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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仲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法论和策略

更新时间:2009-09-13 00:34:33
作者: 罗仲伟  

  

  「摘要」本文按照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分析方法,试图梳理、总结3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洪沦和具体策略。中国渐进式改革不仅是一种策略的选择,更是一个战略层面的概念。国有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以其内在的规定性、典型性演示证实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法论。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当然也最为集中地体现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一种渐进式改革路径。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改革方法论和策略;渐进式改革

  「作者简介」罗仲伟(1955一),男,江苏江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100836)。

  

  一、中国渐近式改革的方法论意义

  

  1.苏东各国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性质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初衷和完善经济体制的视角,先后以不同的路径开始进行体制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30年来,中国的体制改革一直是以经济为核心。至今改革重点仍然围绕着经济体制的范畴,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属于改革的内容,或者说政治体制的基本性质并没有变化。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共产党丧失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执政地位,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在俄罗斯、东欧各国与中国之间,体制改革的前提、方向、目标和政治环境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或者说体制改革在性质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区别。

  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改革是要进行基本政治制度间的替代,完成对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经济沐制的重新构造,改革前后的新旧体制之间泾渭分明、截然不同。对新体制已经有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予以指导,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丰富实践为这种经济体制提供了基本模板。以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迅速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既是基本政治制度变化的必然结果,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则是在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要在维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政治前提下,继续探索与市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进行的自我调整、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不断赋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新的活力,进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理论的创新,改革前后的新旧体制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连续性。因而,俄罗斯、东欧各国与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选择的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以及改革绩效,已经是处于不同层面的概念,不能简单地进行直接比较。显而易见,中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社会变革,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形式,既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用以指导,也没有任何国内外的先例实践可供参照。改革的不确定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改革必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极其复杂的探索过程。

  2.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逻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无论实践认识还是理论知识都准备不足,不具备全面地完成“一揽子”改革的初始条件。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政治前提和政治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依靠理想主义的完整构思,只能走以实践导、问题导向的经验主义道路,借助时间的推移积累经验、校正方向,在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中向前推进。而改革的倡导者、总设计师邓小平恰恰是20世纪世界上最务实、最注重实践、最具探索精神的政治家。因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不是预先确定的改革策略,而是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的必然产物,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改革探索的必然选择。与在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理想主义改革不同,以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的经验主义改革必须经历一个认识—操作实践一理论总结一深化认识一再操作实践一完善理论总结的渐进循环过程、探索创新过程。①由此可见。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仅是一种策略的选择,更是一个战略层面的概念。这一点可以由以下四个方面逻辑地体现:

  (1)对改革本身的认识具有渐进性。虽然改革的性质是明确的,但是改革的具体含义和实现形式却是模糊的,而且不可能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需要通过买践去逐步揭示、体验,需要经过时间钓推移完成多个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循环过程和积累过程。这种认识的局限性、渐进性使改革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具有探索性质、阶段性。

  (2)改革目标的确定是渐进的。目标正确与否取决于认识,认识的偏离必定导致目标的错误。改革目标的确定以认识的高度为前提,脱离认识的目标必然是不切实际的。对改革的认识不能一步到位,改革的目标就只能逐步明确或分阶段明确。另一方面,改革认识的深入或校正,也不可避免地引致对改革目标的调整。

  (3)改革方式的选择是渐进的。方式内生于、指向于目标,只有围绕目标的达成选择行事的方法和形式,方式才有意义。改革方式的选择受到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根据对不同阶段改革绩效的评价,需要相应调整改革方式,或者选择新的改革方法、手段及其组合。

  (4)改革只能采用渐进的操作策略。改革目标的探索性、不确定性,改革方式的复杂性、调整性,改革过程的不可控性、风险性,使改革只能选择以刚问换空间的操作思路,遵循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凭试点后推广、以点带面的策略路径。

  这样,认识决定目标,目标决定方式,方式决忘策略,形成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思想方法到拇术路线的逻辑循环。渐进式改革的战略意义由此到完整的表现。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最突出的特未就在于,就改革目标和任务而言,对改革本身的认识是一个随改革实践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确是了改革的基本性质的情况下,改革的终极目标在趔革之初并不明晰,但是,改革的大方向基本上是刨确的,就经济体制而言,就是着眼于调整经济结构和改进经济体制的效率。

  3.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法论实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时,就已经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僵化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重大弊端、缺陷,其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已经严重制约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以邓小平为首的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危机感,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开启了中国的全面改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核心内容的大讨论,形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初步打破了禁锢人们头脑的思想障碍。党内和整个社会很快在很大程度上达共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对内实施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客观必然;观迫切性。

  虽然要不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但究竟改成什么体制在改革之初并不明确,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以及这一体制的具体含义和运转方式并不是先验的。而改革的迫切性使改革不允许等到把终极目标完全想清楚才起步,何况在今天看来,这种终极目标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根本不可能想明白、看清楚的。

  从改革的思想层面看,改革意味着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这首先依赖于思想解放,突破理论教条,而这并非是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对改革的认识必然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适应,思想解放的程度又受到改革实践的影响。同时,思想解放的程度在人群中不可能是整体划一的,这又会影响改革的群众基础。这样,通过改革实践在局部取得突破,用改革的成效和实绩增强改革者的信心,解除怀疑者的疑虑,排除保守者的干扰,瓦解既得利益者受损的抵抗,改善广大民众对改革的适应性,获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不断增强改革的社会威信和中央权威,进而得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对改成什么和怎样改的认识,推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改革路径。

  改革作为调整和完善体制的一种探索创新活动,不能指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改革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不可避免会从正反两方面影响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民众思想波动,甚至对改革产生怀疑。这时也需要顶住压力,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思想解放运动,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使改革得以不断推进,不致半途而废。例如,在改革触及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经济生活中因改革暴露出深层次问题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时,1991年在如何认识已进行的体制改革、怎样深入推进改革和究竟改成什么体制等问题上,就出现了以改革开放姓“资”姓“社”、姓“私”姓“公”为核心内容的大讨论,从而形成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最终,1992年年初邓小平以南方视察重要谈话的形式,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不能改变,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一步突破人们头脑中的思想障碍,提高对改革的认识,为推动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

  从改革的技术层面看,改革终极目标不明晰,改革知识不具备,决定了不可能在改革之前或改革之初就设计出一个明确而详尽的改革方案,以便按图索骥,也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明确而详尽的改革时间表。因此,改革只能沿既定的大体方向向前推进,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不断进行创新、试错,不断进行知识积累,不断探索变革路径。首先在原有的经济体制框架内实施运行层面的调整性改革,在改革实践中不断观察改革成效和实绩,并据此进行改革评价和理论总结,进而微调改革方向,提出阶段性改革目标和确定相应的改革方案,进入新一轮改革实践。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发现在原有体制框架内运行层面的改革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对经济体制框架本身进行重新构造才是体制改革的真谛。而对这种新的体制框架的认识也是递进的,持续的改革实践推动着认识的逐步深化,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探索过程,最终才得以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目标由此随着对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步明晰。即使经济体制变革的市场取向目标已经确定,对于选择何种制度变革路径,或者改进现有的制度变革路径的技术性问题也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仍然需要不断进行探索。

  改革目标不明晰、知识不具备,意味着存在相当程度的改革过程不可控性和改革结果不确定性,改革有着失败的风险。而改革作为一项涉及各个社会层面的重大变革工程,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必须考虑对相应风险的规避问题。规避和减少风险,在不断推进改革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考虑,决定了改革过程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一是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充分尊重和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承认各个地区、部门和企业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利益诉求,用阶段性、局部性、差别性的政策去调动它们各自的改革积极性。这两方面的考虑虽然有效地减少了改革的风险和阻力,但也导致了改革初期的分权导向和问题导向,决定了只能是选择以政策指导为主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如某些改革行动先以妥协性的方案启动,然后再一步步深入“雷区”。改革实践表明,上述循序渐进的改革技术路线和策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由此保证了改革能够平稳地不断向前推进。

  因此,从改革的方法论意义上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逐步明确市场取向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改革在战略层面以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的必然产物,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渐进式改革以认识一操作实践一理论总结一深化认识一再操作实践一完善理论总结的经验主义循环路径,在思想层面,不断强化和巩固实事求是的改革思想基础,推动价值观念的逐步转变,反映了一种立足改革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的思想认识过程;在制度层面,持续获得和积累对新体制的知识存量,校正制度设计,激发制度变革动力,表现出一种从体制内的调整到体制间的替代、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交织的制度变迁过程;在技术层面,始终坚持以时间换空间的操作思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重视改革成效的社会评价,据此丰富、调整改革方法和手段,体现的是一种不断试错、逐渐逼近的试着干、干中学社会变革过程。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法论

  

  1.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后,对公有制认识的局限性、片面性,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体制,决定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国有经济的主体功能和独占地位。而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正是国有企业。正是随着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张,作用持续强化,逐步在经济结构中形成国有经济一元化的格局,以致在实行改革开放前,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核心内容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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