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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

更新时间:2009-09-18 09:37:50
作者: 姜涛  

  

  

  内容提要: 1923年,初到北京的沈从文落脚在酉西会馆,后来在表弟黄村生的建议下,又迁居至沙滩附近的小公寓中,从而进入了北京新兴的文化空间。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将沈从文的早年经历当作一份特殊的社会史料,在社会流动的更替、都市文化格局的重构、人际网络的转变、社会位置的制约等层面,分析了在空间转移的过程中,一个“文学青年”自我认同的形成,呈现出20世纪20年代制约新文学历史位置的诸多社会性前提,由此尝试一种文学史叙述的可能。

  

  关键词:

   1923年,抱着一份对新文化的向往,沈从文告别湘西来到北京,在一个陌生的生活秩序、文化秩序中,苦苦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从传记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确令人唏嘘,但相关的描述已有很多,似乎没有重新讨论的必要。然而,如果挣脱一般的传记视野,将沈从文的早年经历当作一份特殊的“社会史料”,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去考察,或许会发现在1920年代的中国,他的选择并非孤立和偶然,而是凝聚了某种集体性的历史经验。自晚清以降,伴随着科举的废止、新式教育的兴起,中国社会流动的方式也处在剧烈的转变当中。传统的城乡互动关系被打破后,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也越来越多地垄断了个人社会攀升的可能,[1]像沈从文这样离开家乡,在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圣杯”的侨寓青年又何止千万。城市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象征性的空间,不仅是生存的背景、经验的对象,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承诺,代表了一种新的人际网络、一种新的身份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在对文学“志业”的追求中,其实暗含了一个人如何摆脱原来的社会网络,如何参与动荡的现代历史,如何在一种城市特定的空间关系中安置自我,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重新讨论他早年的一系列经历,一方面可以在社会流动方式转变与城市文化空间重构的背景中,凸现出一代“边缘青年”的身份追寻;另一方面,1920年代“文学”、“文学者”的历史位置,以及支撑“文学”的若干社会性前提,也有可能得到另一种揭示。

  

  

  一

   1923年沈从文刚到北京时,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是他最初的落脚点。1924年春,在表弟黄村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他才移居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文学生涯也由此展开。一般的沈从文传记都会提及这个细节,但往往是一带而过,“迁居”背后特殊的意味,很少被注意到。其实,在沈从文的早期经历中,住所的变更的确构成了某种转折(他自己在回顾早年北京生活的时候,也有意将“酉西会馆”几个月的学习与沙滩公寓中的几年,分成两个部分来谈),[2]与场景变化相伴随的,还有一整套社会网络和自我认识的转变(表弟的“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3]空间转移与身份想象之间的微妙关联,由此也成为本文讨论的潜在线索。

   从“酉西会馆”到“窄而霉”的沙滩公寓,相距不过若干公里,而更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即从湘西到北京的千里之行,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促使他离开湘西的原因及过程,沈从文日后有过多次描述。仔细阅读这些文字,会发现在字里行间,总会流露出一种命运无常的慨叹,如《从文自传》中这样著名一段: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4]

  表面上看,沈从文思考的是人生偶然性的问题,对历史旋涡中个体命运的关注,也是他传记写作的一个模式。 5 然而,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我们似乎还可以读出更多的东西:如果不是一些意外的事件,“我”可能会留在湘西,“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那么,离开湘西走进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这种选择又会带来怎样“一个公式”呢?或者可以说,在实际的人生和假设的人生之间,其实暗含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进阶途径(“公式”)。因而,沈从文的假设或许也可以当成一个问题来看待。

  无疑,沈从文的出走与一连串的“偶发”事件有关,这包括1921年在芷江发生的“女难”,好友陆弢意外的淹死,以及他对新文化书报的阅读等。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偶然”背后的必然,换言之,他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呈现于从晚清到民国“社会流动”方式大变动的背景当中。所谓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位移,包括了身份、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在传统社会,进入上层精英阶层的制度化渠道,无疑是参加科举考试。当然,在这一“正途”之外,还存在着通过捐纳、军功、举荐等方式来获得官阶的“异途”。在历史的动荡和社会结构的转换中,“正途”与“异途”的关系,也往往会发生变动,更多的社会参与可能展现出来。据张仲礼的统计,19世纪末中国绅士的人数在700万以上,而上层绅士中有半数是出身于“异途”。这表明军人、商人、买办、乃至新式学生等群体的涌现,逐渐瓦解了中国社会原有的流动结构[6],鲁迅当年“走异路,逃异地”的选择,无疑也是这一历史变动的缩影[7]。在鲁迅的自述中,所谓“走异路”(放弃读书应试而学洋务),似乎是破落人家子弟走投无路的选择,但事实却证明,那些蹭蹬于“正途”的同代人,后来往往丧失了进入新的文化秩序的机遇。[8]

  在诸多“异路”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大小小的战乱之中,投身行伍构成了一条新的进身之阶,不断崛起的军人阶层,也成为左右近现代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9],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建立的湘军集团就是一个代表。通过军功来大量选拔人才,是当年曾国藩一条重要的用人策略,以此方式改变命运、获取官阶的人,在湘军历史上数量十分可观。[10] 沈从文一度显赫的家世也恰恰与此有关。他的祖父沈洪富,就是因参加与太平军的作战,从一个卖马草的小民被提拔为提督,使原本贫寒的沈家,得以进入当地的权势阶层。辛亥之后,在凤凰地方的权势转移中,沈家虽然败落了,[11] 但往昔的名声犹在,再加上一些姻亲关系,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沈家似乎仍占有某种优势。[12] 在周遭“尚武”的社会氛围中(“一切青年人的出路寄托在军官上”[13],通过从军获得社会进阶,实现家族的“将军梦”,或者借助既有的社会网络,按部就班地“混”成一任官僚或乡绅,对于沈从文来说,非但不是一条“异途”,恰恰是他所谓的“那么一个公式”,一条理所当然的“正途”。然而,这条“正途”不仅一次次被意外事件所打断,军中生活的混乱以及不断循环的暴力,显然使沈从文对它失去了信任感。可以想象,在少年沈从文的眼里,维系个人前途的社会之“常”已岌岌可危了,一切都处在不确定的“变”中,命运的“偶然”或许只是时代变局的一种个体折射。如果不尽早离开,他也会和那些少年时代的友人一样,“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例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夙命中”。[14] 因而,摆脱“那么一个公式”,目的是要“摆脱可怕的环境”,从衰败的、封闭的社会循环中挣脱出来,同时也意味着选择“另一个公式”。他初到北京时,在一家小客店的登记簿上,是这样向新的世界介绍自己的:“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15]

   从“小兵”到“学生”,显然是沈从文为自己设定的身份转换。有意味的从会馆到公寓: 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是,这种个人设计也吻合于那个时代一般的社会看法。在五四运动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学生群体,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历史推动力,“学生”的形象也与进步、活力、知识等一系列正面的现代价值相关。相比之下,武人的形象则每况愈下,2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武人的专政、乱政,“去兵”、“废兵”的呼声也曾一度甚嚣尘上。[16] 即便是在封闭的湘西社会,“尚武”的社会氛围,也同样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冲击。出身于湘西的舒新城在一次返乡后,就有感于湘西的乱局,撰文批评当地社会对教育的轻视以及对军人的信仰。[17 ]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也曾专门写到,在面对学生时,自己内心的艳羡和羞惭。脱去军装,去新世界里做一名学生,意味着去参与新兴的文化秩序,而这一努力所朝向的,不仅是一个明确的社会身份(“学生”),某种更为抽象、朦胧的主体想象,其实也包含在其中。

   作为军中一位“小师爷”,沈从文在早年的军旅生涯中,有不少机会接触到一些书籍、报刊,从《秋水轩尺牍》、《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昭明文选》,到林译小说和《申报》等。与文字为伍的经验,为他带来了幻想的活力,也在他和军人生活之间制造了距离,这表现为他严重的“书呆子”气,即:向“迂”的一面的不断发展。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迂”(疏离感)中蕴涵的能量,“因为我在那些上司和同事间,虽同在一处,以显明是两种人,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全不相同,决裂是必然的”。[18] 这种心态印证了某种“阅读社会学”的假定:印刷文字能为个体创造一个独立冥想的空间,产生离心的力量,将其从身边的环境、人群之中分离出来。[19] 因而,读书对少年沈从文来说,不只是一种自学的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区分和自我意识建立的方式。但宽泛地说,他当时的阅读,还从属于某种陈旧的文化系统,并没有导向一种全新的身份想象,他的“迂”发展下去,其结果不过是脱离军队,成为一个地方知识分子或乡绅,真正撕裂了他和湘西关系的,还是他后来对《改造》、《向导》、《新青年》、《新潮》、《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一系列新文化刊物的阅读。

  上述阅读的起因以及影响,已经被讨论得很多,这里本无需赘言,但他的一段话颇值得玩味。他说那些刊物提出的抽象问题,“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与其受环境习惯支配,按部就班地升任科长、局长、县长,“还是自己来重新安排一下,到另外地方去,作一个正当公民?”[20 ]仔细品味这段文字,不难发现,对新潮书刊的阅读,不只是让沈从文开始为“如何做人”“怎么爱国”这样一些问题而激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时空关系,激励“我”在一种普遍的文化关联中,重新安排自己的“身份”。讨论印刷资本与现代公共领域的关系,已成为时下一种常见的思路,但需要提出的是,报刊、传媒在带来某种共同体想象的同时,一种将人与周遭环境相剥离的效果,也会随之产生。依照吉登斯的说法,这种效果恰恰是现代性认同产生的前提,即通过一种“内在性参照”机制,将个体从“当地性”中抽离出来,完成一种自我定位。换言之,客观环境的“衡量”是与自我的“重新安排”联系在一起。[21] 所谓做一个“公民”,而非在既定的轨道上,做一步步升迁,也意味着要超越血缘、地缘的限制,在新文化的印刷符号的召唤下,在另一个空间,将自我寄托于反思性的追寻中。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对于沈从文这样的外省青年来说,不只是一个远方的城市,甚至也不只是新文化的中心,它本身就是道德化的,对应着国家框架下一种普遍自我(“公民”)的想象。[22 ]选择到北京求学,成为一名大学生,这或许是他的现实目的,但对某种超越性的普遍身份的向往,潜在地成为努力的前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先作一个“自由人”、一个“独立人”,“才能作第二步打算”。[23]

  

  二

  先作一个“独立人”,在日后的回忆中,沈从文不只一次表述过当年的这种心态。他想摆脱什么呢,金介甫曾做出一连串的推测,其中自然包括湘西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势网络。对此,沈从文的回答也相当坦率:“我早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24] 在他看来,挣脱过去的“富贵囚笼”,意味着从充满限制的地方性网络中抽身而出,这似乎是获得一种普遍、自由身份的起点。然而,在社会流动方式的更替中,新、旧两种“公式”也并非泾渭分明,新型人际网络的形成,往往会依托于原来的社会结构,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离开湘西,除个人的决心之外,他的上司陈渠珍的支持就至关重要;当他独自一人,在北京苦苦挣扎时,实际上也没有完全脱离对湘西的依赖,过去的亲朋或同乡,如姐夫田真逸,舅舅黄镜明,表弟黄村生,以及农大与燕大的同乡们,都或多或少为他提供过帮助,而他最初选择的栖身之处——酉西会馆,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他与原有社会网络的纠葛。

   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流动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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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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