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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教我们写文章和做人

更新时间:2004-06-03 21:13:05
作者: 董志凯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研究土地改革史的过程中,我们幸运地得到了陈翰笙教授的教诲。1982年3月28日,提出由我同李炳俊、陈廷煊合写《五个时期的中共土改政策》。那年5月31日,去陈翰老家第一次听取意见,当时他86岁。此后约每周去二至三次。为了这篇东西,我们三个人一起到陈翰老家求教12次,在他的指导下,从头至尾逐字逐句修改了两遍,三易其稿。在近5个月时间中,边干边学,对于如何写文章和做人,受益颇丰。

  

  陈翰老常说:我爱帮助别人。如果不是许多同志的帮助和掩护,我不知死了多少次。我帮助你们,是为了读者。

  

  他强调文章要讲究结构,讲究文字。写文章的人要时时想到读者,用词造句要准确、客观,要把读的人放在脑子里,否则马马虎虎就不会进步。“你们不想想读者有什么印象,这对自己不好,对读者也不好。”我们担心2万字放不下土地改革史的丰富内容,恨不得把掌握的资料都塞进去,结果样样说不清楚,中心意思反而模糊了。陈翰老说:“写文章像喂孩子,要一口一口地给他,不能一下子塞许多。……路线问题要只讲土改,不要复杂化。”最后用13000多字,将文章写完了。

  

  他要求:写文章要注意文字逻辑连贯,如“为什么要没收小地主的土地,要放在政策改变之后紧接着讲。正如医生为受伤的人治病,不要等血流光了再治。”

  

  题目要清楚、生动,有吸引力,使人容易了解,不能太呆板,如“五个时期的中共土改政策”可改为“中国农民的翻身”、“中共领导的土改过程”。

  

  写史,先要有初步了解,然后找材料。写专题文章很重要,是雏形,是模型,不然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气魄,没有思想,没有启发性。

  

  用辞要准确,要具体,形象,连贯,不要多写一个不必要的字。如“宣告结束”应直接写为“结束”,“进行研究”要直接写为“研究”。

  

  陈翰老尖锐地批判不正文风,如搬用他人文章或文件中的现成字句,标语口号式的教条主义的文风。他说:不要像孙中山那样只从理想出发,要从实际出发。“只讲当然,不讲所以然,只讲结果,没有讲斗争,没有把精神拿出来。”“文章浮浅、平面、没有深度,没有谈缺点,谈其然不谈所以然”,“用辞不要乱用,写文章不要拾人牙慧”,“反对一边倒,一言堂,一刀切,一阵风”。关于引原文,要在两种情况下引,一是恐怕读者不相信是事实;二是自己说的不如原文清楚,否则不用原文。“不要以为引原文就可以回避自己的责任。”引用原话文章中要写明出处。最后,陈翰笙总结了作文的四点要求。一是题目要清楚,生动,有吸引力。二是章法要清楚。三是文字要连贯。四是用词要得当。

  

  针对研究经济史的困难,他勉励我们:“值得做的事情要做好”。“不要着急,要用好档案,从档案中找出问题,根据问题去翻档案”,“妇女怎样参加,贫农怎样参加,要描写一二个人,写优秀党员,写其历史背景。”在工作方法上,“要集体工作,养成好习惯,大家讨论,各搞各的拼起来不行”。“自然科学研究靠试验室,社会科学靠图书资料和讨论。”

  

  陈翰老不仅教写作,而且时时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活着要有价值,不要投机,投机是为了升官发财,我们要有点抵抗力,不要跟着一道跑。”

  

  从1985年3月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我几乎每周两次去陈翰笙家请教对《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一书的修改。这一次除了修改文章以外,他讲了许多历史和做人的道理。他书橱的玻璃上贴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的话:“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泰乐。”

  

  陈翰老对我的稿子给予很多鼓励,他说:“这是爱国主义教育,我赞成早些出版,翻译成外文。”“不要迷信种族主义,要了解阶级关系。”“你文笔流畅,写得快,但是推敲不够,这也难怪,过去很少这种训练。”这部书1987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陈翰老亲笔写了书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他还说:“我的三个烈士朋友,特点不同,李大钊(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军阀统治下建党的人,注意党的组织发展;蔡和森,搞政治的,每次见面都大谈阶级斗争;邓演达,最关心教育,在黄埔军校、武汉政府都注重教育,不光注意军事教育,也注意各方面教育。我和邓演达是1927年在莫斯科第一次见面,1930年到上海经常见面,成了好朋友。三个人死得也不同,都很惨。李大钊是被绞死的;蔡和森是被钉成十字,一刀一刀割死的;邓演达是被暗杀的。今天有的人只顾自己做官,这些人怎么对得起这些烈士啊!”“我们要共产党员,不要共产‘汤圆’”。

  

  他常说,不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很危险。中国曾经是孔夫子加“老毛子”。过去是“以动得静”,现在要“以静得静”。不讨论,没有民主,没有议论,很危险。

  

  他对修改文章总是采取建议和商量的方式,常说:如果让我来写,我就说……,使人感到平等,受到启发,同时开扩视野和思路。

  

  1987年4月2日,我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送到他家中。他谈及“四大家族”的财产时说,宋子文的中央银行发行债券、股票,其中大部分股票由其自己买后卖给外国人,将收入的外汇存在美国或瑞士,积蓄了大批财产。陈翰老认为,商业资本泛滥,工业资本受制,财政赤字,教育经费不足等问题令人担忧。他作为历史学家,善于将今日同历史比较。他说,人都是父母所生,总带有父母的遗传。国家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总带有历史的中国的痕迹。而历史是由领导和人民结合形成的。1987年6月11日,见陈翰笙家书橱玻璃上贴着龚自珍的两句话:“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反映了老人忧国忧民的心情。6月23日,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他说:农民在平分土地中有绝对平均主义要求,因此,夺取了中农的地权和工商业者的财产,犯了错误。共产党领导农民纠正了平均主义错误。只是后来,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意识又抬了头。我赞成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人。搞科学研究“欲速则不达”。

  

  1987年无锡、保定第三次农村调查上马,开始时我没有参加,但是研究室有同志参加,我同本室参加这一课题的张利、朱文强等同志去看他。他问道,你们调查是为了什么目的?解决什么问题?并且说,目的不清楚调查搞不好。

  

  1997年无锡、保定第四次农村调查上马,课题组的同志又多次登门求教于70年前这一调查的开创者。这时陈翰老已是百岁老人,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了,但精神依然很好。他对第四次调查能够上马十分高兴。2000年,我们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四次无锡、保定调查报告送去时,陈翰老已经103岁了。虽然看不见书上的字,但是摸着书,听着我们给他讲书中的内容,竟然高兴地唱起了家乡无锡的小曲,以表示对这项调查研究终于有了第一部问世图书的祝贺。

  

  陈翰老去了。他的精神不朽。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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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聚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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