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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战时中国知识精英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

——以昆明知识界为中心

更新时间:2009-09-23 20:14:41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无疑是对中国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七七事变的爆发,更是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因此,当中国人民被迫投入自卫战争之后,特别是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曙光的时候,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便成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本文以战时昆明地区学术、教育、舆论界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认识为例,以期展示中国知识精英在重建中日关系及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上的一些思考轨迹。

  

  一、教育界对日军暴行的切身感受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昆明,是战时中国的军事、交通、文化重镇。这里不仅有由平津迁徙来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还有原在北平的中法大学,加上当地原有的云南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一时成为大后方知识精英的主要聚集地。

  这些学校,在战争中都遭受严重摧残。众所周知,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于29日与30日对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进行了炮轰与焚烧,使这所著名校园被彻底毁灭。据不完全统计,南开的财产损失总额达法币300万元,约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①]清华大学也是同样,虽有它有尚未与日本开战的美国背景,也未能逃脱劫难。7月28日日机轰炸西苑,有的炮弹就落进清华园。9月中旬,日本宪兵队入校搜查,校长办公室、秘书处、庶务科、学生自治会所及外籍教员住所无一幸免。其后,大量图书、仪器被公然劫走,至 1938年8月中旬,清华大学被日军完全占领,作为伤兵医院和马厩。1943年9月1日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一份报告中说到学校的损失,其中校产为四十八亿七千六百余万元(约合战前1937年二千四百三十八万余元),教职员私人财产损失一亿八千九百九十余万元,约合战前1937年的九十九万四千余万元)。[②]北京大学的校园虽未摧毁,但被日本接收,改为旨在为日本统治培养傀儡的伪北京大学。

  北大、清华、南开于1937年南迁长沙,1938年复西迁昆明,为了是远离战火,但遭到日军的大规模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机首次空袭昆明,遭到轰炸的地方硝烟弥漫,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空袭不仅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还威胁到师生的生存。1940年9月30日的一次空袭中,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闻家驷、冯至教授三家人躲藏的防空洞前就落了一颗炸弹,幸亏没有爆炸。冯至回忆说,当时“大人小孩都屏息无声,只听着飞机的声音在上边盘旋,最后抛下几枚炸弹,都好象落在防空洞附近。飞机的声音去远了,又经过较长时间,才解除警报。大家走出洞口,只见一颗炸弹正落在洞门前,没有爆炸”。[③]华罗庚教授也遇到过一次惊险,他躲藏的防空洞前中了一颗炸弹,洞顶落下的土把华罗庚一家都掩埋了,后来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抢救,才把他们挖出来。[④]1940年10月13日的空袭中,费孝通教授也差点儿全家遇难,只是炸弹落在邻居家,那家五口全被炸死,若是稍微偏一点,费孝通就丧命了。[⑤]

  和战争初期轰炸南开大学一样,日军对昆明的空袭,有几次是专门针对各个大学的。梅贻琦曾在一份《告清华大学校友书》中写到1940年10月13日西南联大的被炸情况,说是日“敌机袭昆明,竟以联大与云大为目标,俯冲投弹,联大遭受一部分损失,计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处震坏”;“环学校四周,落弹甚多,故损毁特巨”;“清华办事处在西仓坡之办事处,前后落两弹”,办事处防空洞“全部震塌”,“工友二人,平素忠于职守,是日匿避该防空洞内,竟已身殉”。[⑥]1941年8月14日,27架日机再次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目标实施大轰炸,以至当时报纸以《摧残我高等学府,敌机炸西南联大,校舍、图书、仪器损失重大》为题做了专题报导。这次轰炸,不仅投弹目标锁准了西南联大,而且有计划地分三批进行,每批九架,间隔仅五分钟。[⑦]事后,西南联大在给教育部的代电中,报告了损失的数字,其云:“本校新校舍炸毁房屋64间,震坏房屋210间。计常务委员会、教训总三处、事务出纳两组、图书库全部毁坏,生物及地质实验室各毁一所;此外各办公室、教室宿舍或全所炸毁,或毁坏一二间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时价,损失35万余元,家具部分损失11万余元,电料等项损失15万余元,三共约62万元。图书及仪器部分因在暑假期内,大多装箱存放安全地方,所损失者,按照原购置价,不过2200余元。又师范学院及附属中学系租借云南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校舍,此次被炸,倒毁房屋89间,女生宿舍系租借昆华中学校舍,此次倒毁房屋48间。上列两处房舍被震裂者共约190余间。”[⑧]

  日军对昆明的轰炸,虽然在美国空军志愿队抵昆后有所收敛,却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据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从1939年9月28起至1944年12月26日止,日机派往云南执行轰炸与侦察任务的各类飞机共3599架次,执行轰炸598次[⑨],其中近一半针对昆明,其间仅昆明市区发出警报即有232次。[⑩]这些轰炸,目的是实施精神上的威慑和恐吓,并没有多大军事意义,只能加深中国人民的仇恨。

  

  二、关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原则认识

  

  日军对中国教育机关非理性的破坏与毁灭,只是侵略行径一个部分,它理应种下复仇的种子,但许多有识之士,却能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战后处置日本问题。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在战争进行一年多的1938年10月,发表过一篇关于外交问题的文章。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地势及土地都有资格成为比较兴荣、比较稳定的国家”,只是“因缺乏远大的外交政策,以致盛衰无常”。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也缺乏持久的外交政策,“今日联甲,明日联乙,今日南进,明日北进,今日拥国联,明日反国联,其唯一不变的就是向亚洲大陆侵略”。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国家呢,钱端升从维护国际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必须进行三项工作,即:“一,摧破日本的武力;二,待日本人民以宽大;三,助长国联的权威,使国联成为强有力的制裁机关。日本如长为强而横,或虽弱而蓄心报复的国家,则我们的安全及和平便会长受威胁。”[11]钱端升在这里所说的三项工作,已初步涉及到战后处置日本的原则问题。

  其实,抗战爆发不久,中国政府有关机构便布置了对战争损失的调查与统计,其中部分工作,教育部委托给西南联合大学的数位历史学家。这项工作本身,体现了中国自卫斗争必然获胜的信心,同时也带有为战后清算日本罪行提前进行准备的实际意义。不过,战争初期,日本军事攻势咄咄逼人,国际上虽多有道义同情,绥靖政策仍占据主流,故抗战何时成功并不明朗,处置日本问题自然难以提上日程。因此,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开始出现的。

  综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当时,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日本资源缺乏,军力不足,支撑亚洲战场已疲惫不堪,竟又开辟第二战场,这种把矛头指向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的不自量力行为,无疑是火中取栗,加速灭亡。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在这一形势下应运而生。如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王信中说,“日本一向以东方的德意志自居,处处模仿德国,如在战后不予合理的制裁以防患于未来”,“以日本民族性的勇狠好斗及偏激狭隘,二三十年后必将卷土重来”。为此,他强调战后“必须消灭其武力,为着保障太平洋上的安全,必须消灭其海空军及制造舰艇飞机的设备,为着去除大陆上的威胁,必须由中国来限制其陆空军的力量,接收其制造军火的设备”。同时,为了防范日本黷武主义复活,王信中还指出要对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予以合理化的指导”[12],主张改革日本政体,改变日本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关系。然而,太平洋战火刚刚燃起,战局形势千变万化,遏止日本气焰,反击日军进攻是最紧迫的任务,因此人们考虑的多是保障远东和平的原则,尚未涉及处置日本的具体环节。

  第二个阶段,是《开罗宣言》公布之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和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解决远东问题的计划。会中,对于远东战后的安排,三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的所有岛屿,并将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等。会议签署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后经斯大林同意,于1943年12月1日对外公布。《开罗宣言》在苦撑待变的中国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人们无不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团结合作、彻底打败日本的决心而振奋鼓舞,于是战后处置日本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开罗宣言》在对日本问题上,只是涉及到领土问题,但中国舆论的思考范围,则比宣言内容更为扩大,其中包括经济赔偿等。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44年底,持续到战争胜利之后。这个时期对战后处置日本的讨论,与太平洋学会的召开有很大关系。太平洋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环太平洋各国民间团体组成的一个旨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秩序的非政府组织,参加者除了太平洋问题专家,还有若干外交家、政治家。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929年10月第三次会议(即京都会议),和1931年10月第四次会议(即上海会议),东北问题均是会议的重点之一,“田中奏折”便是在第三次会议上首次披露。太平洋学会第九次会议,决定1945年1月5日在美国弗吉尼亚温泉召开,而拟具的六项议题中,与日本直接相关者就有三项,且率先将要讨论的就是战后日本的地位问题。为了出席这次会议,不仅中国代表做了许多准备,社会各界也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期间,在日本问题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对于战后如何解除日本武装,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但在如何阻止日本未来之整军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这一信息反馈到国内,又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一时,包括宏观的和可操作性的各种意见频频见诸报刊,出现了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人人关心日本问题的现象。

  上述三个阶段,虽然背景不同,面对的问题各异,但所主张者,大体如云南《民国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归纳的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从宽善待。这种意见是以性善主义为出发点,“认为日本人并非特别好战,他们只是受了数野心家的诱惑,因而成为这次世界大战的祸首。只要把日本战败,让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来组织新的民主政府,则不须再采取其他措施了。”第二种意见是从严惩治。这种意见与第一种恰好相反,“认为日本民族不可救药,必须尽量惩罚,使日本永无翻身的机会,使日本不能再成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祸根”。具体办法,首先“把日本的工业全部破坏”,其次“对日本树立起隔离的壁垒,使日本回复一八六八年维新以前的状态,任它自生自灭。”第三种意见为区别对待、着眼长远。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前两种意见的折衷,它认为从宽善待是空想主义,从严惩治则是报复主义,都不恰当,主张战后同盟国既不能对日本过于放任,也不能过于严苛。他们主张一切办法都要从“保障日本民族与其他民族永久和平相处”为目的,鉴于日本实行黩武主义和侵略主义已数十年之久,这种观念在日本政治、教育、文化中有极深固的势力,如果不能设法“完全及永久消除日本的黩武之癌”,而放任战后的日本去自由选择它所要走的路,则不出三十年,日本必再度燃起战争之火。但是,以感情用事去压制日本,欲使其永无翻身机会,也只会造成“日本与同盟国间结下百年不解的仇恨,只会逼使日本再度铤而走险,这更使世界无法走上永久和平的大道”。

  中国与日本是近邻,这种地理位置使两个国家不论曾经出现过多少恩思怨怨,到头来还是难分难解。因此,从当时公开发表的舆论来看,赞成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见的都很少,多数舆论倾向第三种意见。那么,占主流位置的第三种原则,究竟应该由哪些方面组成呢,作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机关报的《民国日报》,提出日本战败后同盟国家应该负责实现的四项任务。这四项任务,实际上就是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一,按照开罗会议决定,重划日本的国界。第二,要求日本对中国赔偿损失,以其能负担于短期内清付的数目为限。第三,根本解除日本武装,使之无法再发动战争。第四,在同盟国监视下,改变日本的政治制度,包括取消“主权在天皇”的政制,及废止黩武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与宗教,使黩武主义永久从日本文化中消失。[13]

  云南《民国日报》总结的这四点,每条都与国际特别是亚洲和平息息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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