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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

更新时间:2004-06-04 00:58:25
作者: 杜润生 (进入专栏)  

  

   《社会科学报》编者按: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如果说,22年前的“一号文件”使凋敝的农村走向繁荣,那么,今天的“一号文件”则是在全面分析了农业新阶段的内涵和特征后,推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政策创新。它所蕴含的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

  

   杜润生先生在建国之初就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政策研究。杜老多次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立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天,我们重温这段艰难的改革历程,只会更加坚定我们深化目前农村各项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与一般人的想像相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尚未肯定“包产到户”、“大包干”,反而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直至1982年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一号文件”),才正式肯定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3年间的磨砺,反映出过去30年的困难经历。

  

   改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必须与改变制度环境并行前进

  

   中国农村建立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改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变革。但是,变革微观经济主体,不能孤立起来进行,必须与其他相关制度联动,在改革整个制度环境过程中实现。而改革这个制度环境,诚非一举而得的事情。

  

   让我们从土改说起。土改从封建制度下把农民解放出来,解除了农民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依附关系。土改完成后,向农民给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成为新的重大问题。

  

   当时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道路,给农民比较自由的发展环境,使他们成为有独立地位、有自主权的商品生产者,充分鼓励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排除了封建迷信,解放个性,鼓励个人为本身利益最大化而奋斗,为资本主义式工商业开辟了市场。毛泽东主席开始适应当代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设想是新民主主义,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归宿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保存商品关系、市场关系,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政策,让农民自主经营、自由发展;逐步地通过适合国情的合作制,组织起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步骤安排上要有大约十几年至二十年的过渡期。

  

   后来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建国那一天开始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预定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发展工业化,同时实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全面实现公有制社会。

  

   根据这种思路,作出三大决策:一是实现工业化,奉行赶超战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5年超英、20年赶美;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工业化方面,由中央集权配置资源;三是把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改制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

  

   这三大决策一实施,农民的地位就改变了。农民自有的生产资料变为集体所有,生活在人民公社这一封闭性组织内,公民皆社员,没有退社自由,没有迁移自由。换言之,没有谋生自由和改变身份自由。按计划进行生产、配置资源。国家统购统销,向农民抽取剩余充作工业积累,农民事实上不拥有对产品的处置权。但也有好处,有地种、有饭吃,能够平均分配一份生活资料,维持低水平的生活需求。

  

   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赞成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的。作为邓的助手,我也抱有同样的认识。1953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总路线以后,我们还在1955年提出合作社不要办得多了、办快了,还想多留一些个体经济,还想保存市场关系。后来,已经完成合作化了,我们还支持过群众自发包产到户的尝试。

  

   这就招来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先是定性为右倾保守,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还要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其后指责为“小足女人走路”,“站在富农、富裕中农立场上替他们说话”。党内两种主张的对立,经过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一场大辩论”,得到统一。1956年底,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比预定的时间表提前了12年。1958年,进而实行了“一大二公”的公社化,掀起了工业化大跃进。实践的结果证明,这种大变革造成的制度环境对农民来说,是缺乏精神的、物质的准备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个人财产权利、自由选择权利受到压抑。

  

   依照毛泽东的想法,有了解放军保卫国家,有了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创造财富,我们国家将可以很快富足起来。但事实并不如原来所预期的那样,当国家奇缺的资本全集中到重工业时,这就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农村人口增长,农业以外就业机会稀缺,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是上升而是停滞,生产剩余增长缓慢,并带来生活上的许多困难。

  

   人际关系方面:在旧社会,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在新社会,如果跳跃让农民自由发展、自主经营、扩展自由经济这一过程,立即合并小生产为集体公有制,农民就转变为依附集体、依附国家。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与原先性质不同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与此同时,实行计划经济,取消市场经济,也就消灭了竞争,影响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几十年间,我们国家技术领域模仿多,创造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较之旧中国有了很大提高,论发展速度则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后起的新兴国家,这与此不无关系。

  

   不仅如此,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实现了社会公平,但还保留城乡差别。这种差别理应缩小,但实际在扩大。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差别,随着工农产品剪刀差不断扩大而加大。虽然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但是对资源的支配权、占用权不平等。一旦有了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跟不上来,权力也市场化,就会出现贪污受贿,由平均主义向两极分化转变。

  

   我们提倡包产到户,恢复家庭农业,就必须同时改变以上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不是存在了一天、两天,而是30年,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源占有方面不公正的格局,培养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趋向保守,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名,行怠慢改革之实。

  

   制度本身具有惯性。制度经济学有制度“路径依赖”的说法,走惯了的轨道,时间长了,都愿意在那里走。离开了旧轨道,怕乱了秩序。巨大的惯性维持着原来的制度体系。而长期以来公有制等于社会主义,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传统、思维定势,使包产到户成为禁区。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必须保持清一色的公有制,这是个新问题。我们考察各种社会,没有一个是清一色。如个体经济,封建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让它有吗?中央已多次重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有制占主导,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结构。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决策。

  

   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必须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不能相容?改革以来20年的实践,已经明白确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包产到户这些微观主体改革,使原来的制度环境失去组织依托。我国从经济结构上看,还处在由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的途中。现代工业文明内含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新因素,引发每个国家宏观经济变革过程,我国也不例外。

  

   危机促成改革,循序渐进

  

   最初提出包产到户,有同志就批评:毛泽东主席才去世几年,你们就提倡包产到户,是丧失晚节,晚节不忠。以此可以想见我们面对的环境,最初是多么严峻。

  

   但是,实践检验真理,实践评判是非。这是历史规律。原来的政策和制度实行了几十年之后,首先引起了农业经济危机。人口增长,吃饭问题无法解决;人均粮食始终只有300多公斤,其中除了吃的口粮,还有饲料、工业用粮;8亿农民中,贫困人口占2.5亿。粮食不能自给,要进口。整个经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唯物主义哲学的命题,承认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废除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现代化建设。这一切使人们从过去那一套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下解放出来,为开创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制度展现了可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反对“两个凡是”,其中有包产到户这一条。实际上是包产到户政策一出台,就等于直接动摇人民公社,形成对原有制度环境的冲击,因而一定会遭到极大的阻力。冲击力越大,阻力也越大。所以,我们推广包产到户,就必须考虑尽可能减少阻力,增加助力。欲速不达,宜稳勿急。

  

   当时为寻求稳步前进的办法,从各个方面考虑,设想了三条:一是先不提放弃人民公社,只是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生产责任制,冠名为“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与历史上五六十年代就有的包工、包产、大包工、小包工、包工到队、到组、到人那一套做法相比,包产到户是对以往生产责任制的继承、完善。这样一来,首先使原来的许多反对者能够接受这个变革。

  

   二是责任制里又有多种形式,不是一刀切,可以给群众多种选择机会。包工、包产、包干,到组、到劳、到户。明确不以自己的主观偏爱强加给群众,尊重群众选择。而群众是选择“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大包干形式的。包产到户本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中已经三起三落,约有20%的社队自发试行过。提出任由群众选择这个口号,对于减少阻力,对于检验自身主张的可行性,都有好处。

  

三是先从大家最容易赞成的地方开始,一步步推行。1979年春,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召集7个农业大省及其中已经进行了联产责任制尝试的3个县的同志,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开会讨论责任制问题。那时安徽已经试验包产到户。但是到会的7个省都不同意马上推广安徽的办法。在华国锋主持政治局开会听取汇报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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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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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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