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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分析哲学在中国

更新时间:2009-09-15 00:50:38
作者: 江怡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对分析哲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及其与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分析。全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对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工作进行深入反省,特别指出我们在对分析哲学的理解上出现的偏差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第二,对我国分析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做出深入分析,特别表明我们在与国际哲学的交流与对话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指出我们的研究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重点分析这种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和当代哲学发展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强调分析哲学对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键词:分析哲学 逻辑分析 中国哲学

  江怡,男,1961年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分析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潮,它几乎占据了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整整一个世纪。这种哲学宣称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倡导通过分析手段研究一切哲学问题。20世纪上半叶,当分析哲学在西方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它就被介绍到了中国。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分析哲学在西方已经呈现出逐渐分化的趋势,并进入了所谓的“后分析哲学”时代。而在我国,由于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原因,对分析哲学的传播和研究经历了艰难坎坷的过程,迄今为止才开始认识到这种哲学的价值。[1]

  

  一、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回顾分析哲学传入中国的近百年历史,我们会强烈地感到,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又相互交融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这种碰撞交融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的20-30年代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的初次交锋;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的50-7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对包括分析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的“绝对胜利”;第三个时期是从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分析哲学的重新引入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对话与交融。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析哲学始终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哲学的严峻挑战;而中国哲学在与分析哲学的碰撞摩擦中也逐渐改变和调整自己的文化心态,并以自己的特有方式消纳分析哲学所体现的西方哲学的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

  自分析哲学开始传入之日起,它就面临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挑战。1920年罗素访华开始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正式引入,罗素的一些著作如《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哲学问题》等被先后翻译出版。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罗素的逻辑思想以及同样属于经验主义传统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被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作为反对玄学的重要武器,而张君劢、张东荪、林宰平等人则以东方哲学的伦理精神和思辨特色反对用西方的科学式哲学思想解释中国的哲学文化。这是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首次交锋,首战的结果则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以其天时地利而告捷。所谓“天时”,是因玄学一方对西方哲学同样有着相当的理解,因而可以正确地指出分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例如张东荪就明确地写道,英美分析哲学的“所谓分析,其结果却只变为言语的分析,换言之,即分析语言中所含的意义。……其实自我看来,这依然不是哲学所独有的方法。因为无论哪一种学都须得用分析法,先把概念弄清楚了。所以拿分析来概括一切哲学,这是不够的”。[2] 暂且不论分析哲学是否真的是用分析来概括一切哲学,但就过分强调分析的作用这一点来说,张东荪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再说“地利”,这就直接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所构成的机制,即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更为相信和依赖经验归纳的结果,相信心理学所提供的感觉材料,而不是逻辑的推理和分析的结论。其实,即使是胡适和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宣传西方科学精神和逻辑方法时,同样没有忘记从中国文化的特定条件出发,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方式解说他们的哲学思想。当然,以中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并不意味着赞同这种方式,更不表示这种方式的正确性。但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分析哲学的结局,或者说是西方科学式哲学的结局,并不是被中国传统哲学所消解,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方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立住了脚跟。因为经过初次交锋,坚持中国传统哲学与提倡分析哲学的双方哲学家都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代或消解对方,唯一的方式应当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宽容的学术氛围中,我国对分析哲学的引入和研究不但没有因当时的战争环境而停滞,相反得到了很大的推进。例如,1927年,张申府翻译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题为《名理论》,这是原著的英德对照版出版后第一次被译为其他文字出版。到了40年代,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和分析、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和对逻辑分析技术的运用等等,对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0-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我国学术界对分析哲学基本上采取了阶级批判的态度,把它作为现代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和反动思潮的代表加以抛弃。由于这种外在的政治压力,我们对分析哲学的介绍基本上就停顿下来,更谈不上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即使像洪谦、金岳霖这样的老一辈哲学家也只能是从事少量的翻译工作,或者按照阶级斗争的原则编写一些哲学史教材等。不过,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这种表面上的政治需求之外,分析哲学以及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在中国所遭受的这种命运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整个哲学发展史都看作是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以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有这些都使得对分析哲学的批判有了貌似合理的根据。尽管我们现在对这些政治观点和理论早已不屑一顾,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指导性纲领,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根源。[3] 同时,哲学的意识形态化也使得哲学丧失了自身的理论特征和独立思考的本性。

  从80年代开始,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的重新引入,分析哲学也重新引起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如科学的分析方法、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批判精神等,都对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分析哲学所倡导的科学实证精神和勇于怀疑态度,使得这种哲学一时成为学界讨论的时髦话题,分析哲学家的论著也成为大学生们争相阅读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热门读物。同时,我国的哲学工作者也在介绍和研究分析哲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出版了不少关于分析哲学的论著,发表了上百篇关于分析哲学的论文。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取得了更为重要的成果。对分析哲学的介绍更为全面,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罗素哲学和维也纳学派之外,还有早期的弗雷格哲学和二战之后涌现的英美分析哲学家,如斯特劳森、达米特、蒯因、普特南、戴维森等,并注意随时跟踪研究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还翻译出版了分析哲学家的一些重要著作。

  客观地说,我们在新时期对分析哲学的传播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以前所有成果的总和。由于我们与西方哲学之间有过长时间的隔绝,因而我们在短时间内的研究工作还只是带有补课的性质,争取尽快缩小我们与西方哲学发展之间的距离。经过20多年的努力,应当说,这种时间上的差距正在缩小或已经部分地缩小了,我们研究工作开始能够比较及时地向国内学术界反映英美分析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并逐步开展与国外学者的对等交流。

  当然,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历史相比,我们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直接影响了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影响着分析哲学在我国学术界以及文化生活中的形象。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往那种化繁为简、分门别类的思路,喜欢把某个哲学家的思想首先划归到某个已有的思潮或主义,然后按照这种思潮或主义的思路去解释哲学家的思想,结果我们看到的都是属于这个思潮那个主义的哲学家,而不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例如,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我们就很难定位:他究竟是属于分析哲学还是属于欧洲大陆哲学?从不同的哲学观点看,这两种选择似乎都有道理,但哲学史的常识又告诉我们,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首先是把他放到分析哲学的或欧洲大陆哲学的阵营中,然后按照这种哲学阵营的基本思路去理解和解释他的思想。其结果,自然无法理解他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奇特主张”。同样,我们在对普特南的思想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普特南的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闻名于世起就不断地发生变化。虽然他大量地讨论并在许多场合主张科学实在论立场,但他对这种实在论的批判同样是他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这就使我们很难始终把他的思想看作属于科学实在论,而且事实上,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又转向反实在论。而我们的研究却往往简单地抓住他的实在论,认为他的思想变化不过是对他的“内在实在论”的修正而已。

  出现上述简单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对哲学家思想的全面理解,研究工作不是从学术出发,而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出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研究工作的随意性,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说明。要避免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关键一点是从哲学家本人的思想出发,通过阅读哲学家原著把握他们的思想,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哲学家原著中寻找相关的说法或论证。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从事研究工作不能像完成时事任务那样追求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应当从所要讨论的问题出发,分析问题所讨论概念的理论意义,深挖问题的历史渊源,通过推理论证阐发作者的观点。

  第二, 我们的研究工作还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没有充分认识到逻辑分析技术对分析哲学的关键作用。石里克早在维也纳学派创建之初就明确表示,没有现代逻辑的建立就没有现代哲学中的革命,没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对逻辑分析的运用,也就没有现代的分析哲学。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完全是在现代逻辑的熏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是现代逻辑技术在运用在哲学领域中的重要成果。但我们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的这种重要性,从大量的论著中看到的还只是对分析哲学家们思想的简单介绍,少有对哲学家们所提出问题的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同时,由于缺乏对现代逻辑的了解,因而我们在解释分析哲学家思想时就出现了一些误解,甚至是常识性的笑话。这显然不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更不利于分析哲学思想在我国学术界的传播。

  例如,弗雷格运用数学函数的分析,提出概念和对象是属于不同的函数范畴:由于概念与真值相关,因而一个对象就被看作处于一个概念之下。在这里,概念是一个其值总为真值的函数。弗雷格对概念的分析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因为根据传统观点,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在头脑中抽象概括的反映,而且总是由语词表达的,所以把握概念的方法就是认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在弗雷格看来,概念作为一个函数必须与句子的真值联系起来,不能单独分析概念意义。弗雷格的思想包含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他所提出的“语境原则”,即“必须在句子的语境中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这个原则是整个分析哲学的一块奠基石;另一方面是必须从数学和逻辑的角度考虑问题,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形式分析中。这两个方面正是体现了分析哲学的基本方向。由于我们对逻辑分析技术的欠缺,因而在解释弗雷格的这个思想时往往把它理解为混淆了概念与对象,以主观概念解释客观对象,最后再扣上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这不但曲解了弗雷格的思想,而且表现出我们对分析哲学的无知。

  分析哲学家对逻辑技术和哲学论证重要性的强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逻辑技术的应用,即充分认识到逻辑技术和方法对研究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强调在研究工作中建立和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则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遵守理性原则,强调分析论证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思想论述中坚持慎密的推理和细致的分析。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严重的不足,而且有各自走向不同极端的倾向,即一方面,对逻辑技术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使得即使是哲学家也都很难理解和掌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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