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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超: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

更新时间:2009-09-25 02:09:04
作者: 吴敏超  

  

   [摘要]戊戌政变后,虽有统治者严酷的言禁,但社会各界仍对相继发生的事件相当关注,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当时参与较多的报纸,如《中外日报》、《国闻报》、《申报》、《知新报》和《清议报》等都刊登了相关报道和文章,从不同立场对政变作出各种反应和思考。与此同时,包括各级官员、各类知识分子和各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或公开或私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这些出自各方面的舆论,说明政变后的社会舆论比较复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时局的不同主张以及先进与落后势力的复杂斗争。

   [关键词]政变后;社会舆论;《申报》;《知新报》

  

   社会舆论,是指社会上相当数量的人对某一特定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和态度的汇集,它在形式上包括新闻舆论和公众舆论两种。本文拟围绕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对政变所引起的政治分野和维新变法的启蒙意义作一探讨。学术界对于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研究极少,只有新闻史的研究者有所涉及,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本文的时间界定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表训政上谕到1900年年初“己亥立储”事件发生。

  

   一、新闻舆论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清廷为压制舆论,大张旗鼓地查禁报馆,并严拿报馆主笔。[1](p109~110)但仍有很多报纸关注着时局变化。总体而言,政变后生存下来的报纸为形势所迫,态度都相对保守,但经过甲午战后的思想启蒙,坚持变革与进步的思潮仍顽强地存在:曾是变法积极鼓吹者的《国闻报》、《中外日报》和《昌言报》积极报道政变后的情况;《万国公报》虽然没有直接对政变进行评论,但继续宣传变革和启蒙;《知新报》更从维新派的立场出发指出政变的反动性质,对遭受迫害的维新分子表示同情。

   就《国闻报》、《中外日报》而言,在政变发生后的一个月里发表了大量报道。两报虽迫于形势刊登了禁锢言论的上谕(分别为6条和12条),但更多地刊登与政变相关的报道,从9月23日至10月28日的一个多月里,两报各发表报道47篇和68篇。在版面处理上一般都放在头条或醒目位置,说明对政变十分重视。

   从报道内容看,《国闻报》因地处天津,最关心各国公使的举动和外国军队准备入京的动向。事实上,10月3日和4日,确有英兵和俄兵到天津,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有以进京保护使馆为名欲进入天津的消息,民心因之浮动。后各国与清廷达成谅解,暂缓入京。上海《中外日报》则大量翻译了外人报纸上的报道,消息比较灵通,有关康有为经上海、香港亡命海外的报道尤为详细。

   从报道价值看,《国闻报》言辞谨慎,发表了多篇质量较高的论说,其中不乏有对维新党评论颇为深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认为维新党中不乏混水摸鱼之人,品行上良莠不齐。[2]10月4日和5日连载一篇匿名文章,称赞《时务报》“数十人创之,千万人应之”,变法“虽阻以绝大之势,力可以暂息,而仍必推行”[3],对时局有较清醒的认识,对变法前景充满信心。《中外日报》的报道,总体而言质量差些,很多是对谣言的简单记录。如报道光绪的身体状况,前后两天出现了三种说法。9月24日刊登的电报中说,“皇上病势甚重”;25日又说“皇上平安,外间谣言,悉系严拿康党所致”;当日的谣言汇志中又说,“皇上被刺,逆犯乘轮来沪”。[4]这反映了消息来源多而不确,但其中部分传言也发人深思:在政变的特殊时刻,统治者故意散播一些说法,以便开展下一步行动。但随着局势的明朗,报纸的报道与事实接近。如关于政变原因,由一些猜测变成了“得确实消息”,康有为奏请光绪主持一切新政,摆脱保守派的掣肘,由此激怒了慈禧太后。[5]旬刊《昌言报》也在10月11日对政变以来的时事进行回顾,着重报道了外兵准备干涉的情形。

   总之,该三报对慈禧太后训政、维新派的遭遇和外国军队准备干涉的情况,尽其所能做了详细的报道,但都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国闻报》认为清廷本没有穷治新党之意,只是由于某些御史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断递折诽谤,才造成如此严重的局面;还把政变以后的政策定名为“刚毅之政策”,不免有袒护慈禧之意。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在强大的压力下保持沉默或向后党摇尾乞怜,而是追踪局势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较为可靠的报道,实属不易之事,颇担风险。如郑孝胥就为《国闻报》批评刚毅等人,对其主笔严复深表关切和忧虑。[6](p691)至于他们在报道中出现的一些失实之处,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文报纸的发展还不成熟,准确的消息来源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政治事件的敏锐程度不够,认识水平较低。

   就《申报》和《知新报》而言,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较明显,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申报》在变法刚开始时,是支持维新的,后黄协陨任主笔,保守思想日益抬头。政变后,《申报》更是公然站在后党一边。《知新报》是戊戌时期出刊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纸,在《清议报》创刊之前,惟有澳门的《知新报》站在维新党的立场上指责政变。两报对于政变的报道都很重视。《申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38篇报道,《知新报》在1898年10月至11月的5册中有33篇报道。

   两报的报道重点有所不同。《申报》将报道重心放在康梁的出逃和对维新官员的处置上,认为维新派的倒台是政变的直接结果,故最为关心。而《知新报》的关注重心则是光绪的命运,因为他的存亡关系着维新大局。另外,两报对列强的反应也相当重视,报道数量分别都占总量的四分之一强,原因是列强支持后党还是支持维新派,对时局发展有重大影响。

   就其报道内容而言,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态度也很不同。在对维新派的报道方面,随着后党的掌权,《申报》日益追随慈禧,对维新派肆意攻击,而《知新报》则一直同情惨遭迫害的维新志士。9月28日,《申报》对康有为的获罪原因不甚肯定,故引用外国人的说法:康要维新得罪了保守派。[7]评说比较客观。此后不久,康有为被定罪,《申报》的舆论便发生明显转变,对康有为采取激烈的批评态度。10月8日,《申报》攻击康有为:“自号长素,意谓长于素王也……行为卑鄙,皆羞与为伍。”[8]10月20日,《申报》更称康梁为逆首、逆党。[9]《知新报》的态度则显然不同,11月14日对黄遵宪被释放、张荫桓还活着的消息表示“甚喜”[10]。其关于刘坤一奉旨密拿文廷式的报道,不仅对文廷式因不在家乡而未遭逮捕表示庆幸,还说刘坤一“颇以维新不成为憾”。[10]11月24日又引用外人报道,对各国公使没有拯救维新派表示不满。[11]这三条报道,表明该报以维新派的祸福为自己哀喜的转移。

   关于慈禧掌权及后续政策的立场,《申报》采取肯定态度,而《知新报》一直否认慈禧再次垂帘的合法性,对后党予以抨击。《申报》称“皇太后知康有为结党营私”,立命严厉捉拿,还表示慈禧训政是为了国家的安定,[12]保存祖宗之法。《知新报》则认为慈禧幽禁皇帝违背公法,呼吁各国不要承认慈禧的统治地位,[13]还揭露荣禄的倒行逆施,指责“太后与守旧党肆行逆政,民困日甚”。[10]主张欲强中国,必须变法。

   报道光绪时,《申报》笔墨较少,而《知新报》关注较多。光绪被囚瀛台,一度生死未卜。慈禧宣医入宫看病,引起各种猜测。《申报》以“保荐名医”为题,基本重复上谕内容,并不质疑光绪的真实病情和现实处境。[14]10月20日报道法医入诊的情况,说光绪偶得小恙。相比之下,《知新报》对皇上的关注则较多,关心其是否被废,病情如何,以及如何恢复健康等。其报道的内容,既有皇上要被废的谣传;还有皇上欲逃离瀛台未果,慈禧令拆去瀛台板桥之传闻;另有报道:“皇帝确系中毒,现病势垂危。”[15]该报11月24日的报道更表达了对光绪的关心和对慈禧的不满,曰:“法医诊视中国皇帝之症……一请其用好食物调养,迁处南方更暖之地,则易痊愈……又太后揽权,断不许其越宫门一步,况至南方就暖乎。”[10]

   探究《申报》攻击康、梁,态度转变的原因,一是政变后舆论环境的严酷,清廷不许报纸随便议论朝政,《申报》要考虑自身的处境和安危;二是《申报》的主笔黄协陨在政变后,日益支持后党政策。由于清廷政令在上海租界内不能全部贯彻,不少知识分子已有自主判断之能力,《申报》肆意攻击康、梁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故有传言说黄协陨受了顽固派的贿赂,才大骂康、梁。而《知新报》地处澳门,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但地理上的偏僻也注定了它无法具有全国影响力。另外,《知新报》此时的主编不是维新派的中坚力量,也影响了报纸的宣传力度。

   由上可见,政变后的报纸舆论比较丰富、繁杂,关注的事情也很多,体现了局势急剧变化的特点,也表明戊戌政变作为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引起了普遍关注。《国闻报》和《中外日报》,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申报》和《知新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政变进行报道,态度比较鲜明。随着慈禧训政局面的稳固,《申报》日益站在后党的立场上,而《知新报》作为维新派报纸,指责后党的种种反动行径,告诉读者一些真相,体现了两报对政变截然不同的态度,也代表了政变后维新和保守势力的斗争。

  

   二、公众舆论

  

   政变后,社会舆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公众舆论,包含了相当庞杂的内容。在晚清,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另一方面民众的识字率很低,报纸等公众媒介还未充分发展,能通过阅报或其他途径了解朝政变化,并对其进行评论的人数较少。所以这里所说的公众,主要是指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这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多少了解政变的情况,又在奏折、书信和日记中发表他们的看法,从而汇成当时的公众舆论。

   根据公众的立场对其舆论进行分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极端的守旧派和康梁等较为激进的维新人士外,绝大多数人处于两者之间。他们对守旧已经动摇,但对维新的方式和程度尚无把握。政变后的严酷环境也使很多人言辞模糊。他们在某件事上倾向保守,而在类似的其他事件上又倾向维新。我们应理解在新旧转折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矛盾和不成熟,同时尽量加以辨别。所以,笔者采用相对平和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和“倾向维新进步的人士”来划分对政变持不同观点的人士。

   这里“倾向保守的人士”,指不赞成变法和对政变后的局势基本持肯定态度的人。从中央到地方,这部分人占了多数。当然,他们的保守程度不同,表达的情绪也有强烈和微弱之分,所持的态度亦有明确和模糊之别。

政变后,中央及各地官吏配合训政上谕,不断呈上奏折,指斥康、梁及其变法,要求迅速惩治罪犯。9月24日,前户部主事缪润绂上奏,指出慈禧“拨乱反正”是“社稷生灵之福”,然后列举康梁等人的罪状,言辞激烈。9月26日,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等上奏,认为光绪请慈禧训政是英明之举,为防外人干涉,对维新派应从速处置。9月27日福建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在他提出的惩治名单中主张再列人陈宝箴、黄遵宪等人;同时提到,为防止外人干预,应从速处置犯人。[16](p1061,1074,1080)此后,又有工科给事中张仲炘、监察御史胡孚宸、黄均隆、王鹏运、御史杨崇伊等纷纷上奏,要求惩治康党,废弃新法。这些人的奏折,进一步促使慈禧下定决心迅速除去新党。部分官员在与亲友的交往中,也表达了拥护政变的态度,并攻击维新派。如变法时很多官吏为保全富贵利禄,与新党为敌。训政后,他们松了一口气,声称:“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17](p351)张之洞为洗脱之前与维新派人士来往紧密而引起的嫌疑,坚决站在慈禧一方,他对《新闻报》刊登康有为发表的专函非常不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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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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