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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

更新时间:2009-11-18 20:43:53
作者: 陈峰  

  

  提要:汤普森所代表的研究传统颠覆了经济决定论和结构简约论的观点,强调了历史、文化和经历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作用。这一研究传统也启发了一些西方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去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本文通过介绍他们的若干主要观点,指出“国家变量”对于解释或叙述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特点和道路的重要性。在结论部分,本文探讨了国家视角对于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意义。

  关键词:国家;体制类型;工人阶级形成

  *本文写作得到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资助局的资助,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史焕高的研究助理工作。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一场波兰尼意义上的“大转变”,即市场已成为构建和驱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这场大转变的一个最深刻的后果就是中国工业关系的重构和转型。这一历史性的变动表现为两个过程:一方面,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卷入城市工业生产,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但他们无疑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的雇佣劳动者。这个过程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另一方面,国营企业的改制使得传统的工人阶级丧失了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股份化、私有化、兼并和破产,以及与之适应的大规模下岗等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这个曾受到国家保护的阶级群体已经解体。

  无论他们中的成员现在仍然是为国企工作,还是为其他企业工作,或者处于失业状态,他们身处的劳动关系,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已使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构和转型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西方经典学术话题的浓厚兴趣,以及其在中国的意义的思考(潘毅、陈敬慈,2008;任焰、潘毅,2006;沈原,2006;吴清军,2006;许叶萍、石秀印,2006)。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工人阶级的形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附属现象,认为阶级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阶级形成是阶级结构的逻辑结果。一个典型的表述是:“阶级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函数”(Etienne Balibar ,转引自Katznelson,1986:6)。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批评了这种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和结构简约论(structural reductionism )的观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汤普森并不否认经济结构是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但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关系的衍生物。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巨著中,汤普森力图证明这样一个观点:“阶级的形成……是外部决定因素和自我行动的交集。工人阶级‘塑造自己,同时又被塑造’“。他认为“,我们既不能把阶级简化成一个静止的‘阶层’,也不能把它当做是一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函数,因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是一个持续的‘关系过程’”(Thompson,1978)。因此,在汤普森看来,在解释工人阶级形成时,必须考察生产过程以外的因素,如历史、文化、个人经历、生活方式、宗教传统乃至仪式习俗(Thompson,1963)。总之,要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必须对工人的实际生活进行考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汤普森的著作使得西方学界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极大地拓展了这一研究的领域与视野。深受汤普森研究传统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意识到只有“重新回顾过去的斗争经历”,才能“理解现在的政治生态”(Richard Johnson ,et al .,转引自Katznelson,1986:9)。因此,他们开始重视对阶级经历的研究,试图通过重新建构工人们当时的生活模式来解释阶级的形成。在过去几年,这一研究传统也影响了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遗产、旧体制下的生活经历、社区结构、地域和身份认同等等,都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Cai ,2004;Chen,2004,2006,2008:88-107;Hurst ,2009;Lee ,2000,2006;Pun,2005;沈原,2007;佟新,2006;于建嵘,2006),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解。

  但是,国内学者在介绍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研究传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即国家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作用。

  在汤普森本人的研究中“,国家”因素虽然时有提及,但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或许是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文化建构主义者”,通过叙述“阶级经历”来建构阶级是他偏好的研究视角。但汤普森以来的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献中,有不少研究(主要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研究)特别关注国家的角色,强调国家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工人运动模式以及策略的关键影响。如果按卡兹尼尔森所说,阶级的形成必须体现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意识倾向,以及集体行动四个层面(Katznelson,1986),那么至少后两个层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汤普森在分析阶级形成时特别强调“阶级经历”(class experience)的重要性,但如同本文将要介绍的,许多研究证明,“阶级经历”必定包含着工人与国家的互动,更有学者指出,工人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产生与国家的劳工政策直接有关。国家视角的重要性还在于,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国家角色是解释各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路径和模式差别的一个重要变量。汤普森的研究只是基于英国一个国家,虽然他所强调的历史、文化、经历等因素有相当大的普遍意义,但他的理论并不能解释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殊异之道。为何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人运动激进、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而英国、美国的工人运动相对温和而保守?为何在经济、文化和法律背景基本相同的英国和美国,前者的工人阶级有强烈的阶级意识,而后者则没有?为何前者主张通过立法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而后者则推行以行业和企业集体谈判为主的“商业工会主义”?李普赛特曾认为至少十几个大变量可以用于解释西方工人运动的差别(Lipset,1983),①「其中的经济因素包括实现工业化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的集中程度、就业结构、劳动分工的性质,以及国家的财富;社会因素包括价值体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身份制度(开放与僵化)、社会流动性、宗教和民族差异、移民的速度,以及城市化等;政治因素包括全民普选实现的时间、政治权利、组织的自由度、选举制度、集权的程度、国家领土面积、保守派政党的取向,以及国家的福利系统(Lipset,1983)」但在诸多的影响变量中,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国家”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为国家设定了工人运动的制度框架,是工业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对工人阶级的形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强调国家制度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的研究思路,也反映了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两个重要学派的影响。一个是所谓“国家中心”理论(state2centeredtheory)学派。这一学派一反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以社会为中心的传统,强调国家是解释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独立变量。过去20多年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出色的成果都源于这一传统。必须提到的是,由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等主编的、宣告这一学派诞生的《把国家带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收入了卡兹尼尔森从国家角度比较英、美工人阶级形成的著名论文。

  另一个学派是新制度主义。简单来说,这一学派认为制度(包括具体的制度架构、规则、规范、机制等)制约和形塑人群和组织的行为。在任何社会中,国家是“制度”的主要创立者和体现者,因此,从国家制度安排的视角看问题是可以解释许多“结果”(outcomes)的。

  国家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很多的概念,因此,西方学者对国家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作用的探讨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将工人阶级形成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国家视角归纳为三个方面:国家结构和政权特性(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和压制性),公民权利安排(普选权的实施和政治参与)和国家的制度设计(联邦制和单一制,以及司法机构的地位),考察学者是如何从这几个角度分析国家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的。在结论部分,本文讨论西方文献对研究中国工人阶级问题的启发。

  

  一、国家结构与政体类型:“强”国家与“弱”国家

  

  在观察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的差别时,许多研究者认为,国家结构(state structure)是一个必须强调的原因。左尔伯格(Zolberg ,1986:446-448)在综述这一观点时指出,国家从结构上可分成强弱两种类型,而国家的强弱程度,可用“国家性”(stateness )这一概念来表示,强国家就是指“国家性”强的国家。①「在民主化和民主转型的文献中,国家性(stateness )这一概念通常指国家政权对相关领土和人民统治的有效性。当一国的疆土边界变得不确定、谁拥有国民权利变得有争议时,“国家性”就成问题了。比如,解体以前的南斯拉夫就面临严重的“国家性”问题(参见Linz,1996:16)」“国家性”的关键是国家行政集权的程度。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和德国代表了“国家主义的社会”(statist societies),具有较高的集权程度;而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则属于“非国家主义社会”(nonstatistsocieties ),其特征是权力十分分散。现存文献中一个普遍的假设是:“国家性”程度越强的国家,越易于产生针对国家的激进的工人运动。这个假设最初由凡尔。罗文提出。他认为,由于法国国家有着很强的“国家性”,即专制主义的国家行政权力高度集中,掌握关键资源的分配,对工人的组织和生活都能施加较大影响,而“越依赖于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容易对国家产生敌意”(Lorwin,1958)。查尔斯。梯利在其著名的《法国人民抗争史》(The Contentious French)①「这是该书台湾版的中文译名,由麦田出版社1999年出版,刘絮恺翻译」一书中亦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随着19世纪法国中央政府行政权力的日益集中,及其同资本权力的结盟,工人运动越来越明确地针对国家,创造出新的组织和行动模式,包括具有政治意味的劳工协会、工会、公开示威,以及逐厂罢工(Tilly ,1986)。换言之,早期法国工人运动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辛迪加主义倾向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绝非偶然。在一篇讨论国家概念的著名论文中,奈特尔也强调,欧洲大陆国家激进的工人运动与“强国家”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在他看来,“在强大国家里更容易出现反制度运动并非是一种巧合”,因为“国家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去身份化(disidentification )的工具”(即去除工人原有基于地域、族裔、宗教等形成的身份),同时又促进了统一的政治身份的形成和统一诉求对象的出现(Nettl ,1968)。相反,“国家性”比较弱,是英国和美国没有激进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奈特尔认为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马克思是主张以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但他却认为英国和美国并无暴力推翻国家的必要性,因为“那里没有国家让人们推翻”。在奈特尔看来,马克思这句话佐证了他的英、美两国缺乏“国家性”的论点,在这两个社会,“国家并非一个一目了然的自主行动的领域”(Nettl ,1968)。左尔伯格(Zolberg ,1986)对国家结构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作了如下概括:在政治领域高度集中化的地方,部门或地区的冲突很可能快速指向权力的最高层;相反,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着明确的制度分野和政治权力分散的地方,工人组织的目标通常是狭隘的,他们的行动一般只针对相关的制度部门。

  国家结构的解释视角无疑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特点做出了很有意义的解释,但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国家性”这个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其内涵不尽清晰。比如,卡兹尼尔森认为英、美都是“国家性”不强的国家,但两国的组织方式不同,英国是单一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美国是联邦制,权力相当分散,因而对工人运动有不同的影响。但是,在有些学者看来,国家行政权力集中恰恰是“国家性”的重要指标。那英国究竟是强国家还是弱国家?其次“,国家性”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反映了工人运动所处的、由国家结构所决定的客观条件,但却未能充分说明国家的哪些具体行为、以什么方式造成了与工人运动的互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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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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