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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分析哲学在中国

更新时间:2009-09-15 00:50:38
作者: 江怡 (进入专栏)  

  恰恰缺乏可以为一般研究者所能接受的对现代逻辑的一般介绍和透彻分析;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缺乏对推理论证的重视和运用,我们的论著中大量充斥着对哲学家观点的客观描述和直言判断,没有从逻辑的或语言的层面上对这些观点本身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推理。究其原因,除了学术上的华而不实和懒惰作风之外,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本身以及整个研究过程和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无法对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的分析和严密的推理,也就提不出可以使自己的观点得以立足的有力论证。

  第三,由于逻辑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因而我们在分析哲学家思想时往往倾向于避重就轻,不去研究那些包含逻辑论证的部分,而是尽量选择哲学家的分析结果或结论性部分,试图以此作为哲学家的代表思想。然而,事实上,恰恰是那些逻辑的论证表达了哲学家们的重要思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论证就一直是西方哲学的精髓,哲学家们有创建性的思想往往不是在于他们的结论,而是存在于他们对这个结论的推理之中。无论是传统的经验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还是当代的英美哲学家或欧洲大陆哲学家,他们对自己思想的阐发都是通过具体的论证展开的:从概念分析入手,提出自己的理论前提,然后根据这些前提展开自己的推理。当然,传统哲学中的推理过程依据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而现代逻辑为当代哲学家提供了有力武器,据此发现了传统哲学论证中的缺陷,在修正这些缺陷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当代哲学的理论构架。

  我们知道,清晰的观念是哲学论著的灵魂,而要展现这种清晰的观念,靠的是完整的推理论证。在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使用分析的手段,对表达观念的某个或某些概念及其构成的命题做出细致的剖析,指出它们的特征及其与其他观念或概念与命题之间的的关系等。可以说,论证的过程就是分析的过程。当然,哲学的论证并不排除综合概括的作用。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其一,综合的方法主要用于经验科学,而哲学则是不同于经验科学的理性思维活动。这涉及到对哲学性质的看法,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其二,我国目前的哲学研究中并不缺少概括和综合,相反,过多的概括性结论和综合性描述占据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而缺乏的恰恰是对研究对象的细致分析和对自身观念的严格论证。当然,哲学上的论证不同于逻辑的或数学的证明,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推理或公式间的演算,而是要求观念上的独创性和概念的可接受性,也就是思想的深刻性。我们不需要对所有的哲学概念都进行一番形式化工作,也不希望所有的哲学观念都用逻辑符号来表示。我们要求的是,论证中表达的观念或概念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或为自身所在的共同体所理解或接受,研究者之间使用共同的可交流的语言,对研究对象的分析论证建立在遵守学术规则的基础之上。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二、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研究

  

  当然,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是伴随着我们的研究工作展开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对分析哲学做了大量的介绍性工作,而且对分析哲学本身也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些理论观点主要有:强调和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维也纳学派做出了重新评价;科学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果。[4] 此外,我们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已不限于简单地介绍哲学家们的思想,开始注重对这些思想之间理论联系的分析以及对他们所提出问题的历史考察,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更为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开展了与国外哲学界的交往和交流,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与西方哲学界以及哲学家建立了友好的学术联系,并开始在国内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如1992年召开的“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国际研讨会、1994年召开的“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国际研讨会以及已经举办12年的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特别是以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为主导,每年邀请3-5名西方哲学家来华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并以此为我国培养了近500人(次)的中青年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分析哲学领域的)研究者。同时,我们还以各种方式邀请了诸如普特南、罗蒂、斯特劳森、塞尔等当代西方重要的分析哲学家来华访问,直接推动了我国的分析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同步交流。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对外交流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打开了对外交流的主渠道,建立了与西方哲学界的正常交往。在近20年的对外交往中,当代西方重要哲学家大都是通过这种主渠道被邀请访华的,同时,通过与西方国家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协议,邀请了许多目前在西方哲学领域非常活跃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的来访不仅为我国的哲学界带来了分析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直接促进了我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推动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朝着规范化、学术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在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的推动下,由我国学者参加撰写和翻译并经过以斯特劳森为首的英国哲学家们的审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就是这种对外交流的直接成果,它为我国哲学界准确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其二,我国学者多次参加各种层次的国际哲学论坛,直接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对话和交流,在国际哲学舞台上出现了中国哲学家的声音,这为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曾多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讨会以及“逻辑、科学与方法论”国际会议等,并在大会上做专题报告和发言,阐发了我国学者在分析哲学领域中的主要观点。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在西方世界发表,正在逐渐引起西方哲学界的关注。例如,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著名的荷兰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我国学者的论文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我国学者也在西方著名的分析哲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阐发自己对分析哲学中某些问题或哲学家思想的观点,如洪谦先生1981年在《第五届国际维特根斯坦研讨会论文集》中发表的“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1985年在《综合》杂志上发表的“论确证”、1989年在《理性》杂志上发表的“石里克:相互关联的哲学问题”等。

  其三,我国学者与西方哲学家之间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特别是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与西方哲学家进行直接的实时交流。这种交流完全缩小了我们与西方哲学家的时空距离,可以有条件地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对话,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同步进行。这样,我们可以不用追随西方哲学家的研究足迹,像过去那样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做简单的转达式介绍,而是对西方分析哲学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与哲学家们进行讨论,在讨论和对话中了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并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例如,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是当前英美分析哲学发展的主流倾向,通过互联网我们对这种哲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并已经与西方哲学家展开了对话;同时,我们的学者通过出访,在英美等国与哲学家们直接交流,也是获得这方面信息的重要渠道。

  当然,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相比,我们的对外交流工作无疑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国际哲学舞台上还很难看到来自中国的哲学家的身影,听到中国哲学家的声音。仔细分析各中原因,主要有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的语言表达还没有熟练到像使用母语的程度,因而我们在与西方哲学家的对话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理解困难,这就限制了我们对问题讨论的深入,也很难使西方哲学家真正理解我们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缺乏逻辑技术的训练,在与西方哲学家的交流过程中往往难以准确把握他们的思想表达,也就直接影响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不过,形成这些原因的内在根源是我们的研究者从内到外都缺乏完善的研究条件:从内部来看,研究者们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学习钻研外语和现代逻辑,即使是博士毕业也很难达到在外语上的熟练对话程度,更不用说在大学中难以接触到的现代逻辑了;从外部来说,现实的社会环境也迫使研究者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这样就会把研究工作完全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从而使研究者失去了静心钻研的动力。因为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自古以来都被看作是属于闲暇阶层独有的闲情逸致,因此,在哲学家那里,哲学从来就不是用于谋生的手段;虽然他们也靠著述而获得微薄的报酬,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把这种著述看作一种职业要求,而是看作传达他们思想观念的手段,那些微薄的报酬也只是一种副产品而已。从哲学史上我们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哲学著述为生的哲学家,即使像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那样在生活上贫困潦倒的哲学家,也没有把出卖哲学作为换取自己生活条件的手段。可以说,正是由于研究工作的这种非功利性,才使得哲学家们能够超越生存要求而钟情于自己所喜爱的事业。

  应当承认,我们的现实生活还不足以使我们“超凡脱俗”,“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哲学事业的献身精神,没有对所研究问题的深刻思想,那么,即使具备了优越的客观条件,也不会产生有价值的成就,也就更谈不上在国际哲学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而恰恰就在这样的献身精神和深刻思想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我们的差距。

  

  三、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我在“实证主义在我国当代哲学中的命运”一文中曾分析了这种哲学在我国当代哲学中未能立足的主要原因,从反面揭示了逻辑分析对我国哲学的重要作用。[5] 我们的研究者也都非常清楚,逻辑分析是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重要手段和主要特征。但对是否可以和如何才能把这种分析手段运用到我国当代哲学的研究中,不同的哲学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1989年于香港举行的“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1999年于昆明举行的第一届、2000年于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上,来自祖国大陆和港澳台的哲学家们就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首先,研究者们对于用分析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要性提出了不同看法。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是运用逻辑分析技术对概念和命题的意义进行澄清,并通过对语言的意义分析达到对世界和人类思维的科学认识。应当说,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了分析哲学方法的重要性,但关于是否需要把它运用到中国哲学研究中却产生了分歧。其次,研究者们还探讨了用分析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再次,研究者们对于用分析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途径也提出了不同看法。[6]

  应当说,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研究者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分析的方法并不是一种拷问和批判别人的武器,而是可以与其他哲学方法和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而且,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运用分析的方法,关键是要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内涵和价值。分析哲学方法在中国哲学中的运用,一方面要看到,分析的方法只是一种方法和工具,而不是用分析哲学取代当代中国哲学;另一方面还要意识到,中国哲学中无法逻辑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而且要把中国哲学完全逻辑化也是不可能的。这就要避免把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教条化的框架和准则来冲击或批判中国哲学,否则就会导致对中国哲学的消解。

  当然,以上这些看法并不是杞人忧天,对我们在中国哲学中运用分析的方法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然而,对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来说,重要的不是担心分析哲学会取代中国哲学,相反,分析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分析的方法还没有被有意识地运用到我们的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当中。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缺乏基本的逻辑分析手段,缺乏对哲学问题的逻辑思维训练,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论争都变成了无法公断的历史悬案,我们关于某些问题的观点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共鸣,甚至难以得到理解。例如,我们关于价值与真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本主义思潮的观点,甚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提法,从逻辑上分析都很难经得起推敲,同时,我们习惯于接受的关于“本质”与“现象”、“普遍”与“特殊”、“绝对”与“相对”以及“思维”与“存在”等被广泛采纳的“两分法”,在逻辑的显微镜下也会暴露出它们的致命弱点。这些都会迫使我们拿起逻辑分析的武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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