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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

更新时间:2009-11-18 20:43:53
作者: 陈峰  

  从而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形成。因此,有学者从国家对工人组织的态度和政策来看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存在两种政体类型(regime type ),即专制的(absolute)和自由(liberal )的(Zolberg ,1986);前者的逻辑特征是拥有较强的镇压力量,能够对工人运动实行高压政策,而后者的则是人民自由和参与程度较高,倾向于与工人运动妥协。

  不同的政体类型,以及它们对工人运动的方式导致了各国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曼恩,转引自赵鼎新,2006:142)。这在欧洲大陆国家与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对比中可以清楚看到。同国家行政集权易于造成工人运动激进化这一假设的逻辑一致,学者们认为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压制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李普赛特认为,造成工人阶级政治模式差别的惟一决定性因素是,当这一阶级诞生时,它面临的是专制的国家还是自由的国家“,国家对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压制越大,时间越长,工人就越可能对革命的学说作出正面的回应”(Lipset,1983)。

  盖瑞·马科思(Marks ,1989)在研究中发现,国家压制工人在劳动市场上联合的权利(即组织工会),会使工人更深刻地体验到经济制度的不公正,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转向激进主义。凡是工人在劳动市场的联合权利长期受到严厉限制的国家,如德国、奥匈、俄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会都被迫进入政治领域,试图通过政治行动来争取利益,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政治游戏规则改变之前,工会无法在市场上发挥有效的影响力。工会进入政治领域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同左翼政党结盟,正如列宁在评论沙皇俄国的情况时所说:“专制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掉了”(列宁,1992:276),两者共同面临着改变政治现状的任务。19世纪中后期德国工人运动更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实。1878至1890年,俾斯麦政府实施“反社会主义法”,严厉镇压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工会亦被列为非法。这导致工会追随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造理念,形成了欧洲大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强烈的工人运动,并在组织上也依附于社会民主党。但一旦“反社会主义法”于1890年终止,工会活动获得法律空间,其行动即逐步转向温和。

  虽然工会仍然信奉社会主义,但其含义已发生变化。在工会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为自主的工会运动提供空间,让工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即通过劳动市场,来改善工人的状况”(Marks ,1989)。与此同时,工会开始日益独立于社会民主党。

  马科思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压制促成了工人阶级的同一性。按照卡尔。马克思的预言,只有当市场高度同质化时,工人的同一性才会形成。在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工人阶级是相当缺乏同一性的,特别是工匠和熟练工为了保护自身狭隘的经济利益,一向有排他性的行会主义倾向,希望利用他们在劳动市场的有利地位谋取利益。然而,马科思则证明,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是国家而不是市场,使得工人阶级趋向同质化,因为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全面压制降低了用行会主义和小团体方式来维护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导致所有的工人——不论来自什么地区和从事什么行业和工种——在劳动市场上都处在基本相同的不利地位,从而强化了对国家的疏离感,促成了工人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是阶级团结的基础。尤尔根。考克卡对德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政府的监督和压制不只是针对某个行业,而是工匠和工人的全体。

  这有助于他们产生工人的身份认同,而不再将自己视为某个特定行业或特殊技工群体的成员“(Kocka ,1986)。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市场高度同质化之前,国家的压制客观上已经催化了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出现。这个逻辑同奈特讲的强国家有“去身份化”的功能是一致的。

  但在自由的政体下,国家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和政策相对温和,从而导致不同的工人运动形态。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初期,政府对工匠和工人在劳动市场的“联合”(combination )是进行严格控制的,但并未达到完全禁止工会活动的地步,工匠和工人仍然可以通过“联合”来保证现成法律的实施。1842年以后,英国政府不再禁止工人在劳动市场的联合,工会被允许参与处理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并且有权组织罢工。

  虽然议会仍然立法禁止工会使用“威胁、恐吓、骚扰”等方式,雇主常以工会触犯普通法中的营业契约共谋诉诸法庭,但总体而言,国家对工会的压制是局部的、间隙的和非系统的,工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19世纪70年代,英国工会成员已达到120万,成为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使得英国强大的工会运动从未转向激进主义(虽然有激进派别,但从未成气候),而是一直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通过议会斗争和进步立法来达到改善工人状况的目标。稳定的、合法的工人运动,创造出了一个和现存秩序息息相关的工人领袖阶层,领袖们权力和地位的维持依赖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因此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更倾向于采取改革和渐进主义的策略。英国工党是在工会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把工党视为保证议会中日益增加的工会成员发挥作用的工具(Marks ,1989)。

  国家的政策和态度对工人运动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决定了工人运动的策略选择,及其与国家的互动方式。熊彼特很早就指出过,国家暴力的使用是德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走上两种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Schumpter,1950:341-343)。压制性和排斥性(exclusive )的劳动体制迫使工人运动激进化,走上与国家对抗的道路。这种情形实际上不只是欧洲大陆早期工人运动的写照,20世纪许多欠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如韩国、南非、巴西,以及许多拉美国家都曾出现过对抗国家的激进工人运动。①「这些国家中的国家与劳工关系及其演变曾经是过去20年以来的一个热门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课题。主要作品可见Carriere,et al .(1989),Choi(1989),Collier Collier (1991),Drake (1996),Middlebrook (1995),Murillo(2001),Posusney(1997),Seidman (1994)等」

  但历史发展到今天,国家吸纳和制度化工人运动已成为世界潮流。如亨廷顿所说,在20世纪“,劳工组织被普遍认为是工业社会的一个自然特征。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大规模和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因此落后国家也希望有这样的工人运动。

  一个全国性的劳动联盟对于国家尊严来说,就如同军队、民航和外交部一样不可缺少“(Huntington,1986:286)。

  基于各国历史和政治传统而产生的国家吸纳工人运动的不同方式,如多元主义(pluralism )、社会统合主义(societal corporatism)、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 )等,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公民权:普选权和政治参与

  

  在有些学者看来,国家性的强弱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显而易见,比如,卡兹尼尔森就指出,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显示出划一的革命性,而英国工人在某些时刻实际上倒表现得相当激进,美国工人在工作场所也常有挑战雇主的激烈行为。因此,他实际上认为,要直接从“国家性”强弱的分析来推演出工人运动的激进与否是很困难的。而且,在卡兹尼尔森看来,国家“强—弱”的两分法概念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使得我们无法看到即使在同属“弱国家”的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亦存在很大差别。卡兹尼尔森认为,奈特尔把英国和美国归类为弱国家不无道理,因为两国的确有很多共性,与欧洲大陆国家形成显著对照;但他完全忽略了即使它们都是权力分散的“弱国家”,它们各自国家组织的方式和政治参与方式却有很大差异(Katznelson,1986)。卡兹尼尔森对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比较英、美国家组织和参与形式的差别,来解释两国工人运动的不同道路和模式。英国和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对最相似的案例,它们之间的比较有利于控制相同变量,确定解释变量。

  学者一般认为,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美两国的工人运动是相对温和的,但这并不表明英、美的工人运动是相似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英国工人运动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阶级团结,以及宏观的社会改革目标。英国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工会联合会(Trade Union Congress)倾向于采用政党和选举政治的策略,通过与工党的关系和议会路线,把与工人相关的议题带进政治辩论领域,推动有利于工人的广泛的社会改革。而美国工人则缺乏阶级意识,倾向于追求狭隘的经济利益。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工联盟,即“劳联”(AmericanFederation of Labor )采用了“商业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 )或者“自愿主义”(voluntarism )的斗争策略。这种斗争策略强调,工人的权益主要通过行业或工厂层面的集体谈判和工业行动来保障。劳联基本上回避国家政治层面的斗争,不追求广泛的社会改革目标。

  卡兹尼尔森认为英、美两国普选权实施的时间是解释两国工人运动及阶级形成不同道路的重要变量。此前,有学者就已关注到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如,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认为投票权的扩展,以及扩展的时机(timing)对形塑工人阶级的思想倾向和行为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Bendix,1969:65-123)。

  马歇尔指出,新兴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时候,是最容易产生极端和激进的意识形态的(Marshall,1964)。李普塞特也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群体的政治权利遭到拒绝,他们的被剥夺感就会增强,也更容易对革命和极端思想产生积极回应,而政治权利的存在有助于政府对新生力量和阶层采取和解姿态,从而增强这些潜在挑战阶层的自尊和社会地位(Lipset,1983)。换言之,工人运动激进与否,与工人运动兴起时是否已存在公民政治权利(主要指投票权)有关。赛力格。珀尔曼更进一步指出,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人早在杰弗逊民主运动时期便获得了投票权。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工人运动出现的时候,工人们还没有获得投票权,因此,不需要剩余价值理论的启发和鼓动,工人们也能产生阶级意识,因为以财产制度为基础的投票权,使工人认识到被剥夺选举权归根结底是一种阶级歧视,是阶级压迫的标志和象征。

  这样,争取投票权就像一条红线把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Perlman ,1979:67),并且为阶级性政治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诱因。在欧洲,很多大罢工都是以争取投票权为号召组织起来的。

  卡兹尼尔森对英、美两国的比较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展开的。他认为,英、美两国实行普选权时间和方式的差别对两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Katznelson,1985)。19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所有成年白人男性就已经获得了投票权,而英国在1832年时只有1/5的成年男性是合资格选民,到1867年时有1/3的成年男性具有投票权,而直到1885年时这个比例也才只有3/5.换言之,美国普选权是快速、和平地实现的,而英国则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冲突才达到这一目标。卡兹尼尔森认为,这个获取普选权的不同,决定了两国工人运动阶级意识的差别。在英国,由于国家拒绝赋予工人选举权,使工人面对共同的国家挑战。当争取这一权利成为工人的共同目标时,保持原有身份认同差异的空间被压缩了。换言之,争取普选权的共同目标和集体斗争,使工人超越了地方和行业的认同,以及狭隘的利益要求,形成了全国范围的阶级,阶级意识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并且把对公民权的诉求直接指向了国家的权力核心——议会。在这一过程中,宪章运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宪章主义为英国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使其在思想倾向和组织上走向一致的契机和载体。工人运动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全国性网络中,将政治和经济行动结合起来,将斗争扩展到包括普选权在内的、涉及工人阶级利益的广泛领域(通过《济贫法》,争取工会合法化,争取出版自由)。宪章运动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大差别就是,它确信阶级和阶级行动是解决公平和进步问题的核心所在(Tholfse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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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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