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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冤案一例——我在审干和肃反中的经历

更新时间:2009-10-15 19:10:40
作者: 刘绪贻 (进入专栏)  

  首先应将每个干部现有的档案材料集中起来,加以整理研究,找出问题的关键和调查的线索,然后进一步进行调查;最后将这些材料,加以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结论。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周密细致,实事求是,切忌粗枝大叶、主观推断;切忌采取‘ 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必须抓住关键问题与本质问题,不要纠缠在枝节问题与表面现象上;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家庭问题与本人问题以及情节轻重、罪恶大小等等均须严格加以区别。” 这种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对于审干具体负责人,《审干决定》中规定选择“政治完全可靠、作风正派的干部”,实际上是领导认为“政治可靠,作风正派”的干部,也就是领导信得过的人。而这些人大都忠于上级,希望在审干工作中做出成绩、获得提拔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们大都尽最大可能地在被审查干部的个人历史中寻找问题,找不到大问题就抓小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一种繁琐哲学。比如上述对我的审查中,他们找不到重要的问题,就抓住已经被认定为非特务组织性质的通讯组织,进行了接近两年的审查。

  与此同时,审干工作钻入繁琐哲学陷阱后,往往揪住细微末节的问题不放,忽视从大处、从全局着眼看问题,漠视被审者个人历史中主要的方面。原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刘实曾经对审干办公室的人说,“刘绪贻从青少年起就很爱国,虽然曾被迫参加过国民党,但他却极端厌恶、反对国民党。他认为美国既是天堂,也是地狱。解放前夕他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继续读博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这些情况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爱国爱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吗?他的历史我可以打包票。”然而,已钻进繁琐哲学陷阱的市工会联合会审干人员,是不能像刘实这样从大处、全局看问题的。由于这种繁琐哲学的原故,我国的审干工作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伤害了多少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现在看来,我国审干工作方法还不仅陷入繁琐哲学陷阱,更重要的是违反了国家宪法。1954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在受审期间却不被允许回家,有一段时间甚至被禁闭;第90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我在受审期间家中却被搜查;第91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我在受审期间却被停止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实际证据证明我有严重历史问题(还不说罪行)时发生的。这不是严重的违宪行为吗?

  除上述我国审干工作中的缺点和教训外,现在再谈谈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对我的审查造成冤案的两点体会。首先,这是一起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干部进行审查的案件。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原本处在社会分工的不同位置上,生活和成长的环境不同,各自形成的思想感情、文化修养当然都有很大区别。工农干部审查知识分子,前者很难理解后者的一些思想感情,而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臆测知识分子的想法和动机,对知识分子的真实言行很难体会和理解,所以这种审查,往往隔靴搔痒,牛头不对马嘴,难免甚至必然造成冤假错案。其次,这次冤案尽管使我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伤害,虚度了一年多大好年华,家庭受到迫害,事业受到挫折,但比起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残酷迫害来,比起我们国家所受损失来,我还是能聊以自慰的。

  

  2009年8月20日

  

  (刘绪贻/口述 赵晓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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