收到捐款人民币55650余亿元,以每架战斗机15亿元计,合3710架余。[13]

  

  三、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特点和经验

  

  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对手是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当时美国的一个军拥有多种口径的炮1428门,而中国的一个军只有198门;美军有制空权,而中国空军刚刚组建……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要想赢得胜利,不但要在军事较量中战胜美国,更要在道义上、士气上、心理上压倒美国;不但要鼓舞军人的士气,更重要的是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朝鲜战争的战场虽然在朝鲜本土,但这也是一场中国人民的全民战争。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和屈辱才迎来和平和安宁的中国人民捍卫和平、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主义激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宣传工作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一)建立覆盖党内党外和城市乡村的宣传网

  抗美援朝运动之所以能够做到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一爱国行动,关键在于建国后党和政府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有效运作的宣传和组织网络,使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指示、号召能够迅速畅通地传达到基层和偏远地区。

  1950年,全国城乡普遍建立了广播收音网。年初时,全国只有49座广播台和89部广播机、110余万部收音机,信息传播渠道十分有限,急需建立适宜、通畅的信息传输网络。4月2日,政务院批准了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规定在全国每个县政府、每个部队的政治机关都设置收音员,负责抄收每天所广播的新闻、政令和其他重要内容的要点,加以印发和张贴。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也分别设置收音员,负责组织群众集体收听重要新闻,或将收听到的重要新闻编成小报、墙报、黑板报等,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大事的桥梁。上海、沈阳等地电台还发明了广播大会这一特有的宣传形式。

  解放初期,全国文盲众多、城乡交通不便、信息传输渠道不畅通,民众分辨真假信息的能力有限,加之敌特组织尚未完全肃清,许多错误信息和反动谣言经常在群众中流传,而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工作没有形成制度和专人负责,一些重要政策和信息通过报纸和广播传达,范围十分有限,使党的政策与主张难以及时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宣传与解释。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谣言引起群众的恐慌,影响了社会稳定。1950年,中共中央在东北局、华东局进行了建立宣传网的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1950年底,东北和华东地区各有11余万名宣传员。有了试点的经验,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8](p.2),要求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建立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制度,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宣传员由党员担任,任务是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向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任务以及生产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报告员则由党的各级负责人担任,要经常向人民群众作关于时事、政策、工作任务与工作经验的报告。《决定》还要求在党的力量薄弱的新区组织适当形式的非党宣传网。此后,各中央局的宣传网络迅速普遍地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把报告员和宣传员称为“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传话人”。建立宣传员、报告员制度,是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由普及转向深入、持久的关键。各地在建立与加强党的宣传员、报告员制度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分配宣传员、报告员参加各种宣传队伍,使宣传工作逐渐转入经常化和制度化,成为抗美援朝运动中重要的宣传力量。

  (二)用社论和时评指导运动

  在宣传工作中,社论和时评是有力的宣传武器,《人民日报》的一些重要社论都是毛泽东亲自撰写或修改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社论和时评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美援朝运动的每个阶段,中共中央都发出指示,这些指示常常通过社论和时评传达给普通民众。如签订爱国公约是由群众首创的,中央于1951年5月31日和6月1日连续发出指示,肯定和鼓励这一行之有效的爱国创举。在北京等地出现工人、学生降低生活标准进行捐献的情况后,6月11日,中央及时批示北京市委,要求将群众的热情转移到提高生产效率和增产节约上来。因为党的指示大多只能在党内或一定范围内传达,因此,党的报纸成为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社论、时评成为传递党的声音的权威工具。党的各项指示发出后,《人民日报》都及时刊发社论、时评,如1951年4月4日的《普及抗美援朝要订出计划来》,6月2日的《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支援前线的两件大事》等社论,7月4日的时评等,对运动组织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及时的总结,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措施,及时疏导、排解民众的不安情绪和困惑,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对人民群众中出现的爱国创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及时提出新的任务和具体的工作方法。这样就把群众个人的爱国行动和国家的总的政治斗争联结起来,人民群众在国家总的奋斗目标号召下,爱国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国家的政治任务和建设计划则因为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以顺利进行。

  (三)赋予爱国主义具体、可行、人性的内涵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宣传工作的特点是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发动和组织不同的运动,大运动中套着一系列小运动。小运动在贯彻执行时,既有党派团体、各行各界有系统的组织保证,又能在工作中把每个时期、每个小运动的中心与各行各业的具体工作以及民众的思想状况和生活实际相结合,赋予爱国主义以具体的、人性化的内涵。比如在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第一个阶段,主要采取了召开座谈会、时事报告会、群众集会游行以及各种文艺演出等方式,澄清谣言,破除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让人们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不可避免,只有在战争中取胜才能有真正的和平生活。在第二个阶段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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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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