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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 一〇 “举杯齐眉”

更新时间:2009-08-12 14:07:42
作者: 周有光 (进入专栏)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学那段时光,我们主要住在上海。她们家住在苏州,可是她的父亲常到上海,她的父亲比较有钱,在一个旅馆经常租了两间房子,家里人经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戏,就经常到上海看戏。婚后,我的工作比人家紧张,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又在银行工作,银行界是晚上的宴会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参加宴会,晚上要准备功课。上一个小时的课,要有六个小时准备。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我认为,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的。兴趣是一种推动力,一个人不会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兴趣,玩是他的兴趣,这种推动力很强。兴趣有时候是盲目的,有时候是有目的的,兴趣用上去以后,就会对工作的意义更了解,这样子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抗战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苏州一个大家造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房子没有人住,就租给我们。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

  苏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打仗以后,苏州就不行了。近年来才重新建设。比利时的首相从小在书上看到苏州怎么好,他到中国来,周恩来问他:“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看?”他说:“我要去苏州去看。”他到苏州,说:“不对,不对。”这里看也不对,那里看也不对,都跟书上讲的不一样。

  水乡的苏州也没有了,城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水。不仅是苏州、杭州,江南城里都是以水路为干线,以陆路为支线。我们家是后门在水上,前门在岸上,因此有许多桥,苏州有两百多座桥,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杭州也是很多桥。从辛亥革命以后,慢慢把河填了,水乡没有水了。杭州还有西湖,苏州就搞掉了。不过,现在苏州郊外搞好了,洞庭山一带、阊门一带好玩。江南只有几个小镇还保留了水乡的味道。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想让他到美国读书,解放了不能去,科学院派他到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对孙女周和庆,我很遗憾。我们带了她到小学一年级,后来就“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孩就离开了我们到她妈妈那边去,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小孩在我们那边不方便。从此以后,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方法指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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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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