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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

——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的传播生态*

更新时间:2009-09-13 00:37:30
作者: 丁未  

  

  [内容提要]本文将媒介技术的接入和使用视为一个社会权力的建构过程,试图从一个城中村内流动人口的互联网实践——包括正规网吧和作为地下经济的黑网吧的运营、流动人口网络使用行为所涉及的权力、关系等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采用国家—地方政府—社区这一自上而下的框架体系,从一个侧面透视中国流动人口人群(主要是民工)的生存现状。

  Abstract:Access to media technologies is often considered as a socialprocess of power construction.To illustrate how social resources likepowers and Guanxi are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this paper examines amigrant population‘s internet practices in an urban village,includingthe operations of legal internet cafes(white business)illegal ones whichare recognized as underground economy (black business),as well as themigrant population’s access to internet.Adopting a top-down framework(nation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community),this paper reflects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migrant population(mostly migrant workers)from a specific perspective.

  

  一、引言

    

  一辆红色的出租车驶过造型如大鹏展翅的巨大蓝色屋顶,屋顶下的建筑主体是象征深圳(又名鹏城)“开放政府”理念的气势宏大的“市民中心”,沿着开阔平坦的大道,一路经过有着著名的一凤一凰阴阳交汇标志的“中国凤凰大厦”和总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由钢结构和玻璃穹顶及幕墙组成的如水晶宫般豪华的“国际会展中心”,驶入了道路两旁林立着商品住宅、酒家食府和超市购物中心的另一条繁华的主干道。不久,出租车停在了一个社区的车辆出入闸口,车上身穿土黄色工作服的出租车司机文生刷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与文生刚刚开车经过的深圳中心商务区迥然不同的世界,几百年前它是个渔村,如今是一个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中村”。虽然该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经过了股份制改造,摇身变成了公司,但现实的地名仍维持原来的村名,我们将它称为“鹏城村”①。一进村,文生的视线立刻被高度密集且不规则的大片建筑群包围,这些建筑其实并不老旧,它们大多建于20世纪90年代末,通常有7层楼,但密度之高令这些特殊的建筑有了“握手楼”的别名。红色出租车经过与楼房丛林形成强烈对比的一座古色古香、四方大气的原住民的宗姓祠堂,拐进了狭长、曲折、拥挤、杂乱而又充满“人气”的群楼过道。这里的“人气”,是一种令文生这样“人在他乡”的打工者熟悉而温暖的气息。从湖南株洲下面的一个村到这里落脚、当出租车司机整整十年的文生,经过一天12个小时的紧张驾驶,拉客、红绿灯、穿街过巷之后,终于回到了这个与老家有着相同气息的城市一隅。大榕树下三五成群、穿着随便的人们,弄堂里方桌上人声鼎沸的打牌者,楼道里飘出湘菜、川菜特有的麻辣香,白话、潮州话、客家话、湖南活、湖北话、四川话……南腔北调五音杂处,这些场景令大部分在户籍身份上仍是农民的异乡人在这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找到了血缘、地缘的小圈子和临时家园的感觉。沿路的杂货铺、五金店、理发店、照相馆、旧电器回收站、电话吧、大排档、水果铺……大都有着上世纪内地小店铺的拥挤和简陋,但正是那种旧与乱,却带着传统社会街坊邻里、熟人社会的亲切和自然,在村外已经见不到的小商品、二手货,甚至经过修理、拼接、组装之后的旧器物,都妥贴地适应着临时家园和创业时期过渡生活的多种需求。

  文生每天开车沿路经过的这一溜小商铺,几年中最大的变化要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电脑店、网吧、手机店。当然,村里的这些代表信息社会的新媒介技术产品的销售和服务,也与村外的世界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这里出售新电脑和新手机的商铺屈指可数,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村内流动人口的二手产品的回收出售和配件组装业务。有些服务甚至是“鹏城村”这样的城中村所特有的:一些网吧、旧书店和流动摊贩可以从电脑上下载图片、MP3、MP4给没有购置电脑的工厂打工者;从中国电信租一条包月80元的宽带,然后分出若干条线以40~50元租给多家用户,使村内暴露在楼、窗之间的线路显得更加七零八落;电脑维修店可以为村里买了电脑的客户提供系统安装、杀毒等上门服务,个别的也可以将旧电脑出租给临时的住客……总之,花样百出、无奇不有,显示出草根社会在地下经济夹缝中寻求商机的智慧和勃勃生机,从中也反映出这些被称为“农民工”、“打工仔”的流动人口对新媒介技术,尤其是电脑、互联网的渴望和多样化的需求。

  出租车司机文生就是一位有着近五年网龄的“老网民”。2004年第一次上网,一位老乡带他来到村里的一个巷子深处。乍一看,这户人家卷闸门紧闭,细看,门的中下角留着一道一人高的小门,门上挂一块床单似的布,掀开布帘子,文生在这间空气混浊、排气扇嗡嗡作响的二室一厅民居的客厅,看到了众人上网的热闹景象。当年的文生,就从这个俗称“黑网吧”的地方开始了他的互联网体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见识了互联网的神奇,学会了上网查车辆违章清单,看本地传媒看不到的家乡新闻,借那位老乡的QQ名学会了上网聊天。2006年,文生的朋友为他配置了一台二手的杂牌台式电脑,加上音响,共花去2500元。为了上网,他还每月花40元钱与另外几户人家分租了一根宽带网线,从此,互联网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像文生这样农民工身份的新网民,是中国近几年互联网扩散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据CNNIC 2008年1月公布的报告②,中国网民的发展呈现出向各年龄段、低学历人群和低收入人群渗透的趋势。这一情况表明,目前有着2.98亿网民的中国互联网空间出现了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社会中下层逐渐构成了草根社会新的传播生态,并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模式。这一实践的意义,使得中国的信息社会呈现出丰富的多元性,而且人口基数庞大的草根群体将逐渐成为中国信息社会的主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种把中国信息社会看作信息拥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二元对立的“数码鸿沟”概念已经落伍,中国社会主体——社会中下阶层,已经成为新型传播工具的制造者、管理者、拥有者,“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20世纪90年代精英垄断的局面进入到更广社会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3}

  然而,与我们坐在办公室和家里上网的城市普通网民不同,“鹏城村”这样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都市里的村庄”,其互联网实践有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本文之所以题为“黑白世界”,是因为与其他的城中村情形相似,“鹏城村”的市场经济黑白两道并行,{4}尤其是“黑色经济”(即地下经济)无处不在。与互联网有关的地下经济,除前面已经提到的之外,主要还有网吧。“鹏城村”内既存在拥有营业执照的正规网吧,还有众多隐藏在小巷深处无证无照的黑网吧(或称“小网吧”)。我们在对“鹏城村”近一年的调研中共发现、走访过30多家黑网吧,但黑网吧的数量可能是该社区一个永远的秘密,它的隐匿性、家庭型和高度警戒性使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它所有的真相。但不可否认,黑网吧目前已是城中村“遍地开花”的地下经济中颇为繁荣的一块。据最新的2009年1月的CNNIC 报告,中国有42.4%(即1.26亿)的网民上网的地点是网吧,报告笼统地称“体力工作者和下岗失业人员更多的在网吧上网”,{5}可以推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网民就是报告中所谓的“体力工作者”中的主要成员,而从1.2亿多网吧网民和中国目前总共11.5万正规网吧这两个数字存在的巨大差距看,{6}毋庸讳言:黑网吧正是草根社区互联网传播生态不容忽略的重要一环。

  本文关注的是,像文生这样的特殊网民是一个有着多种身份、甚至身处多重社会形态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农业社会土生土长,如今从事着工业社会的职业,手中使用着信息社会的新媒介工具,可以说,他们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活生生的标本。我们试图从“鹏城村”流动人口互联网实践所涉及的权力、关系等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社区这一自上而下的框架体系,侧面透视这一特定人群(以农民工为主)的生存现状。

  

  二、政策与权力博弈生态中的“鹏城村”正规网吧业

  

  二十出头的网管小陈刚从“硬石”网吧跳槽到“喜相逢”网吧。在“鹏城村”,只有这两个网吧公开对外营业。但2008年3月,“硬石”网吧突然大门紧闭,门上贴出了“网吧内部宽带线路改造,暂停营业”的通告。小陈在“鹏城村”的网吧业混了5年,头几年他自己开过小网吧(黑网吧),“硬石”开业后,他改当了网管,现在又“跳”到“喜相逢”,对于整个“鹏城村”的网吧生态,包括黑、白两道的网吧,小陈可谓了如指掌。但他也许从未想过,在那些黑、白网吧的背后,其实有着一张错综复杂的权力之网,而且这张网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再到社会,一直延伸到民间的最底层。

  “喜相逢”是“鹏城村”唯一一家证件齐全的正规网吧,开在离村口没多远的一栋楼房的三楼,一、二楼是一个快餐店。网吧开了3年左右,生意兴隆,晚上常常座无虚席。这里的环境一般,200多平米的面积没什么装修,百来台电脑坏了一部分,剩下90台在正常运作。会员卡收费3.5元/小时,临时卡4.5元/小时,包时段可优惠。网吧严格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每个来上网的人都要拿身份证在实名充值收费系统上读卡、登记并充值,严禁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上网。值得一提的是,“喜相逢”还是中国电信特批的“数据通信业务”代理。小陈之所以跳槽,主要是因为“喜相逢”网吧证件齐全,不会被查,每月1200元的工资(包住不包吃),算是一个暂时安稳的落脚之处。不过,“鹏城村”像小陈一样的网管们其实都心知肚明,“喜相逢”的“正规”是因为那个从来不曾露面的广东老板是中国电信本地分公司的一名职员。在深圳,这几年若想开一个正规的网吧,差不多比登天还难。

  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知识(信息)的获取是社会权力的基础,{7}媒介技术的接入(access)往往就是一个社会权力的建构过程,我们不妨将它看作一个博弈生态(ecology of games)中由多个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参与建构的动态的社会过程。“博弈”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场域,由一套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设立的规则和策略构建而成。“博弈生态”则是一个更大的行为系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而相互影响的博弈方组成,其基本的要素为博弈(games )、局中人(player)、规则和策略。美国学者威廉?杜顿曾以博弈生态为框架分析过美国电信政策的形塑过程,并将它发展成传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的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8}.邱林川等人在《透过网吧的多棱镜:以博弈生态论看互联网接入管理》(Though the Prism of the Internet Cafe :Managing Access inan Ecology of Games )一文中,曾用博弈生态框架,详细分析了中国在互联网营业合法化过程中,国家级部委、地方政府和商业竞争三方多个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局中人”,以各自的利益、目标参与建构了网吧营业的政策制定、执行、运作等过程。在这个“多头”参与、互为牵扯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仅国家这一层面,就有公安部、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工商行政总局,甚至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与了中国网吧营业许可和管理的政策制定,其内中之复杂微妙,既有责、权、利的分配问题,也有突发性事件——如2002年6月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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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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