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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名实政治人事

——关于民初上海商人团体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09-08-06 10:57:20
作者: 冯筱才  

  

  一、前言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上海商人团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此点尤以民国初年表现最为显著。辛亥以降的动荡时局中,上海工商界,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团体或者人物,因其背后潜在的经济力以及广泛的社会网络、与政界关系等而为各方注意。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财经专家,甚至外交代表、文化领袖,均曾经将目光投射于上海商人团体,希望这些团体能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各界对上海商人团体的评价也曾经因为时势及利益的考量,而出现富有趣味的变化。

  对于革命者来说,商人的支持与否更是影响他们理想成功或者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1920年代初,“阶级”理论开始成为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一种重要的政治话语策略,遍布中国城乡大大小小的“生意人”也被冠之以“资产阶级”的名衔,成为革命话语系统中用来分析政治经济及社会构成的重要载体。作为党人活动中心的上海,此地的商人团体态度取向更成为党内理论家以及实际工作者的关注要点。上海商人团体的反应甚至影响到激进时期革命政府的政策走向。

  由于上海商人团体在民初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们因此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的重要关注对象。柯博文、傅士卓、白吉尔、小滨正子、金子肇、徐鼎新、李达嘉、张桓忠等人均曾以民初上海商人团体为其研究主要讨论题目。其他讨论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乃至外交、文化等方面历史的著作对上海商人团体的历史也有广泛涉及。

  这些既有的成果对于我们了解近代上海商人团体的面貌有着重要贡献,如何进一步深化研究则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问题。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虽然大多数的成果都是构建在“中国资产阶级”概念体系之上的,但早期的成果比较多地局限于“革命史观”的叙述脉络。到后来,研究者则倾向于接受“现代化” 的理论范式并将其作为预设前提。最近余年来,“市民社会”与“公共性”成为研究中的探讨点。不同话语脉络下上海商人团体史的叙述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然而,人们也可以发现,原来似乎很清晰的有关上海近代商人团体的面貌现在却渐渐模糊起来。以研究者讨论得最多的“上海总商会”来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将政治上的一些定性概念套在它头上的话,那么在摘去了“资产阶级代表”帽子后,我们应该如何来重新审视上海总商会的一些集体行动表现呢它的内部运作究竟是什么模样那些会长会董是些什么样性格的人呢他们的人际脉络、他们的事业与理想是什么他们与政界的关系以及政府对商会的实际态度如何这些问题好象都没有能得到清楚透彻的研究。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变化之际,史学界也遭遇到一些新的理论范式及方法论、史料观等带来的冲击,在此情境下,上海商人团体的历史究竟应该如何书写呢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在搜集阅读与民初上海商人团体相关的史料文献,既有的一些成果也涉及到这一研究主题。大体上来看,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上海商人团体史的研究尚可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所加强商人团体的名称与实际问题“政治”在商人团体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增强对“人事”的考虑。笔者试从这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供大家讨论。

  

  二、商人团体的“名”与“实”

  

  在研究上海商人团体之前,我们需要先对其身份进行考察,而不能仅凭其名称及其表面的一些举动而仓促地给出结论。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对社团登记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各种形式的结社组织在上海层出不穷。在民初的16年中(1911--1927),究竟上海出现了多少商人团体,这个数字可能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才能彻底弄清楚。在这些“商人团体”中,有些是由商人自愿组织的实质性团体有些则是挂名的“空头团体”;有些甚至是假冒商人招牌由其他人组织的,或者表面上是商人团体,但背后受到其他势力操纵的团体。这些商人团体的名实问题不弄清楚,是无法对其行动与表现作出准确判断的。

  比较名实相符的商人团体大概首先是那些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人社团,如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等等。这些团体的成立均有法可依,而且经过正式注册登记,有实际的事务办理,经费来源稳定,组织制度也相对固定。其次,那些虽然不具备法人资格甚至未经过备案登记的组织,但其成员主要属于商界中人,组织管理与经费也由商人自己解决,行动能自主的也能称作商人团体。其他一些并不是由商人主动成立,而是由其他人士假借商人名义成立的组织实际上并不能被算成是商人团体。当然,具体到每个团体的实际情形可能更要复杂,静止的分析有时不足以说明问题,对某个特定的团体需要动态的观察才能洞悉其演变脉络。《国闻周报》记者严慎予在1925年曾经撰文指出:

  如今上海以及北京汉口各埠团体事业可谓发达,但是内容如何呢有些在当初发起的时候,会员都还齐整后来举出了职员,多数会员便不闻不问。于是职员借了会的名义,自由把持,便这总还算高一层的,因为他还有挂名的会员。现在每况愈下,有些懂得奥妙的人,连会员都没有,凭着自己的脑筋,随便取了一个会的名义。甚至一个人造出许多团体,化了一两块钱做个招牌,刻下几个木戳,无论遇到什么事,发几个快邮代电。其实在他也无主见,有的为牟利,有的想出风头。然而团体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一个团体名义的后面有若干可以代表的民众,现在既是空洞的名字,自然无势力可言。

  严氏此段话可谓是对民初上海团体活动内幕的写实,他所讲团体会员不问会事,纯由职员把持的情状在民初的上海商界实际上相当普遍。即使是时人认为“在我国商业居首要地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影响人心至大”的上海总商会,其日常会务甚至一些重要电文的缮发也是会长、副会长甚至坐办等人处理了事,并不严格遵照会章召集会董会议或会员大会。只有空头图章的商人团体也不鲜见,尤其遇到上海发生重大事件之时,往往一夜之间报端便会冒出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团体的名称,其中大多数均挂以“商人”的招牌。

  有时尽管团体确实是由商界中人出面创办,但是却以商界之外的人充当代表者。甚至有一人兼数个商业团体的代表职衔,但究其所营生计,则可能与商业毫无关系,或者纯粹是专业诉棍。是故,1927年5月,上海市长张定曾通告全市:

  市内各商业团体仍有以业外人充当代表甚至以代表名义否认当事人同意签订之契约或藉势包揽破坏规章以阻碍行政之设施,以种种行为直以团体为营私舞弊之工具,置商人真实利害于不顾,在商人自甘幕弃原不足惜,而为商业中之蠢害者,若非严行制裁不足以杜包揽之恶习⋯ ⋯市内各商业团体,嗣后如有向本市政府请求事项仍以业外人充当代表者一概严行拒绝,并通令所属一体遵照。

  对于商人团体来说,请业外熟悉交涉程序或者具有特殊关系背景者出任代表,也许能节约成本,并且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但却造成其自身的空壳化,甚至工具化。考察这些商人团体的行为表现,与其关注其挂名会长会董,研究者可能更需要去追究那些“代表”或者其他处理实际事务者。同时,对这些以商人团体名义发表的言论或者采取的举动,可能我们更要审慎地考察是否真的能代表此行业内商人的意见或利益。

  正因为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在背后,所以团体的名称有时并不能反映其实际,需要研究者细心去观察考证。如1919年后,上海兴起了“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据统计,此后10年间,上海有名可按的各马路商联会计有72个。这些各马路成立的团体在名义上虽然都有“商界联合会”的牌子,但其实质却大异。有的确实由商人组织成立,办理一些本路商界公共性事务有的却是由教育界人士成立的,成员多数并非商人有的则由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组织成立,其实是党部统辖下的附属民众团体有的则是由帮会中人主持,甚而成为借名渔利的机关。

  相似地,1927年初,随着国民革命军进抵上海,“商民协会”组织开始纷纷出现,这些“商民协会”虽然有相同的名字,其主持者及其内幕却迥然各异。有的确由党部商民部组织成立,属于“商民运动”的基层民众动员组织有的却是由原来的商会系统临时组织,藉以摆脱党部控制有的则干脆是在原来的同业会馆或者公所前面多加一块招牌,并无另外的活动有的则属有潜在势力者借摊贩之名而组织者,动机均不一而足。因此,研究者很难仅凭团体名称便推测其应该属于某类性质或具备某些宗旨。

  即使是同一个商人团体,在不同时期也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负责人的异动或者内部发生重大的事件,往往会改变这个商人团体的原来宗旨。如沪上著名的广肇公所,在辛亥革命后显然更多地受南方政界要人唐绍仪等人的影响,乃至1916年会有移公所“数万金”支持“护国军”之举动。1918年后,公所的实际权力落在广东系的青年“激进派”手中,冯少山、赵南公、霍守华等人控制了该公所,其宗旨与风格与此前完全不同。

  正因为民初上海商人团体内部有此复杂情形,所以研究者在开始其工作前必先“正名”,弄清楚所要讨论的“商人团体”的性质、源流及权力格局,然后才能对研究对象有恰当的定位与分析。

  

  三、不能遗漏的“政治”

  

  对商人历史的研究在国内原来多属于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讨论范围。然而,专业划分有时会有意无意地让研究者遗漏一些东西。从既有的上海商人团体史研究来看,经常被遗漏的可能是“政治”。

  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些有关上海商人团体史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政治”存在两种类型的“遗漏”一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做的研究。由于研究者理论预设的存在,他们可能特别强调上海商人团体自身的“现代性”、“自治性”或“公共性”,甚至“民主性”等等。因此在讨论中对能体现商人团体这些特性的史料证据特别有兴趣,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线索,尤其对商人团体内部的政治因素或者背后政治势力的运作没有留意。也有的研究者喜欢从社会学的“结构一功能”或者其他理论入手,比较重视商人团体静态的人员组成以及机构设置等,并以此来推测团体的行动表现,而忽视了特定时空环境下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因素的作用。另一种则是一些从“经济史”路径对商人社团所做的研究。有的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往往在商人团体经济面的表现,其叙述泰半是公文往来层面的活动,没能揭示出团体内部权力格局以及政府内部对这些事情的决策机制,这些均是对“政治”因素忽视的表现。

  在近代史上,上海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工商业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一个政治活动的中心。此地的“政治场”要较其他地方大得多。上海商人团体之所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其政治上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上海商界会有如此频繁的政治表现呢?如前所述,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商人团体”的名实,只有排除了一些“非商人团体”后,我们才能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对江浙地区商人的“政治表现”曾经作过考察,一些个案中也已经牵涉到了上海的商人团体。对于其他一些团体,尽管此前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讨论,但是大多没有注意内部政治运作及外部政治势力的影响,因此观点上存在缺陷。

  如大家所熟知的,五四时期,上海曾经成立了一个商业公团联合会,这个在运动中极为活跃的团体曾经被白吉尔认为是上海商界激进的青年积极分子的代表—“资产阶级年轻的先锋队”,其政治表现大致上被学界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性一面的体现。然而,目前为止,尚无人就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内部实态及其与外界政治势力的关系作细致的研究,大家好像满足于从这个爱国团体发表的文电或者激进的举动中去解读商人的“先进性”。然而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来看,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实际上有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它的成立与南方护法议员及国民党乃至进步党人均有密切关系,其后来的表现也需要从政治势力的演化与权力的竞争等角度去分析。

  另外一个被广泛认为代表上海“中小商人”利益的“资产阶级”团体是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简称“商总联会”。与白吉尔类似,傅士卓也将此一商人团体视为上海商人“民族主义化”的代表,这个观点与其他学者的看法甚为相似,但是,或受史料的限制,或与研究者“史料前预设”有关,商总联会背后政治党派的运作一直被忽略。如果我们不将商总联会的历史放到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如果不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民众运动策略结合起来讨论,结论肯定是不完满的。相似的还有平民商会的间题,自一开始,此运动即有国民党人在其中起作用。像邵力子等人“打倒贵族商会”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实际也代表他所在的政治党派的立场与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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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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