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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超: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

更新时间:2009-09-25 02:09:04
作者: 吴敏超  
致电刘坤一:“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1](p615)其幕僚梁鼎芬更表示与康有为诸人势不两立。他提到维新派每个人时都要加一“逆”字。训政后的第二天,他就写信给陈庆年说:“初六日逆贼康有为革职,天下快心”。[18](p120)后来致汪康年的信中所附四封电报,也都是攻击康有为的,[19](p1910~1912)并对自己的先见之明十分得意。

   可见,政变后,倾向保守的人士的势力还是很大的,他们的言论代表了封建正统,在政治上又有合法性,所以流传甚广。

   “倾向维新进步人士”对政变也各有不同的反应。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梁在逃亡途中,就指出了政变的非法性。康有为在香港接受采访,把光绪和慈禧的矛盾作为政变的背景。[20](p499~512)他强调自己被重用的过程和受光绪的信任,但对政变的具体原因和细节的解释,都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一是慈禧给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康有为需表明其开展变法的合法性。二是慈禧给康有为的另一罪名是谋围颐和园,康有为意识到此事重大,应该设计严密后再反驳慈禧,所以暂为含糊其词。梁启超、王照于9月27日在前往日本的船上写信给访华的伊藤博文和林权助代理公使,指出慈禧有亲俄的倾向,请求日本联合英美,出面干涉训政局面。这也是康梁的一个重要策略。

   曾支持康梁变法的上层官僚或被流放或被革职,多数被迫保持缄默,但也有人留下记载表示同情。黄遵宪对六君子不经审讯就被杀表示愤慨,有诗曰:“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21](p162)还作诗怀念流亡的梁启超。未受政变牵连的部分官员,也直接间接地表达了对政变的态度。刘坤一在政变后上奏说:“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1](p631)希望两宫和睦,以稳定大局,并暂时达到迫使慈禧放弃废帝阴谋的效果。郑孝胥对慈禧当政极为不满,并在日记中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对维新的失败多次表示惋惜。可见,刘坤一、郑孝胥不满慈禧在政变后把国事当家事、囚禁甚至要废掉光绪的极端行为。

   在具有知识分子特质的人士中,张元济、严复、蔡元培等人曾参与过变革。他们对政变的发生、六君子的被杀非常痛心。张元济一听到训政的消息,就去见李鸿章,希望李鸿章出面扭转这种不利局面。[22](p236)政变后严复写了《戊戌八月感事》,[23](p414)指责顽固派将局势搞得天昏地暗。宋恕也有《哭六烈士》诗,高度颂扬谭嗣同的死。[24](p815)更可贵的是,他们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变法。张元济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自来变法,莫不如是唯望新党,勿为所遥夺耳。”[25](p28)这里张元济既认识到康有为的缺点,又肯定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政变后蔡元培辞官,回老家办学堂,他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培养众多的革新人才。[26](p133)张元济则到上海从事出版业;严复全力从事翻译,介绍西学。他们改变了活动的领域和方式,但实质上都在继续变法事业,促进社会的发展。

   还有另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政变前的主张与康、梁有所不同,主张渐进、平稳地从局部开始改革,故基本未受政变的牵连;但政变后他们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孙宝`在日记中多次谈到政变后的各种状况,并有一诗挽谭嗣同:“可怜变法须流血,莫让先生血独红。”[27](p263)叶昌炽对六君子的评价是:“此数人者,虽良莠不一,要之皆中国之隽才也……外国新旧相争,无不流血者,中国流血自此始也。”[28](p251)可见,他们对政变的发生持悲伤和惋惜的态度。而且有人相信政变的发生只能说明维新事业的暂时失败,钱恂就说:“此百日中新政,中国将来必仍举行,此时遏之愈甚,再举行之期愈速耳。”[29](p3006)也有些人对康党的行动策略表示不满,如汪曾武就说:“康犯早知其必败,特不料其如此之速。”[30](p1108)并埋怨康梁的手段太急激,葬送了维新的大好局面。还有些人因为与康、梁在学术传承上有所差异,在评判时往往从主观认识出发,不免失之公允。所以,各个阶层的人,即使是同一阶层,由于所受教育、成长背景和品性的不同,在关注某一事件时,接触到的很可能是该事件展现出来的不同侧面,所以引发了多样的社会舆论。再加上政变是一件敏感的重大政治事件,有些人即使在给好友的信中,也言不由衷,更加剧了舆论的复杂性。

   以上谈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受到政变牵连的上层官僚和未受牵连的洋务派官僚,受到政变影响的中上层知识分子,还有同情维新的知识分子对政变的反应。总的趋势是,他们虽对康、梁的学术人品、变法策略或多或少有微辞,但大多承认变法是不可遏制的潮流,并高度评价了六君子的慷慨赴死之举。

   最后,考察普通民众对政变的态度。因晚清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民智未开,故所谓的普通民众也仅指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市民以及较为开放地区的普通士人。政变后,人心浮动,于是有了种种猜测,许多谣言在各地流传。在北京,“皆谓帝病重……先于太监茶店中,创一种风说,言帝设谋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皆深信之,互相传播”。[31](p261)在上海,“街头张贴的报纸说到‘皇帝已经被迫逊位,据说已驾崩,慈禧大获全胜,李鸿章复职’等消息”。[16](p1060)而在“广东省城中,此三五日内谣言极盛,有谓疾除新党复用旧人等语”。[30](p564)这些谣言中有些细节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政变后出现众多传言的原因是,政变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动和危机,导致人心浮动,于是有了种种猜测。

   当时新闻传播渠道尚未成熟,社会底层群体私下的意见交流代替了正常的传播途径,再加上人们认知水平有限,为谣言的风行和流变提供了基础。汪康年对此评论说:“读八月上谕以后,则舆论以康为当诛,读东洋某某报以来,则舆论又以康为无罪,公论之不可恃甚矣。”[19](p1339)说明很多人自身尚缺乏判断力,人云亦云。王国维也曾感慨:“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32](p17)可见,普通民众的舆论具有易变性和盲从性。

  

   三、康、梁的海外宣传和政变的余音

  

   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作为政变的当事人,他们一面揭露后党的反动行为,一面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梁启超利用他在国内积累的办报经验,于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刊《清议报》。创办伊始,陆续刊载了一系列文章:首先阐述政变原因,强调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矛盾代表守旧和维新的对立,政变的发生不可避免。其次,梁启超针对舆论普遍认为变法太过“急激”的意见,指出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改革,成效甚微的原因就是改革太过温和,强调康有为速变、全变思想的不得已和适用性。[33]此后,《清议报》还发表多篇文章,希望光绪重新执政,这也是康、梁使自身获得更多认可的有效手段。1899年4月,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正式出版,除了包括上面谈到的内容外,还介绍了新政的内容和康有为在变法中的领导地位。总之,《清议报》虽然包含了党派之争,且经常从政治利害的角度品评时事,但它不啻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刊物,和《戊戌政变记》一起,在国内行销,屡禁不绝。该刊不仅从维新派的角度展现了戊戌变法和政变的风云变幻(当然,后来梁启超承认《戊戌政变记》饱含了自己的感情,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记述),还启蒙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激发了他们的救国热情。

   由于清廷的多方交涉,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前往美洲,却也缘此开辟了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他在温哥华等地演说,讲述自己协助光绪皇帝变法的过程,痛诋后党发动政变;号召华侨联合起来,保救中国。[34](p403~406)演说受到热烈的回应。应当承认,康有为在华侨中的宣传非常成功:到1900年前后,康有为已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和南洋,创办和控制了30多家报刊,使保皇立宪的思潮风行海外。这一局面的开创,一方面是由于在海外华侨的心目中,皇帝仍是一个神圣的符号,他们希望有一个明君来促成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且从自身利益计,康有为鼓舞他们成为维新功臣,这种名誉和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康有为利用报刊、演说等有效手段进行宣传,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可以说,康、梁挟其维新领袖之名,奔走海外,虽然未达到说服英国和日本干预朝局、助光绪复位的目的,却在一定程度上把保皇改革的观念撒播于海外各地,将戊戌变法的影响推之深远。

   由于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运动声浪渐高,国内的进步舆论也赞扬光绪戊戌维新时的英明,提出必须让光绪执政。[35]另外,慈禧垂老而光绪年富,有朝一日光绪还是会行皇帝实权。慈禧对此耿耿于怀,废光绪的念头再次付诸实践。鉴于废光绪曾遭到外国公使和刘坤一的反对,这次的废立行动以立储的形式来掩人耳目。1900年1月24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出诏书,大意是光绪称身体总不能康复,故要在宗室中选择一个孩子作为同治的皇子,将来好继承皇位。这时正是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为己亥年,故称“己亥建储”。

   上谕发出后,引起巨大震动。第二天,《中外日报》就要求慈禧还政光绪。[36]1月26日,上海工商界发出公启,号召大家电阻立嗣,如朝廷不理,就全体罢市。[37]天津、杭州、武昌等地士民,要求当地督抚代为转奏谏阻。[38]康有为还发动海外华侨通电反对。在这反对建储的浪潮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的抗议电,要求“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39](p309)列名者除经元善外,还有叶瀚、章太炎、唐才常等绅商士民共1231人。经元善的这一举动促成了反对建储的舆论高潮,国内外人士和媒体舆论都给予关注。《清议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并发文指出建储的实质是对光绪的无形废立变为有形废立。[40]梁启超高度赞扬了经元善的举动。《苏报》将经元善的奏文刊载,并称:“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41]宋恕赞扬经元善的举动,认为形成了“浙中帝党”。[42](p698)

   慈禧迫于南方各地的舆论压力,又因外人也未支持她的行动,最终放弃了立储计划。这次抗议建储风波,体现了光绪皇帝作为维新的象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保存了光绪就保留了变法的一线生机。建储事件把社会舆论对政变的不满,由私下的发泄转变为对后党广泛的公开的抗议。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元善的领衔发电,响应的都是普通士民绅商,所以这是一次平民的抗议活动。同时,这次事件也得益于近代电讯技术的发展,各地可以同时致电反对废立,迅速有效地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声势,显示了舆论的力量。“己亥建储”引发的强烈的社会舆论,进一步印证了民众对光绪的支持。政变后在后党的严酷统治下,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但只要一有机会,民意的表达便势不可挡。

   总之,由于政变陡然发生,此后又有康有为和梁启超外逃、光绪被幽禁等一系列事件,引起强烈的社会舆论。纵观此时的社会舆论,其中新闻舆论体现了报纸广泛的关注面和不同的政治倾向;公众舆论则反映了各个阶层由于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对政变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支持变法者有之,痛骂康、梁者亦存在,一些人还兼有这两种倾向。但社会舆论的主流是同情维新派的遭遇,特别是六君子的被杀引起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愤慨;大部分人对慈禧的专权表示不满,并关注光绪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宣传的成功和“己亥建储”事件引起的舆论本身,就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和舆论的趋向。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57.

[2]恭纪太后训政事[N].国闻报,1898-09-2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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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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