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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菊红 邓可斌:内生的分权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更新时间:2009-08-11 16:13:49
作者: 丁菊红   邓可斌  

  同时,针对土地产权不清晰,不能实现使用权的自由转移等问题,2005年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分权化的农村土地体制。当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分权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就不甚完善,这和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往往忽视社会公共职能有关,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由于起步较低,没有相应的公共管理体系、包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公共品及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在取得分权带来的利益基础上,承担起这部分责任,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责权利相匹配。

  此外,金融体制、国有企业等也经历了类似的体制改革,分权变迁同样渗透其中。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银行实质上是执行政府财政政策的工具,国有企业也依附于银行贷款,在财政逐步分权化的过程中,金融体制也出现了分权化,然而货币的分权化容易导致经济体系的信用扩张,引发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因此,在这些领域集权更有利,这需要建立起独立的银行体系和健全的金融市场,以保证在分权变迁中也有适度的集权,让资金得到最大效率的运用。由此可见,包括财政体系在内的这些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制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国式的分权格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不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在此过程中内生出分权机制,不仅逐步退出了本应属于市场的领域,而且在需要集权的地方又收紧权力,整个经济体制和分权机制也随之变迁。

  

  三、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分权的内生性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总结为图1。在这一逻辑示意图上,圆圈表示经济发展状态,方框表示经济体制改革内容。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式分权其实是由经济发展内生而出的,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或实证研究中所认为的外生变量,且分权也不是单一方向,而是在分权和集权上随着经济形势的不同而转化,正是分权的变迁和经济改革的内生相互决定使得中国经济改革能够持续良性发展。不过,从图上我们也能看出,如果实施了不合理的分权,则会扭曲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破坏增长的均衡路径,并由此对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后果,拉大地区经济间的差异,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分权度的划分,也不利于中央政府进行集权管理。

  总之,由于现阶段我国仍在经济转型和完善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中,经济发展不可能马上带来分权变迁,甚至有时因为某些因素,如中央财力不足和呼吁机制不完善①等,导致了分权变迁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得两者不能形成良好互动,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从制度设计角度来看,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并建立起符合经济效率的公共财政体制,从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转移支付以及预算体制上真正体现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权责利方面的匹配,在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进行动态调整。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让政府的政绩考核转变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并非单一的自上而下决策,淡化经济发展初期过分强调的经济指标,让其他关系到民生发展的变量进入考核体系,如环境质量、公民素质等,真正使分权下的各级地方政府权利和义务相匹配,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向更有效率的分权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从体制内自发地推动下一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丁菊红、邓可斌,2008:“政府偏好、公共品供给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经济研究》,2008,7: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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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en, Enikolopov and Ekaterina V. Zhuravskaya, 2007.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 2261—90.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3期)(作者单位:丁菊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邓可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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