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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大转折——从金融危机谈四重历史新趋势的叠加

更新时间:2009-09-12 23:23:43
作者: 朱云汉  

  不过,最大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印度的民主可以造福最多的人民,实际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学术界对于印度民主一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面观点认为,印度民主虽有明显的菁英主义色彩,但基本上还是可以促使印度政治菁英重视中下层民众的需求。民主制度能够在一个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贫瘠、贫富差距悬殊、族群关系复杂、宗教信仰冲突不断、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落地生根,诚属难能可贵。乐观的学者甚至认为,民主赋予印度政治制度上的竞争优势,印度的崛起最终可以迎头赶上中国大陆。

  负面观点认为,选举只是为世袭政治菁英长期垄断政治资源披上合法外衣。印度民主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福祉,大量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与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还须长年忍受贪污横行、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尽管印度这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十分亮眼,但在减少城市贫困人口、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消除贱民阶级与妇女受到社会歧视、化解族群间暴力冲突、消弭黑社会对贫民窟宰制等问题上,进展十分缓慢。悲观的学者甚至认为,印度的劣质民主永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民主将是限制印度崛起的一大障碍。

  最近《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金像奖名片,让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人,对孟买贫民窟实况大开眼界。不过,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在孟买这个1400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有一个叫达拉维的贫民窟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可能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一百万人。这里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平米,没有正常的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间厕所,苍蝇乱飞,老鼠横行,各种传染病频发,堪称人间炼狱。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真心诚意为贫民服务,如办教育与提供医疗服务等,但真正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的是黑社会老大,他们控制水电,掌握奴隶一般的童工与娼妓,他们长期包养警察,还与政客勾结,让孟买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孟买市政府过去10年推动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像蜗牛爬行一样慢,还不如重庆市一个季的旧城危房改造进度。

  最近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2008年全球饥饿指数报告。在全球88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刚果得分最高,为全球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印度排名第66位,北韩排名第53,中国大陆(不含港澳)位居15。也就是说印度面临的饥饿问题要比经常闹饥荒的北韩还要严重。“最大的民主国家”这顶帽子实在应该让印度政治菁英感到汗颜。

  所以最近研究民主的学者开始担忧这样一个倾向。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Larry Diamond,美国刊物《民主》的共同主编,在2008年《外交事务》上发表一篇文章,被很多人引述。他说,经过多年的民主进展,现在全球进入民主萧条期或衰退期——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只是一个表象,各种劣质治理是很普遍的,他们的司法机构或军队滥权,或者说少数的寡头精英透过民主程序完成权力的独占,等等。我认为他所谈的民主退潮现象,不管是说民主体系本身可能不能稳定地维持住,或是说民主的门面勉强留下来,它的内容或内涵都已经被腐蚀或掏空。这种现象大概在很多第三世界民主国家都很普遍。

  他的分析角度是纯粹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出发。从新兴民主国家的危机根源来看,我认为一种病症普遍出现在很多新兴民主化国家——他们的宪法是没有根基的,是移植过来的,不是自己社会土壤或文化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所以它的精英的民主信仰与法治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这些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民主不过是取得权力的必要手段。如果只要任何情况下能够躲过制裁或者愿意冒风险,政治精英经常可以违背民主程序。在竞争中,你不遵守游戏规则,我也不可能遵守,最后这个竞争就变成斗争。不同国家之间,邻国和邻国之间,不同地区和地区之间,经常会学习别的国家的这种恶质的竞争伎俩,变成一个传染性的东西。

  如果它无限制地扩散,就会让选举变成一种社会里不断加深对弈矛盾的机制,而不是一个化解冲突的机制。这与原来民主理论想象的不太一样。选票替代子弹,这只是原来对和平竞赛的一种想象,但它的现况可能不全是这样。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不充分,官僚体系也缺乏治理能力和独立性,军队与司法也无法超越党派,所以它根本不具备一个法治国家的条件。最后一点,我想是政府能力跟不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跟社会动员的速度。这个也会让政府经常面对它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巨大落差的治理危机。挖得更深一点,像 Larry Diamond 所谈的这些现象,实际上还忽略掉了第三波民主所源于的历史大环境本身就存在着两重结构性困境。这两重结构性困境,实际上让第三波民主注定在很多国家都很难成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政治体制。

  第一个困境是,美国作为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不能提供一个民主治理的好示范。特别是过去的20年,他的民主遭受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双重侵蚀。美国也干预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有时是从人权民主角度,更多是从美国战略利益角度,也就是说扶持亲美派,打击反美派。亲美政权做票赢得选举,美国也会纵容它;反美力量即使符合民意而上台,美国也会制裁它。这样它就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走上正轨——反美的暴力行动就是恐怖主义,亲美的就是“自由斗士”。很多中小型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多党竞争反而给外来强权提供一种干预机会。国内竞争团体各自有后台老板,不愿意妥协,斗争更加剧烈,更加深化社会内部的分裂。

  另一个困境也很重要,这是第三波民主与前两波最大的不同。第二波民主化,是由工人和农民反抗资产阶级压制,争取参政权,经过很长时间斗争取得的成果。第三波民主化看起来很平顺,很多国家旧的政治体制结构一瞬间可以被替代。在很多原来采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资产阶级不对民主化有任何抵制,甚至是十分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波民主化,对资产阶级是毫无威胁的,市场化与民主化结合成一个连体婴儿。彻底市场化、彻底自由化,让劳工群体不可能透过民主真正改变他们的不对等经济地位。

  在这个层面上,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地在加速掏空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虽然政府是民选的,但是选出来的政府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因为它受制于全球市场力量的强大节制。同时政府面对越来越多的两极分化、贫富分化,能够着力的地方也非常有限。这时社会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在过去,民主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比如说战后头20年,资产阶级跟劳工至少在福利国家上达成了一种妥协。但现在这种妥协从资产阶级看来是一种奢侈,不需要。因为经济自由化给他前所未有的一种移动能力,一种在全世界到处自由移动的选择,一种制定基本社会游戏规则的特权。这样他根本无需跟国内其他团体做任何妥协,它甚至不需要长期呆在特定的一个国家。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我觉得这也造成它一种必然的困境。

  

  第三重历史转折: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已成强弩之末

  

  在这个问题上,在今天这个时点上,这是一个阶段性震荡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周期结束的先兆,还需进一步观察。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框架可以引导我们做两种思考,一种思考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它的扩张动能,尤其是以一种自由经济秩序作为指导原则的动能,已经很清楚地在减弱。这个减弱第一个明显征兆就是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触礁。过去美国和欧盟主导多边贸易自由化,这套游戏规则在制定过程中遭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实质上是质疑,全球化风险跟利益分配在很多国家内是不公平的,是完全不对等的。这说明了为什么在很多社会里形成了对全球化的阻力。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危机,也只是说脚步放慢,或者说必须做进一步调整。最极端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波金融危机可能会引发一个类似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今天这个时点上还不能说是肯定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There’s no way like the American way这张图片(见上图),是关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街头一个景象的。这群人在排队领取饮水和免费的食物。他们都是失业人口。后面有一张很大的海报,在宣扬American dream或者美国生活方式,标题叫作“world’s highest standard of living”(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准)。这是大萧条时代留下的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张图片。70多年后,全球经济会不会再度陷入这样的谷底?

  目前全球遭遇的经济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暂时的一个脚步上的减缓,还是真正进入一个结构剧烈震荡的阶段?我觉得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我觉得思考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遭遇到的危机,可以参考乔万尼·阿瑞吉的经典性著作《漫长的20世纪》。阿瑞吉的累积周期理论从历史的角度,也从马克思的分析架构里,演绎归纳出一种历史分期。他把以美国为核心的周期,相对于之前以意大利城邦及西班牙、荷兰、英国为核心的三个历史周期,每一个周期大概都是一百年或者是一百年多一点,而且周期似乎有缩短的景象。这四个周期都有类似的特征,通常都是经过一定的物质资本扩张时期,然后进入金融资本扩张的转换过程。尤其核心国家,其经济结构表现非常清楚。后面的推动力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本要求自由,最自由的资本就是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工业资本会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生产过程上,不容易被随时随地变现。

  另外一个就是利润逐渐下滑的必然趋势。因为这两个趋势,物质资本扩张的初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增长动力和累积速度。越来越多的市场变成商品竞争市场,它的利润就会不断下降。过去累积的资本要寻求新的出路,就会进入金融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扩张最终都会由于金融危机爆发而出现整个累积周期的断裂。这是前三个周期都出现过的历史循环现象。

  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进入了阿瑞吉所讲的资本扩张时期。是不是已经走到这个周期的尾端,这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不过可以看出,这个转化从物质扩张到资本扩张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从核心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尤其如此。表现在金融国际化方面,最早开始出现的就是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回流,这种回流过程以跨国金融机构开始进行所谓主权国家的借贷,这是第一期的金融国际化的过程。它后来导致80年代的外债危机和90年代初期的外债危机。不过这个动能还是非常强,尤其华尔街对美国财政部的影响力,然后是财政部对IMF的影响力。美国从90年代开始全面推动金融全球化,要求每一个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然后让跨国资本以及各种金融创新工具无止境地加以扩充。虚拟经济的增长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在这个过程中资产泡沫也不断膨胀。

  2008年全球外贸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3.9兆(万亿)。这里有将近2/3都是衍生性交易,也就是说都是高杠杆投机套利的,或者说把外汇交易转换成一种赌博工具。2007年全球全年贸易总量不过30兆多一点,而每天的交易量就有3.9兆。一年大概有200个交易日,也就是说一年将近有700多兆的外汇交易量,虚拟经济的交易总量是实体经济交易总量的20几倍。过去7年平均起来,每年全球金融商品交易总量,也是全球GDP的35倍到50倍之间。

  这几年最流行的一种衍生商品CDS(信贷违约掉期)是导致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倒闭的地雷。现在虽然信贷违约掉期市场已经从2007年的高峰开始萎缩,但仍旧很大。它的部位有多大呢?2008年年底还有54兆或是54万亿美金那么多,单这一项衍生型金融商品就等于全球GDP总和。这些合约大多在2009与2010年将陆续到期,如果出现大量违约,美联储就会没有足够的“子弹”来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大量印钞。

  去年9月美联储一口气向AIG集团注资750亿美金,让AIG不倒闭。今年3月又提供300亿美金的紧急融资。因为AIG是信贷违约掉期市场上最大的发行者,如果AIG倒了,它所有的交易对手(包括花旗、高盛、摩根土丹利等)都会出现倒闭风险。2008年9月14日,就是美联储跟美国财政部出面救AIG的时候。他们向国会山美国两党政治领袖做了一个汇报,说明为什么必须动用750亿美金救AIG。

  他们告诉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明天纽约股市开市时还不救AIG,那么就不会有“美国经济”。这话等于是世界末日警告。很难想象这是来自美国财政部长跟美联储主席之口。在这个金融高度扩张、虚拟经济快速膨胀的时期,全球大多数主要投行的避险基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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