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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理论

更新时间:2009-08-15 00:09:01
作者: 黄万盛  

  现在西方社会有了极强的回应。如果从私的角度去了解家庭,则无法了解家庭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一般来讲,家庭的社会性具有以下涵义。首先它是一个性别单位,代表两性关系,但现在性别问题在西方是个棘手的课题。然后家庭更多地会表现为代际的问题。现在条件不一样了,中国也在走西方的道路,像老舍讲的四世同堂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但整个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当中,三代人构成一个生活单位的情况还是常见的。三代人不同的理解、趣味、观念和价值会在一个单位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冲突,如何协调这些关系?第三,家庭是一个合理分配的单位。两个主要的人赚钱,还需要抚养老人和小孩,必须考虑如何使收入按照普遍正义的原则在家庭内部进行分配。此外,家庭还要处理和协调邻里关系。可以说,家庭是训练社会福祉和公共关怀的摇篮。所以孔子和孟子一直倡导推己及人,重视仁、孝、义,重视父母、兄弟姐妹、夫妇之伦。第四,家庭是传承和教育的基本单位。伟大的传统和精神谱系最基本的传承单位是家庭。我们做人的原则,对社会的立场和态度主要来自家庭中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尤其是母亲的传承和影响。由此可见,家庭具有集合的功能,对社会非常重要。在黑格尔时代,他认为家庭是最大的私,人必须摆脱家庭,变成社会性的法人,市民社会才有可能。黑格尔非常重视制度性的因素,把公共性的出现跟税收、军队和警察系统三个最硬性的指标联系在一起。税收代表财政和经济的公共性,军队以国家名义保护共同体免受外来侵略,警察维护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他们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制度要素。

  哈贝马斯基本上不能接受黑格尔从制度性因素来了解公共性的解说。在他看来,所谓公共性的出现不是因为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制,而是出自内部的自觉和要求。他谈公共性的时候,突出理想性和批判性,并且主要诉诸文化和精神,而不是诉诸税收、军队和警察这样的制度化因素。他说现代性出现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于小说和报纸:通过小说塑造公共价值和公共性,人们对小说的故事、人物产生共鸣,在故事和人物当中透露出价值、善恶、判断的标准;通过报纸展现日常生活,然后这些公共的价值与报纸展现的日常事件配合起来,构成一个现实的可运作且有理想涵义的精神向度,其中包括价值、是非、正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说构筑现代性最主要的日常生活方式事实上是“round table”(圆桌)和“tea house”(茶馆)。

  下面谈一谈茶馆。为什么茶馆是公共性的基础?我希望有人能研究中国的茶馆。四川的茶馆名声很大,叫做摆龙门阵。我想有这样几个基本方面不容忽视。第一,人们去茶馆,不是因为口渴(解决口渴的方式很多),换言之,不是出于功利性目的,而是为了说话和听话;第二,去茶馆不是受制性行为,人可能被强迫去劳动、去参与各种所谓社会运动,但是不会被强迫去茶馆喝茶;第三,去茶馆不是为了传达中央文件,传达文件发表官方的声音,通常的场合都比较权威,代表组织,因此,茶馆和政府权威没有关系;第四,茶馆没有领导机制,生产队、学校、工厂、机关都有领导、书记,所谓“支部建在连上”,但是,茶馆没有领导,你没有办法在茶馆安排一个支部书记,茶馆是一个可选择的言谈空间,可以这里听听,也可以那里听听,没兴趣随时可以走人;第五,茶馆没有人事编制,也不受户口制度影响,来去自由,听说由便,它的流动和组合的自由程度相对比较高,比较便于自由交谈的形成。所以哈贝马斯说真正的公共性存在于聊天之中。海德格尔说聊天是深刻的价值,是存有的普遍精神(形式)。哈贝马斯说茶馆是塑造公共舆论最主要的途径。我们要了解公共性,其后面一定是话语世界,如果没有公共话语世界,就没有公共性,而话语世界的凝聚和传播主要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在塑造。这是哈贝马斯所达到的高度。我曾经指出法国大革命是在贵妇人的沙龙和裙裾中孕育的,大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名流,几乎每天都要出席好几个沙龙,成为话语领袖,滔滔不绝地宣讲和辩论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在大革命时期,巴士底广场的咖啡馆就是公共演讲厅,形形色色的人们都在那里发表对大革命的各种看法,许多的观点主张在那里经受广泛的辩论。这个咖啡馆的“聊天”后来成为传统延续下来,即使今天,如果在周末去巴士底喝上一杯咖啡,你仍然可以听到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演讲和论辩,它已经是法国的社会资本了。

  最近,法国的犹太裔学者Pascal Casanova在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在通信中的公共世界》)中认为,很多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的书信往来,就是一种公共性的形成过程。他从但丁的《神曲》开始,考察了欧洲文学创作高峰时期所出现的翻译情况,他尽可能地找到与这些作品有关的通信,结果发现这些通信事实上实现了价值的传播过程。经过Pascal Casanova的研究,现在流行最广的一些价值观念,譬如关于民主的观念、自由的观念、人权的观念成为现代社会当中的普世价值,最主要是经过文学作品的翻译来完成的。同时,他讨论了“trans”对于文明的价值,指出真正的translator是通过文本的translate变成trans state(行政区),再到trans nation(民族),即将民族的价值转换为世界的价值,地方性的价值转化为人类性的价值。正是价值的转化,才使得全球性的公共性成为现实的关怀。

  近年来,“第三世界的美学”的问题引人关注。最近15年至20年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数都是南美洲、亚洲、非洲、中东的作家。可见,价值完全越过了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经验和视野,开始得到普遍性的流动,所以说如果没有trans,我们基本上不可能了解世界的公共性,在西方它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读到一个评论:一本书在一出现就已然成为经典。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就是这样一本经典,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撞击力的新看法:知识分子就是翻译者。翻译是一个解释学领域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把某种话语通过翻译转换或解释成一个普遍结构,一个公共叙事,使人文价值和文学作品相配合?过去我们认为人文价值的解释受到语言和族群经验的限制,甚至最杰出的早期的解释学的大师们也基本上不能用解释学面对传统、习俗的问题,而现在Pascal Casanova指出,所有的人类公共性都源自地方经验、特殊习俗,必须从中发展转化,经过transvalue,transculture,成为公共价值,公共标准。这等于说后解释学成为可能。由此,我们要质疑形成公共知识分子的途径和轨道: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到底单纯是社会抗议和群众运动的领袖?还是通过写作和trans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萨伊德认为,从维柯到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近代知识分子的叙事方式是把哲学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完成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世界性构造。这就与我们所讲的单纯以群众运动和以抗议性作为知识分子特征的取向有很大的区别,但与Pascal Casanova的立场以及哈贝马斯所讲的知识分子的要务是发展公共舆论都能相互配合。美国的分析哲学家理查•罗蒂说哲学家都应该改行去写小说(他是针对分析哲学来讲的),三五百年之后,我们可以问,到底人们记住了海德格尔还是米兰•昆德拉?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在调侃,直到我接触了哈贝马斯、Pascal Casanova、萨伊德,我才明白罗蒂表述后面有深刻的寓意。哲学家太沉醉于自己的概念王国当中,而塑造公共性的事情几乎完全是小说家在做。所以他真正是在讲哲学家的社会责任,通过分析哲学有没有可能发展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公共性?

  为什么上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不断地被人检讨呢?这与目前知识分子的处境和现实状况有关系。哈贝马斯、Pascal Casanova、萨伊德都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是建立生活方式的共识,建立社会的公共舆论。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跨国媒体开始垄断公共舆论(公共市场)。现实生活中,不是知识分子在塑造舆论,而是市场化的舆论在塑造知识分子。媒体已经市场化,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不再是哈贝马斯所讲的一个自觉参与的公共舆论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舆论的利益集团)与政治家(权力的利益集团)合谋,甚至滥用知识分子的身份使用公共话语,从而导致真正的知识分子被舆论边缘化,但是媒体的作恶却使得知识分子的名声受到极大的破坏,因为人们还是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承担公共角色。当然,另有一部分“文化人”几乎成了媒体集团的应召女郎,他们在镁光灯下忸怩作态,轻浮地挥霍这个时代本已匮乏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资本。可见,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们不仅要面对生产性市场的考验,还要面对媒体市场的考验。美国有学者认为全世界只剩下120个知识分子,其中绝大部分在欧洲,排在第一位的是福柯,第二位的是德里达,而像我们熟知的乔姆斯基、苏珊•桑塔等都算不上。他们认为很多人反政府的政治倾向太明显、太极端,个人色彩太过分,正当性和作为知识分子运用公共知识来塑造公共舆论的良知都不够。

  为什么主要的反思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塑造公共认识的知识分子大多在欧洲而非美国?我想,一是由于欧洲社会大传统的力量,二是由于美国充分的资本主义化,包括大学的结构。目前,资本主义市场对美国大学的冲击非常严重。布什执政八年期间,用于公立大学的经费被削减了大约一半,公立大学经费严重不足,要维持下去,就必须跟市场妥协,接受市场提供的各种项目。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也不是布什个人的责任。斯劳格特和莱斯利合著了Academic Capitalism(《学术资本主义》)一书,批评美国近年来学术受到利益集团和市场日益严重的干涉,越来越资本主义化。我想,这些现象构成知识界所面对的严重困境,如果从分析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来源于知识阶层不可避免的自身的困境,即其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非常大,这就构成了他们生存的悲剧。我们作为学者同时有可能进入知识分子阶层的时候,需要严肃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孔子那里有“天人合一”,王道仁政的伟大理想,但也有“被围陈蔡”的厄运,他在面对理想时,有许多现实的伤感和无奈。余英时先生曾经很好地讨论了“内圣外王”的困境,指出它们对王安石、朱熹等人的心态的深刻影响。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觉,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人生,苦尽未必甘来,因为那苦是来自现实的永远的不尽人意,是来自在终极归宿上无果的却不得不进行的奋斗。假如没有这种悲剧自觉,那么充其量也不过只是装腔作势的文化掮客而已。学者雷• 斯坦因研究重要的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结果发现在他们去世前的两三年里,他们的作品千篇一律,充满了凄凉、绝望和伤感。孔子讲礼乐教化,乐是很高的境界,乐不诉诸形式,不诉诸具体的物质景观,靠心智才能沟通,是心神的倾诉、共鸣、激荡。那是很高的境界和教养。音乐家们临终前的普遍凄凉和绝望,事实上被用来解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可统一和差距所造成的心灵紧张和心灵悲伤。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要非常慎重地选择你是否愿意成为知识分子群体,对唐吉柯德式的奋斗应该提前做好准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很难的,需要极其宽广的胸怀,否则很难避免痛苦和凄凉。由此引出下面的问题:当你有理想的时候,你选择进去;当你失望沮丧的时候,你选择退隐。过去我们讲儒道互补的问题,所谓儒家可以参与,道家可以归隐。事实上,将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如此分类,过于简单,只不过是今人的刻意建构而已。因为在儒家学说中,他可以到朝廷和帝王合作,但是如果合作有困难,也可以到江湖去,像陶渊明有很多儒家的情怀,但绝不妨碍他“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再来看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非常积极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对宫廷政治参与的热情在汉唐时期达到鼎盛。在汉代,道家通过给朝廷炼丹,几乎控制了朝廷政治,后来丹药未炼成,不少道士被砍了头,直到宋朝中后期,才开始反思以仙道而成仙这条路非常危险。王重阳对道家进行改革,以人道而求仙,把儒家的凡俗关怀当作成仙的修炼途径。金庸小说中王重阳的弟子都是在民间为凡俗社会建立正义标准的大师,而非拿着桃花木剑到处念咒做法的道士。这是基本真实的历史。所以我基本上不认为存在一个儒道互补的问题,这也提醒我们做学问的时候,不要望文生义、简单地塑造一些普遍概念,否则很危险。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了解“归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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