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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键:全汉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

更新时间:2009-09-15 00:46:58
作者: 王业键  

  

  全汉升先生,广东顺德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潜心於中国经济史研究。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并先后於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民国七十三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以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廷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后文附全先生著作目录。

  

  一、唐宋帝国与运河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於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实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於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来至秦汉,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随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北二大区的相对生产力发生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於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力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发。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於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以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於了解边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设於北方之心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於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在这条运河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於盛唐武功有无此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顺,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还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七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从洛阳到长江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末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籍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於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从臣常於春夏之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一一改直为分段运输、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至长安一一成效大著。江准米粮及其他物资,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达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都,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755-763)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浚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地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於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906-960),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夕维持。

  北宋建都开封(汴州),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无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比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对於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达六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物,源源到达,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多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系南方,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侯,蔡京用事,政府用於购买粮食时的巨额准备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贼破坏而溃决,河口浅阻,漕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於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宋金两国以准河为界,对立了一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端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由镇江入运河而达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达一个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扬州、开封(汴梁)、杭州(临安)一一做深入的观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於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他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收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封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份丝织品,取给於四川。此外,木材取给於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鐡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战马自西夏、于阗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1]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於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它「位於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於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商业发达,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於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见〈南方的墟市〉一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徵著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方面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还,由於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阜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於了解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货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输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间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著现今粤汉鐡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达华北。另一条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於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贡献,将并入下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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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考全先生论文〈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和〈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的输入〉。

  

  二、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对货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於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严重影响商业的衰落。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短缺。这又由於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遽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通到何种情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的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於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於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徵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以徵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於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1]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2]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迭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3]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查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的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涨,及恶性通货膨涨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涨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继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资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入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费,发行额则急遽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讨货币供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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