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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我在三联书店的一些经历

更新时间:2009-09-13 03:56:20
作者: 沈昌文  

  

  

  沈昌文口述 张冠生整理

  

  

  我,我主持三联书店后,上面给了我30万块钱经费。说实话,我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也不懂30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当时,1万块钱有多少,叠在一起多厚多薄,我都没有见过。所以,没过多长时间,30万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要找资源。

  

  找资源,就要找老先生们。上面说过话,三联的事不让管了。范用已经退休了,我还是向他请教。有他的指点,还是出了不少书。三联的其他老前辈也都支持了我的工作。

  

  有一次,三联的一位元老级的前辈王益先生,他当过国家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刚解放的时候,是新华书店总经理。他看我这里资金严重不足,有一天,就把我找去了,对我说:你带上这封信,去到中信找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拿上老先生写的信,去见王军。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我跟他说三联书店困难,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一百万。他听我说出的数目,笑了一笑,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话。我们谈得很愉快,可是没有什么结果。临送我走的时候,他告诉我: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一千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哎呀!现在想想,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说出一百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一千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一千万的出版规划,我的肩膀也挑不起来这么重的担子啊。我这才懂得,现在的中信出版社做得这么火暴,那是人家具备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呀。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所以,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我是比较喜欢做翻译书的出版。除了自己真的喜欢之外,讲实话,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著作的出版有人喜欢我就让步。我不喜欢跟人争。范用喜欢著作出版,董秀玉也喜欢。既然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书,我就可以做别的。比如出版翻译著作。

  

  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版来说,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这实际上是李慎之主张的方针。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中,他主张“向后看”。他讲过这么做的理由,我有记录,现在还在。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学的,是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那是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手,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20世纪中期、末期甚至21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儿不切合实际了。总是要先学走再学跑嘛。

  

  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简要地讲,就是人权。那天他跟我讲的时候,讲得兴高采烈呀,我记得很清楚。他说,1949年的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人权问题已经解决了,男同志和女同志已经可以坐在一起开会了,女性解放已经成为现实了。可是根据以后的事实看,我们的人权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他的这个看法,我相信很多有识之士都会同意。他的“向后看”的主张,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很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向后看”不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更是当时历史阶段上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很有说服力的,是房龙的系列著作,其中更典型的就是《宽容》这本书。

  

  翻译出版这本书,不是李慎之要我做的,而是在他的思路启发下做的。另一方面的启发来自范用。他提出来让我们学巴金。巴老当年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时候,出了不少好书。范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太太在场。她一听就激动起来了。平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她向来不说话的,只给我们倒茶做饭的。我老是在他们家吃饭,很少听她说话。可老太太这次激动了。她说自己当年读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是如何如何激动,如何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等等。这样,我们就做起了外国的老书。

  

  还有两个老人要说到,一个是陈原。陈原非常喜欢谈外国的老书。最喜欢谈的是爱弥尔·路德维希写的《尼罗河传》。他认为这样的书都是非常有功绩的。再就是吕叔湘。他把自己翻译的东西和自己收藏的原版书都给了我,鼓励我做这样的事情。

  

  这几位老人对我做外国老书的翻译出版都有很大帮助。我读外国书并不多,他们启发了我,但是不做具体指点。所以,出什么书,都是我去找。找来一出,哎呀真是畅销!《宽容》初版印了十五万,很快就没有了。我最近在市面上去搜集《宽容》,发现已经有十几个不同出版社的本子。现在也不登印数了,不知道一共发行了多少万册,总之数量很大,说明众多读者欢迎这样的书。老的东西还是离中国的现实近。比如《宽容》,经过“文革”的人看见《宽容》,必然会有一种亲切感。

  

  我主持三联书店的初期,可以概括为:靠几位识见通达的老人,做外国的老书。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做对了。就是现在回过来看,那些外国老书还没有过时。比如三联当时做的茨威格的书,还是没有过时,还有很多读者。因为那里边说的事情就在中国社会现实里,正是我们在思考、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人家那里曾经出现过,人家已经解决了,我们多一点借鉴,应该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并不极端,并不搞非老书不出。事实上,也尝试着注意新书。有一次,一些美国人来联系,要出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书名很怪,叫《戴尼提》。翻译出版《戴尼提》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本讲心理治疗的书。拿到这本书的原版书以后,我看了看,觉得挺不错,就找了几个译者。找的是八十年代很优秀的译者,现在是在美国。当时,美国人对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很有热情,自己花钱,来了十五六个人,主要是帮助促销。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发展动态的观察,我比较看好心理治疗。我对这本书的作者的经历也比较感兴趣。作者叫哈博德,已经去世了。可是有很多信奉他的理论和治疗实践的人,有的也可以说是门徒。他们来中国搞促销。

  

  他们促销的方式很特别,很时尚,即便是放到现在,我们大陆的图书促销活动也还没有超过他们。他们在现场挂起了彩色大气球,个子高高的、漂亮的美国姑娘穿着超短裙,签名售书。在那个时候,这种促销活动还是很少见的。哎呀很热闹。没过多久,有人告状了。据说人家告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至今还有人提到这个故事。原来呢,这个作者的后继者中,有个人搞起来一个教派,叫“科学教”。据说这个教还有教堂。他们用科学的名义讲宗教,要把科学跟宗教混在一起,所以叫“科学教”。当然他们也讲和睦、讲忏悔等等。美国的《读者文摘》批评这个科学教,而科学教控诉《读者文摘》,两方面打官司。最后,联邦法院判《读者文摘》胜诉,科学教败了。科学教的“圣经”就是《戴尼提》呀,于是中国有知道这场官司结果、也知道三联出版《戴尼提》的人,就反映这个事情,告到了中央。我一下子很狼狈。

  

  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个什么“科学教”。我们也没有搞什么带有宗教色彩的任何活动。可是人家告了,一告你就麻烦。告状信来自上海,并且还发表在上海的《译报》上了。我就坚持一条,你在我出版的《戴尼提》里找得到科学教的东西么?你要是找不出来,为什么要把账算到我这里呀?他的后继人在美国搞什么活动,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跟他有任何接触。后来嘛,中宣部的人跟我谈,说这本书没有问题,可是不要再印了。

  

  这是那时候的一件大事。现在谈推广畅销书,还有人对我说,最早是从你那里学来的。

  

  除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儿。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大有人说起,其实倒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儿,就是出版哈默的书。

  

  这是我当年下了很大工夫来做的事儿。为这个事情,我还专门到美国去过。这事情是怎么来的,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总之是跟我们挂上钩了。哈默是支持共产主义阵营的人,他是支持俄国革命的。跟三联联系上以后,就开始出有关哈默的各种书,并且跟他们的机构建立联系。我去美国参观他们的各项事业。后来就出了一大批有关哈默的书。

  

  翻译出版的书里边,还有一批很特殊的,就是以斯诺为首的一批在早期来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人的书。出版他们的书,是范用他们的功劳。范用受胡愈之等人的影响,主张要重印《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出版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一些高层人士的高度机密的话。我这里告诉你,可是目前的情况下千万别报道,等我死了以后再报道。

  

  我们对《西行漫记》做了删节,删节的档案我还保存着。后来我经常跟人忏悔。我做翻译书是做得不少了,可是我删得也厉害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删节之处,可没有办法,到现在也必须删。可是英文书就搁在那儿,迟早有一天会有人读到的。到时候,他要骂我,我也没有办法,只能任人笑骂了。

  

  在这些书之外,还做了一点俄语书。其中最轰动的一本,是《情爱论》。从这儿开始,我们注意研究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开始做点尝试。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过去长时间不知道,马恩列斯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解放的。所以,根据他们的有关论述,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儿的。当然对《情爱论》这本书也做了大量删节。后来,有人做了补救工作。工人出版社出了一个足本,把我当年删节的部分都恢复了。就是具体描写性行为的部分。所以现在木子美出来,人家跟我说是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和书。我就说,这没什么新奇的,俄国革命的时候,这种事儿多着呢。

  

  接着,就是出版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三联做翻译书,大概就是这几条路子。现在我仍然觉得有兴趣、有意义的,还是我总在讲的“向后看”。这也是慎之同志的指点。

  

  除了出书,我在三联书店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盖了现在这座楼。

  

  靠三联当时的小打小闹,经济上一直比较紧张,怎么能盖得起一座楼来呢?这要感谢一位名叫吴江江的先生。吴先生现在是中国现代出版社的社长、中国对外贸易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以前他当过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的司长。他是学经济出身的,理解三联在经济上的难处。他主动找我说:你们三联的牌号是批下来了,恐怕没有能力解决房子问题。我说,是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我来帮你。

  

  这以后,他就帮我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三联大楼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定的。原址是新闻出版署的一个工厂,是做铅字的厂子,叫新华字模厂。吴先生提出来,这个厂子有污染,应该搬到郊区去。这样的搬迁要花多少钱呢?一千二百万。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就计划拨给三联书店一千二百万,由三联付给这个厂,让它搬到四环之外的某个地方,盖个新厂。但是职工宿舍保留在原地不动。现在的三联书店和隆福医院之间的宿舍楼,就是这个厂子的职工宿舍,还在那里。

  

  这样就把这块地给盘下来了。这个厂子的老房子一给三联书店,立刻就有韩国的什么什么商人和公司来谈,要用四千万买下来。他们看中了这个好地段。可是我没有卖出去的兴趣,也不敢卖。以后还是这位吴先生,又去找国家计委。邹家华的一位秘书姓刘,我们见了面,又见了国家计委的有关司局级的领导,他们都表示很支持我们的事情。刘秘书也再三美言,说这也是家华同志的事情。但是据说邹家华同志很注意避嫌,同时也因为我们这种项目太小,钱数不够多,不必邹家华同志来过问。所以,三联盖新楼的事情,最后是由新闻出版署的宋木文同志出面,去拜见郝建秀。郝建秀同志很快就批了。她批下来的到底是几千万,我就不知道了。盖成这座楼,我想至少五千万吧。

  

  所以,对这座楼的盖成,我没有怎么出力,无非是打打边鼓罢了。出力的主要是吴江江先生。我还很少碰到肯对下属单位这么出力的政府官员。所以当我听到有消息说吴先生要从新闻出版总署调出来的时候,我希望领导上首先考虑把他调到三联书店来。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到了对外贸易出版公司,当然工作成绩也是很突出的。

  

  以后,我和吴先生比较熟了,他也主持出版外贸工作了。他老兄老是要我介绍点选题,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而且等到他主持这摊子工作,我已经退休了。忽然有一天,台北的郝明义先生找我,说有个叫朱德庸先生画的漫画书要在大陆出,有好几个出版社在抢这个选题,让我帮他选定一家。我就帮他选了现代出版社。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书也在现代出了,一直出到现在。

  

  最近有一个巨大的行动,你听说了吗?哎呀!为这个行动,我简直要请你吃饭哪!这位吴先生不知道怎么搞的,请了于友先等等几位领导,组织了一个会议,说是喝水不忘挖井人。现代出版社因为出版朱德庸的书赚了几百万,要奖给沈昌文十万块钱,而且要我捧着这十万块钱照个相。我终于知道了这么多钱摞在一起是多厚了。

  

  到了1992年,我记得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董秀玉要从香港回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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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随笔》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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