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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

更新时间:2009-08-06 10:53:33
作者: 冯筱才  

  

  [提 要]:五卅事件之所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此前,执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五卅事件的爆发让形势有了转机。执政府在沪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迫使外人让步,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以便保持其地位。交涉移京后,则将重点转向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展开。当列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做出让步后,执政府便开始对民众运动进行严厉的抑止。五卅运动实际上成了执政府运用的一种政治工具。

  

   [关键词]:沪案 交涉 五卅运动 执政府

  

  一 前  言

  

  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张作霖、冯玉祥支持下,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并随即召开善后会议,试图解决时局之纠纷,为国民会议的举行做好准备。然而,善后会议刚结束,国民会议还未及开幕,五卅惨案便突然爆发,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外交与政治事件,以及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此为契机,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亦有了一个大转折。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五卅事件与五卅运动的研究,多将视线投射于学生、工人、商人及党派身上,强调这些力量对运动的发起及推动作用,对执政府在五卅运动的角色及表现则比较忽略。既有的看法也多认为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态度软弱,迫于民意而与列强进行交涉,但不能坚持,后来则镇压群众运动。此种观点失于片面,对执政府办理沪案交涉及其与五卅运动展开之关联过程没有清楚的阐析,并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

  不过,仍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如里格比(Richard W.Rigby)曾探讨执政府与外交团的沪案交涉过程,指出执政府希望通过运动所提供的机会加强其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地位。丁应求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五卅上海谈判及对日交涉等问题,对执政府在交涉中的强硬风格颇有褒词。施乐伯和于子桥合撰论文亦曾对执政府支持学生的行为有所论述。李健民、杨永明等人的论文对五卅时期执政府与民众运动关系稍有提及,杨指出段祺瑞“欲借外交而争取群众、借群众之力以为己助”之事实。但由于史料的局限,或论著主旨的限定,上述学者对执政府在五卅一役中的表现仍无充分阐释,尤其对执政府与运动的成因、发展及收束方面的关联性,基本上未提及。执政府主导的沪案交涉与群众运动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动因,论者更未注意到。林(Arthur Waldron)曾论及直奉战争与五卅运动的关联性,认为上海及其他各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生是由战后秩序失控所导致,将五卅运动仅视为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是不够的,但他并未注意到战后上台的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1925年5月底在上海发生的顾正红案及南京路枪杀案虽有其偶发性,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所以能扩展到全国,并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却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从执政府的角度出发观察五卅运动,可能会加深对其的理解。本文将主要依据1990年代以后公布的档案史料,对执政府与五卅运动的关系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并透过此研究来勾勒出五卅运动的另一面。

  

  二 事件爆发后执政府的内部应对与群众运动的形成

  

  五卅事件发生前夕,执政府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段祺瑞解决“金佛郎案”的办法引起外界的广泛抨击;教育总长章士钊因对北京学潮之强硬处理被全国学界攻讦而自请辞职;宣传已久、饱经挫折的关税会议,其召开又似遥遥无期。5月28日,张作霖藉对金佛郎案的处理不满,通电带兵入关,意在改造政府。舆论多认为,在“风雨飘摇”之中执政府似已无法继续其统治,其政权生命如何延长实属疑问。然而,五卅事件的突然爆发却让形势有了转机。

  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发生公共租界巡捕枪击中国学生及民众之血案,当场打死4人,多人受伤。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急电外交部通报此突发事件。同时,正在北京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亦将其接到的沪案发生电报报告执政府。执政府对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对内安抚民众激动情绪,设法控制上海已形成的罢工局面;对外则以强硬态度表示抗议,并藉“民意”作后盾,以迫外人让步。

  段祺瑞接获沪案消息后,即派许沅以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身份火速南下,又派虞洽卿以“淞沪市区会办”的名义返回上海调处。为协助虞处理沪案交涉与善后,段又命令从教育部精选职员数名随其乘专车南下。6月2日,执政府国务会议紧急讨论沪案,阁员对租界当局以武力摧残手段对付无辜学生,多表愤慨,认为有辱国体,要求政府应即时彻查,秉公交涉,“与全国人民一致合作,以平民气”。会议通过四项决议:1 当即向驻京使团领袖意使表示严重抗议;2 应由执政府、外交部各派大员一名驰赴上海,实地调查并妥筹临时处置;3 调查大员人选定曾宗鉴、蔡廷?二人;4 急电该地军警长官镇抚商民,切戒越轨行动,免贻外人口实。6日,段祺瑞发布执政令,宣告政府对于五卅事件之态度:

  "此次上海租界事变,市民激于爱国,徒手奋呼,乃垒遭枪击,伤杀累累。本执政闻之深滋痛惜。除饬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已遴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并调查经过事实,期作交涉之根据,而明责任之所属。政府视民如伤,维护有责,必当坚持正义,以慰群情。尚冀我爱国国民率循正轨,用济时艰。本执政有厚望焉。"

  五卅前夕,上海正处于战后的“三不管”状态,华界公然贩卖鸦片,驻沪军队因此内讧开火,以致人心惶恐。淞沪警察厅、沪海道尹署、上海县知事署、江苏交涉公署等官方机构对民众之集会、游行及学生演讲等活动也没有采取干涉政策,执政府更未有此种命令。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上海的中共及国民党党团组织得以从容发动罢市、罢工、罢课运动。6月1日,上海罢市实现,2日全市总罢工实现。当虞洽卿与许沅抵沪时,罢市与罢工均已成为事实,虞洽卿此后主要的任务之一便是依政府命令安顿上海罢工工人。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更与“军阀袖手旁观”有莫大关系。5月10日,段祺瑞曾为北京学生因集会受阻而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一事,下令斥责学生,并责成教育部告诫学生嗣后“务应专心向学,勿得旁涉他务”。沪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出现抗议及援助浪潮,其声势尤以北京为烈,执政府对其持默许乃至支持态度,事实上已经放松了对学生运动的管制。6月1日,北京各校学生即开始筹备各校沪案后援会,政府并未表示取缔。相反,为表示对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北京政府一些要员参加群众游行,祭吊五卅牺牲者。

  6月3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国民会议促进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先后至执政府与外交部请愿。段祺瑞派人接收呈文。外交总长沈瑞麟则亲自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对学生所提要求“将尽量做去”,沈甚至派部员同学生代表谒见公使团领袖公使,以协商学生整队通过东交民巷使馆区之事宜。

  4日起,北京各校学生均罢课讲演,据称有八九千人在各处讲演。军警方面未加干涉,甚至“亦加入听众”。京师警察总监朱深还特邀各校校长到警厅谈话,其要旨亦仅告诫校长们“切不要由对外一转而对内,反对政府”。朱并向学生表示“在范围内作爱国运动,警厅方面,不但不加干涉,抑且愿尽力保护”。10日,20万人参加之雪耻大会在天安门召开,军警方面协同维持秩序,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派邓萃英为代表担任大会主席之一。段祺瑞对来府请愿代表表示“容纳全部要求,对英力争”。此后北京不断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抗议集会。京师宪兵司令部对北京的事态发展曾有报告给执政府,但并无压制措施。此种气氛中,雪耻大会的举办者甚至想到请求执政府航空署派飞机在京城上空散发传单。对其他各地由学生主导的五卅宣传行动,政府亦基本采取放任态度,国内似已形成官方与学界合作一致对外的态势。群众运动借政府放任之机蓬勃发展的同时,执政府无疑正在利用此股民气达到其政治目的。

  沪案发生后,执政府也前所未有地向外界表示对民众舆论的重视。6月6日,国务会议有“根据民意负责办理此案”决议通过。8日,段祺瑞在府邸接见北大学界代表蒋梦麟、王世杰、周鲠生等,代表们对谈话结果甚表满意。16日,段在与英国公使白慕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会晤时表示,列强在同中国政府谈判时,以前多没有将中国全体民众考虑在内,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民众舆论是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忽略的。尽管这种姿态或为“民意汹汹”之情势所逼迫,其中不乏故意“作秀”的成分,却也反映了执政府有意的政治运用策略。

  执政府的态度似与冯玉祥、张作霖等人有关系。沪案发生后,冯玉祥的表现最为激烈,不仅在其部队中发表反帝演讲,还派人携款两万元到沪支援罢工工人。6月8日,冯致电张作霖,请其一起致电政府,对沪案表示决心。9日,冯又致电段祺瑞,表示愿意“枕戈待命,剑及履及,为政府作后盾,为国民平积愤”。其激进态度不但为国人瞩目,亦使英人高度紧张。当时执政府既然“在冯势力范围下”,支持群众运动便也有拉近与冯关系、加强自身地位的意味。

  沪案发生之际,奉张正抵达天津,其势汹汹,改造内阁之说喧嚣尘上。执政府对此甚为恐慌,段祺瑞连续派阁员到津探问张氏真意。然沪案发生后,全国民意沸腾,要求政府对外严正交涉。张作霖在此形势下,对内亦只有表示缓和,以免成为舆论靶的,对外则更多的是保持表面的沉默。张为表示在“爱国”上不落后于他人,6月4日曾发电抗议上海英人枪杀行为,要求政府“据理交涉”。9日又响应冯玉祥,率奉军将领通电执政府及各界,谓“悍卫国防,义无旁贷,请一致对待”。传说张亦有一万元捐给上海罢工工人。对执政府之处境,张则表示“非常体谅”,改造内阁一说亦暂告和缓。此举当然是张“藉以顾全自己立场”的表现。在执政府正“注力于外交问题”之际,奉张无疑意识到如有过高之要求,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冯玉祥与张作霖既然相继表示“爱国”之意,段祺瑞乃一面向外界宣布冯、张等要求对交涉采坚定立场的来电,一面派员赴天津邀张“共担国事”,声言“政府应付丛脞,希望疆吏原谅,则勉维暂局,若督责太严,惟有遂初”,内含威胁之意。12日又覆电冯、张,表示“决坚持到底,望内外合作”。对执政府而言,趁外交紧急时挟民意以对抗强势军人是暂保地位的一剂良方,亦是均势政治的一种运用手段。在此情势之下,五卅运动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三 初期交涉与五卅运动的展开

  

  中外关系危机存在之际,执政府的地位无形中得到巩固。外交谈判进行时,政府的威望可能会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滋长扩散而上升。段祺瑞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恰当因应此一事件而增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在1925年开始的几个月内,执政府一直在与公使团代表讨论条约义务的法理承认及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敦促有关国家考虑条约修改问题,但并未得到列强的实质性答复。关税会议的召开也迟迟未有进展。南京路枪杀事件爆发后,政府似乎有望在外交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30日,南京路枪杀案发生后不久,特派交涉员陈世光即应学生要求到领袖领事馆表示口头抗议。次日,陈复奉令向领袖领事递交第一次抗议书。6月1日,因枪击案仍在继续,再次递交抗议信。2日,外交部在北京向公使团送出第一次抗议照会,认为“该学生等均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烈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其支持学生之态度异常鲜明,以致使团认为该照会“似出愤激学生之手”。6月4日,外交部不及外国公使团之答复,又因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发生枪杀案,遂提出第二次照会,谴责租界当局“蔑视人道”,应对其开枪行为及其后果完全负责。5日,段祺瑞接见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时,表示自己“至深痛苦”,“上海巡捕如此对待学生,使中国对于国际地位攸关体面。”8日,外交部长沈瑞麟会晤英国代理公使,亦谓:“此次各地市民激以爱国热诚,毫无排外性质,执政日前所颁昭令,劝慰国民已有率循正轨之语,余看沪事现时最紧要者,莫过于恢复市面平时原状,即如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巡捕之武装,释放一切被拘人等,发还被封或占据之各学校房屋,只要租界当局有所觉悟,措置公道,公愤自易平息。”

  沈瑞麟所提取消戒严令等四项要求,实际上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十七条”之先决条件,10日,沈在会见法使时又重提此四点,认为如能做到,上海秩序或可恢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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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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