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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

更新时间:2009-08-24 21:38:48
作者: 杨振宁  

  

  主持人的话

  亚洲研习会、拉丁美洲研习会和石溪国际艺术会联合举办一系列关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演讲和电影项目。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杨振宁教授替我们主持第一个演讲。杨教授是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是石溪大学阿尔拔.爱恩斯坦讲座教授。关于杨教授,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他刚从中国大陆旅行回来。他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过面,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在会上还有十五名中国科学家。在与中国各界人上会谈和游历很多农村和城市后,杨教授今晚同意让我们一起分享他所得的一些印象。杨教授的敏锐观察力是学术界中所熟悉的,除自然科学以外,他的学识及兴趣还伸展至考古、历史、文学和人文科学等各方面。他亦很关心在美国的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很幸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一个参观机会,让他看看这一个多年来与美国断绝正常关系的国家。现在正当联合国在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变的时候,我深信杨教授的演讲肯定是富有资料性及会起推动作用的。诸位,现在让我们郑重地请杨教授开始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热烈鼓掌)

  

  杨振宁讲话全文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及几间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的口中知悉;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要对学习内容产生热情,要落实这点。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同一些小工厂挂钩。而学生们就在工厂里实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八年级的学生在替一间汽车厂整顿数以哩计的电线,那车厂提出了规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天,他们对工作很热情,而且还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在另一间工厂,一些学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里的镜头及一些木板制造,又利用这架照相机摄制了一个印刷电路团,而按此制成了线路板。显然地,他们大都表现出热烈而兴奋的学习工作精神。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课程制度,知道有八个月在学校上课,一个月在工厂里,另一个月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还有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起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重访这间大学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这些新增的建筑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所大学曾经历过一个大动乱。

  

  文革期间的混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于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科研工作曾停顿两年

  

  正如我前时提过,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妇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所谓 “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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