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阿玛蒂亚·森: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更新时间:2009-10-11 02:00:41
作者: 阿玛蒂亚·森  

  进而反过来导致其他人群的收入降低。

  然而,只是在非常局部的意义上,凯恩斯能够是我们的救星。并且,在对目前危机的理解中我们需要超越他的视角。有一个经济学家在当前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他是凯恩斯的对手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他和凯恩斯同时代,并且也在当时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庇古远比凯恩斯更加关注经济心理学(economic psychology),以及它影响商业循环、塑造和强化把我们推向经济萧条的商业衰退(恰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方式。庇古将经济波动部分地归咎于“心理原因”,它包括:

  人们(他们的行为控制着产业)的心理波动,这种心理波动来自对商业预期的不当乐观或不当悲观所导致。[5]

  很难忽略这一事实,即在“相互强化的低迷”的凯恩斯效应之外,今天,我们强烈遭遇到了“不恰当的悲观主义的错误”。庇古特别强调,当经济被过度的悲观主义控制时有必要解冻信用市场:

  因此,在其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业失败的扩散是广还是窄,取决于银行贷款的获得,在面对需求危机的时候,是易还是难。[6]

  尽管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拥有新的资产流动性的大量注入(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然而银行和金融机构直到现在仍然不愿意解冻信用市场。其他商业领域也在持续衰退,这部分上是对已经衰减了的需求的反应(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过程),但同时,这也是由于恐惧普遍消沉的气氛中未来需求的走低(庇古主义的传染性悲观主义)所造成的。

  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处理的一个问题在于,起因于金融管理不善和其他违规现象的现实的危机,被一场心理崩溃放大了好几倍。现在,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正被讨论的再生信用市场的方案,包括紧急融资(企业要求对真正放贷的金融机构进行补贴),政府购买不良资产,针对偿款失败进行保险,以及银行国家化(这最后一个提议令很多保守派吓坏了,正如交给银行的公共资金被私人控制让关心可问责性的人们感到担忧一样)。迄今为止,市场对于政府提出的方案的回应很冷谈,这说明,这些政策中的每一个都要求部分地评估其对商家和消费者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在美国。

  

  五

  

  还有一个理由,也能够说明庇古和凯恩斯之对比的重要性。尽管凯恩斯非常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的问题,但是他对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的分析,却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庇古不仅有对福利经济学的经典研究,而且他率先把对经济不公的评测作为经济和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7] 既然在每一种经济体内部,以及在全世界,最贫穷者的苦难迫切需要关注,那么政府和商业之间的支持性协作的作用就不能仅限于相互协调推进经济。在安排对目前危机的反应方案时,在不择手段地进行普遍性经济扩张时,我们有进行批判的必要,并给予社会底层以特别的关注。受到失业威胁、缺乏医疗护理并且遭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剥夺的家庭承受了尤为严重的打击。凯恩斯主义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上面的局限性,需要引起我们更大的注意。

  凯恩斯需要被补充的第三个方面,涉及他对社会服务的相对忽视——事实上,在这个课题上面,甚至奥托·冯·俾斯麦都比凯恩斯谈得更多。我们时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已经在讨论市场经济在提供公共福利(比如教育和健康护理)方面的重大缺陷;通过对“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市场交易的收益和损失并非仅限于直接的买者和卖者——的强调,庇古也对这个课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医疗护理不能保证提供给所有人的话,那么经济低迷的阵痛将会更加剧烈。

  例如,在缺乏国民医疗服务的情况下,每一次失业都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即失业者被排除在基本的医疗护理之外,这要么是因为收入的丧失,要么是因为和工作绑定在一起的私人医疗保险的丧失。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7.6%,而严重的匮乏状况已经出现。值得一问的是:几十年以来,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国家,何以能够在失业率高得多的情况下成功避免生活质量的全面崩溃?答案部分在于,欧洲福利国家的运转方式具有比美国强大得多的失业保险,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欧洲国家向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市场机制提供面向全民的医疗保健的失败是臭名昭著的,其最显著的体现是美国,另外是在1979年废除了全民医疗保健之后的中国,卫生和保健事业的进展出现了急剧的停滞,也体现了这一点。在那一年的经济改革之前,国家或合作社向每一个中国公民提供了健康护理的保障,即便水平相当低。在取消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官僚控制的工业单位这种对生产有害无益的制度之后,中国获得了高于任何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同时,在对市场经济的信任的引导下,中国也取消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而且在1979年改革之后,健康保险不得不由个人购买(除了在一些相对罕见的情况下,国家或某些大公司向它们的雇员或家属提供保险)。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在人均寿命方面的增速放缓。即便在中国的总体收入急速增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中国经济急剧减速的时候(正如现在的情况),它便注定要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尽力逐步地重新引入面向全民的医疗保险,而奥巴马之下的美国政府,也致力于使得健康保险全民化。中国和美国的调整进程都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实现两种社会的长期转型方面,这一调整应该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六

  

  凯恩斯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我们的视野必须更广一些。尽管在当代经济学界,凯恩斯经常被看作是某种“反叛”人物,然而,他实则更接近一个新资本主义的领袖,他关注的焦点在于力图使市场经济的波动稳定化(从而,相对较少关注商业波动的心理原因)。尽管斯密和庇古被人们认为是更保守的经济学家,然而,很多关于非市场机构和非逐利价值的重要性的深刻洞见,来自于他们而非凯恩斯及其跟随者。

  危机,并非仅仅提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当下挑战,它也提供了一个处理长远问题的机会,因为这时候人们愿意重新考虑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目前这场危机使得那些曾被忽视的长远话题变得重要起来:比如环境保护、全民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交通的必要性(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严重忽视了,而且,甚至直到奥巴马政府宣布首批政策的时候——也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仍然被远远地放在局外)。经济的承受能力当然是一个问题,然而,正如喀拉拉邦的印度政府的范例所表明的,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建立面向全民的由国家保障的全民医疗服务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在1979年取消了全民健康保险,所以,虽然喀拉拉邦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远远低于中国,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喀拉拉邦在平均生活水平和婴儿死亡率等指标方面,却已经实质性地超过了中国。因此,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机会也是存在的。

  但是,美国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它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水平已经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了,然而它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成绩仍然相对较低,而且有超过4000万人口缺乏医疗护理的保障。这里的问题部分上缘自于公众的态度和理解。关于国民医疗服务的运行方式被严重扭曲了的观念,需要在公共讨论中加以纠正。例如,美国人普遍认为,在欧洲的国民医疗服务中人们不能对医生进行选择,可是这完全不是事实。

  然而,对于现存的各种选择,也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在美国对健康改革的讨论中,人们过度地关注加拿大体制(在这种公共健康护理体制中,人们将很难获得私人医疗护理);然而,西欧的国家健康服务既为全民提供护理,而在国家保险之外,也允许那些有钱并有此意愿者进行私人治疗,购买私人健康保险。为什么有钱人可以把他们的钱自由地花在游艇和其他奢侈品上面,却不允许他们购买MRIS或者CT扫描仪,这一点是不甚清楚的。如果我们从亚当·斯密的体制多样化的主张,以及调控多种动机的观点中获得提示,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实际可行的方案,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进行巨大的改造。

  我认为,目前的这场危机并没有要求一种“新资本主义”,但是它确实要求一种对旧有观念的新的理解,比如斯密的观念,以及和我们的时代更接近的庇古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我们同样需要的是对于不同体制的实际运行方式具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认识到,从市场到国家机构的各种组织能够超越短期的解决方案,对建设一个更加合理的经济世界作出贡献。

  

  (译者:陈斯一 ;单位:北大哲学系)

  

  [1]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R.H. Campbell and A.S. Skinner (Clarendon Press, 1976), I, II.ii.28, p. 292.

  [2]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viii.26, p. 91.

  [3]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D. Raphael and A.L. Macfie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189–190.

  [4]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I.iv.15, p. 357.

  [5]A.C.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29), p. 73.

  [6]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p. 96.

  [7]A.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Current works on economic inequality, including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A.B. Atkinson, have been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spired by Pigou\'s pioneering initiative: see Atkinson,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 (MIT Press, 1983). )(Atkinson受到了庇古开创性工作的巨大影响,见他的《社会正义和公共政策》(1983)。)

  

  (阿玛蒂亚·森: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首发于2009年3月26日《纽约书评》第56卷第5号。感谢作者惠赐本文中文首发权。)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0731.html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三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