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什托姆普卡，2005）。国内学者也曾经指出，关于中国人信任的研究，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社会转型对原有的人际信任产生的强烈冲击（杨中芳、彭泗清，1999）。

　　在中国，1978年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使得组织、职业、阶层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并且不同规模的地区，其社会结构亦现差异。例如，农村家庭的人口规模（3127人）大于城市家庭（2197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6：228）；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多于小城市和乡镇（严善平，1998）；大城市的企业组织、职业类型比小城市和乡镇更加多样化。这些变化均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诸如群体、人口、组织、阶层等的社会构成与地区规模密切相关；规模越大的地区，社会构成越复杂。另外，有研究表明，亲属在城乡居民的财务支持网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农民回答亲属、邻居的比率高于市民，而回答同事和朋友的比率却低于市民（张文宏、阮丹青，1999）。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除均信任自己的亲属外，农民则比较信任邻居，而市民却比较信任同事和朋友。

　　因此，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当代中国不同规模地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围绕研究主题，本研究特提出如下假设，待进一步验证。

　　假设1：在规模越大的地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越低；

　　假设2：与地区规模无关，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比较信任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亲密朋友这样的亲密关系；

　　假设3：在规模越大的地区，居民对于工作上具有依赖、合作关系的单位领导、单位同事的信任度越高；

　　假设4：在规模越大的地区，居民对于交往不稳定，以及没有过多交往的人，如其他亲属、邻居、一般朋友、一般熟人、社会多数人的信任度越低；

　　假设5：与上述4个假设相联系，在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越低的地区（即规模越大的地区），居民社会交往的重复性、深交性、维持性越弱，而社会交往的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越强。

　　假设6：与上述5个假设相联系，在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越低的地区，居民的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越少，而同事、同学、同乡、朋友越多。

　　（二）研究设计

　　1.调查地区及调查样本

　　根据研究主题和理论假设，本研究选择了福建省的4个地区——厦门市同安区的莲花乡、泉州市安溪县的凤城县、厦门市的思明区和湖里区、福州市以及上海市作为调查地区。其中，莲花是乡镇，90%的居民从事农业；凤城是县城，50%的居民从事制茶业和石材业，40%的居民从事第三产业；思明区和湖里区（以下称厦门）是厦门主城区，是副省级城市，劳动者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016%、5510%和4414%（厦门市统计局编，2007）；福州是省级城市，劳动者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0197%、5710%和42103%（福州市统计局编，2007）；而上海是直辖市，劳动者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612%、3710%和5618%（上海统计局编，2007）。因此，5个地区的行政级别依照莲花、凤城、厦门、福州、上海的顺序提高，以此测定的地区规模依照上述顺序增大。另外，从就业结构看，莲花是以第一产业为中心的农村，而其他4个地区都是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中心的城市。

　　社会调查分为莲花、凤城、厦门调查和福州、上海调查两个阶段。

　　其中，莲花、凤城、厦门调查的概况是：首先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法，分别从莲花抽取7个村组、从凤城抽取5个街道、从厦门抽取11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再根据概率比例抽样法，从每个被抽取的村组、街道共选取89个居民委员会，其中，莲花7个、凤城5个、厦门77个；最后根据随机原则，从各居委会的户口登记簿上抽取被访户作为调查样本，具体调查样本是被访户的家长。2006年1月完成样本抽取，共抽取样本1100个。本调查是以入户访谈的形式于2006年3-4月实施的。在1100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1063份，有效率约为96.6%.其中，莲花、凤城、厦门的有效问卷分别为303份、299份、461份。

　　福州、上海调查的概况是：首先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福州和上海随机抽取行政区、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然后按照简单随机原则，从居民委员会中抽取具体的被访户。按照此步骤，在福州抽取了4个区、8个街道、24个居民委员会，400个样本；在上海抽取了6个区、18个街道、54个居民委员会，400个样本。本调查是以入户访谈的形式于2008年2月进行的，具体访谈对象是被访户的家长。在800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726份，有效率约为90.8%.其中，福州市和上海市的有效问卷分别为399份和327份。

　　分析得知，5个地区有效样本的特征呈现很大差异。例如，未婚者依照莲花、凤城、厦门、福州、上海的顺序递增，而已婚者却依照此顺序递减；务农者依照莲花、凤城、厦门、福州、上海的顺序递减，而厦门、福州、上海样本中，从事事务性、技术性、管理性职业的样本多于莲花和凤城；高学历者和高收入者也呈现厦门、福州、上海多于莲花、凤城的倾向。另外，福州和上海样本中的外来暂住者多于其他3个地区。上述倾向说明，5个地区居民的社会构成是不同的，依照莲花、凤城、厦门、福州、上海的顺序，居民的社会构成愈益复杂。

　　[中间部分略，请下载原文]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

　　与此相关的发现可以概括为两点。在当代中国社会：（1）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是不同的；乡镇居民的总信任度高于县城及其以上地区的居民，乡镇居民的总信任度为比较信任，而县城及其以上地区居民的总信任度则介于一般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2）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关系的信任度也是不同的。对于亲情关系（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亲密朋友）的信任度，乡镇和直辖市的居民高于县城、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的居民；但是所有地区的居民均介于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对于工作关系（单位领导、单位同事）的信任度，省级城市的居民最高，其次是乡镇、副省级城市、直辖市的居民，再次是县城的居民；但是省级城市的居民为比较信任，而乡镇、县城、副省级城市、直辖市的居民介于一般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对于随机关系（其他亲属、邻居、一般朋友、一般熟人、社会多数人）的信任度，乡镇和县城的居民高于副省级城市、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的居民；但是所有地区的居民均介于一般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

　　因此，研究发现基本支持假设2，而没有支持假设1、假设3和假设4，即：虽然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以及不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度具有一定的不同，但并没有呈现如假设1、假设3和假设4所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规模越大的地区越低；居民对于工作关系和随机关系的信任度，规模越大的地区分别越高和越低，呈现在某些地区大致相同的倾向。另一方面，研究发现说明，无论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还是对于不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度，被调查者均介于一般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并不存在比较不信任和很不信任。

　　那么，如此调查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依照社会结构决定论，信任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社会结构越复杂的地区，人际信任越难以培育。显然，研究发现并没有完全支持这一观点，说明这一观点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在当代中国社会，很难说出乡镇与县城及其以上地区，在地区的文化规范、居民的关系性质和人格特质方面，具体存在什么差异，因此研究发现，也不能够从文化规范决定论、关系性质决定论、人格特质决定论那里获得合理、充分的解释。

　　我认为，研究发现（1）是由于乡镇与县城及其以上地区的地区性质的差异所致。这里说的地区性质，是指中国按照行政级别划分的农村和城市，以及农村和城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同。在当代中国社会，乡镇属于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往往以第一产业为中心，而县城及其以上地区则属于城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中心。就5个地区而言，莲花是以务农者为中心的乡镇，居民在职业、学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凤城、厦门、福州和上海尽管地区规模不同，但均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具有相似性。因此，研究发现（1）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与地区规模无关，而与地区性质密切相关，即地区性质相似的地区，居民的总信任度大致相同。

　　上述观点可以从表5所示的结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表5显示的是，在控制教育年数、年龄之后，社会特征完全相同的莲花、凤城、厦门、福州和上海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可以发现，无论已婚者、外来暂住者，还是无职业者、男性，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莲花居民均比上海居民的分值高，并且这种倾向均呈现统计显著性；而凤城、厦门、福州的居民与上海居民相比，均没有呈现显著差异。国内学者的研究已经显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不同特征居民的人际信任是不同的（王绍光、刘欣，2002；胡荣，2005）。但是，为什么同为已婚者、外来暂住者、无职业者或者男性的莲花居民和其他4个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呢？这也许可以从其他方面（比如，地区的诚信建设等）寻求解释，但是莲花与其他4个地区的地区性质的差异，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研究发现（2）说明，尽管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关系的信任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对于亲情关系均介于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而对于工作关系和随机关系则均介于一般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这一发现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结构决定论在中国社会的局限性，即：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关系的信任虽然与地区的社会结构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是社会结构越复杂的地区人际信任越弱。另一方面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同（李伟民、梁玉成，2002），更加全面地质疑了韦伯、福山等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信任观点的不准确性，即：在中国社会，任何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血缘关系以外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不信任。

　　研究发现（1）和（2）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虽然1978年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仅仅发展了30年，因此城乡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仍然存在很大差异，致使乡镇与县城及其以上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以及不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呈现如前所述的差异。也正是由于短暂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致使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人们以血缘关系为核心，通过关系运作，将关系扩展到与自己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关系中。关系运作过程中情感的培育，使得中国人信任的群体，不仅包括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亲朋密友这样的亲密关系，还包括这些亲密关系之外的其他群体。

　　（二）居民的总信任度与社会交往

　　据本项研究相关发现，可以指出：（1）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的居民，社会交往的取向是不同的。总信任度高的居民，其社会交往的选择取向和表面取向均弱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即：总信任度高的居民，其社会交往的重复性、深交性强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而总信任度低的居民，其社会交往的选择性和表面性则强于总信任度高的居民。（2）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的居民，关系网络也是不同的。总信任度高的居民，其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朋友多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但是总信任度高的居民和总信任度低的居民，在同事、同学和同乡的网络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研究发现基本支持假设5，而没有完全支持假设6.依照卢曼的观点，信任能够减少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并且信任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及感情性交往方面，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选择（Luhmann ，1979）。塞利格曼也指出，信任的存在是所有持久性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eligman，1997）。本项研究发现基本证实了两位学者的观点，说明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影响着社会交往的取向和关系网络的形成。但是，居民的总信任度并不是对所有类型的关系网络都具有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