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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劳资冲突与“四一二”前后江浙地区的党商关系

更新时间:2009-08-06 10:45:36
作者: 冯筱才  

  

  【摘要】 “四一二”事变后,江浙地区不断发生的工人运动与国民党地方党部关系甚为密切,苏州铁机工潮与地方党部的整合进程及其党商关系的调整紧密相连。在党人与既有商绅势力的权势竞争中,工人运动成为其抢占地方权利资源的一种政治策略。不过这种策略也遭遇到地方商绅的抵抗,也未必能得到更关注现实财政利益的上级军政机关的赞同。

  

  【关键词】 工人运动;地方党部;商人;党商关系

  

  一、前言

  

  关于1949年前的工人运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集中于1921至1927年,尤其关注五册及大革命时期各地工人运动的广泛展开,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工人运动一般较少论及。既有的工运史研究中,“ 四一二”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一般的看法认为此后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受到国民党的压抑。然而,在江浙地区,“ 四一二”后,工运似乎并未因清党而停滞,劳资冲突案例自4月后仍在各地发生。对此时已转入地下的江浙地区中共党团组织来说,工作重心似在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组织农民暴动上。那么,这个地区频繁发生的工运意味着什么呢除中共力量外,是否尚有其他势力在影响工运的进展呢?

  “四一二”后江浙地区不断发生的工人运动与国民党地方党部关系甚为密切。清党发生后,中共虽然被置于“ 反动派”的地位,但“ 扶助农工”的政策并未立即被国民党抛弃。新得势的党人为构建其权力基础、抢占地方资源,与既有的商绅势力发生利益冲突,藉工人运动打压商绅势力便有可能成为争夺地方权利资源的一种政治策略。因此,劳资冲突的背后隐然现出党商冲突的影子。卷人劳资冲突中的地方政府与中央党政部门,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在处理劳资冲突案时可能与地方党部势力也有差别。多维利益的纠葛使得这一地区的工人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相。本文将以规模与影响较大的苏州铁机工潮案为中心,对此加以分析。

  苏州铁机工潮案从1927年10月初开始爆发,迁延余日方得解决,其持续时间、参与者范围等均足以使其能成为一个解剖“ 四一二”前后地方层面劳资冲突与党商关系复杂面相的典型个案。不过,目前学界对此案的探讨并不多见 ,初步研究性的论文,笔者仅见篇,另外,一些关于苏州铁机业的论文对此也偶有提及。从这些论文,我们可以了解此案有关的基本史实,但论者的叙述与分析过于简约,不能跳脱惯常的工运史叙述模式。本文将依据相关档案文献的疏理,通过对此劳资冲突个案的史实重建,来考察“ 四一二”前后地方层面的党部、党人与商人阶层的关系,并藉此增加对北伐前后劳资冲突及工人运动更深层次的了解。

  

  二、“四一二”前后苏州铁机工人运动的实态与大罢工的爆发

  

  苏州一向以丝织业发达闻名于世,丝业工人的集体抗议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晚清以降,丝织厂“帐房”与工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民国初年,由于苏州丝织业生产工具由传统木机过渡到新式铁机与电力织机,经营方式也由“放料代织”的散工制向“购机设厂”的工场制过渡,工人集体抗议的形式也渐走向“近代化”。

  到20世纪20年代,苏州铁机业已有了一定的发展,雇佣工人人数也在增加,劳资纠纷渐多,外来力量的介人更使罢工频繁发生。1924年铁机工人罢工要求增加薪资,旋得解决。1925年12月因天孙厂工人罢工引发全体总同盟罢工,虽然天后即告平息,但是铁机业劳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随着北伐战事的波及,地方经济破坏及物价提高,劳资问题趋于严重。北伐军开抵苏州后,工人运动便在党人的支持下全面爆发。

  1、“ 四一二”前后苏州铁机工人运动的动向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进入苏州,次日苏州总工会即宣告成立,各行业的工人运动遂有大规模的展开。其中以铁机工人运动的势头最猛。苏州铁机工人联合会是苏州第一个成立的工会。工会成立不久,即向资方提出条件,要求承认,但资方并未理会。28日,振亚公司工头顾云生在厂门附近被殴伤。次日,铁机工人联合会通知铁机公会,如果不同意劳方条件,类似情形还会发生。在此情形下,铁机丝织公会与工人联合会各推代表开始讨论,最后在市党部主持下订立新的劳资协议,但铁机业劳资冲突并未停息。

  “四一二”后,苏州党派色彩发生明显变化,但工人运动仍在滑行。苏州属于“ 自动清党”,清党委员会成立后似乎并没有做多少工作。不过,总工会此后即由国民革命军独立第旅奉命解散,该旅旅长张芷卿并主持筹备苏州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参加者包括清党委员会、市党部及驻苏各军政机关政治部代表,对工会的控制当时为各方所注意。

  总工会被解散后,苏州总商会对各业职工会“进行自若”表示不解,要求驻军做主将未经批准的工会解散,并取消“职工胁迫雇主”签订条件,另订章程。但军方控制下的工统会似乎并不愿充当资方的保护者,故向总商会声明其代表工人利益,警告商界不要乘机压迫工人。另一方面,工统会筹备会又召集各工团代表训话,宣称遵循“劳资互助”原则,告诫切不可有罢工要挟情事发生。

  在此形势下,铁机工人联合会发表启事,表示愿意“绝对遵奉国民政府之命令”,拥护三民主义。该会会务仍继续进行,势力并无消退迹象。铁机业劳资冲突在清党发生后也未平息。由于情势的变化,一些工厂业主对此前与总工会所签劳资协议不愿执行,要求另订新章。三一丝织厂更实行放机,铁机工联会出面干涉,劳资双方均诉诸工统会,要求处理。工统会先派陶品三赴该会查处,但陶不久因“拉订条约”被撤办,续由工统会审查股主任裴节三处理此事。然而,裴的调停不得劳资双方的满意,被铁机工联会执行委员会控告到党部。由于工统会不愿意看到基层工会越级上告,蔑视其权威,裴又得到吴县政治监察员张品泉的支持,铁机工联会王靖等多名委员遂被拘捕,该会势力受到打击。

  5月中句,东路前敌指挥政治部派党务整理委员兼工会指导员陶凤威到苏州,组织苏州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并接收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陶凤威抵任后,口头上仍表示对工界利益关注,对资方提出警告。工统会发布的通告规定资方不得阻止工友加入工会及宣告歇业或借端开除工友,否则该会将依法保障工友。对国民党工会干部来说,他们虽然在尽力将基层工会纳入其控制范围,却不希望看到工会力量减弱。然而,此种保护工友的宣示在时局动荡中效力不彰。到6月初,又有两家铁机工厂宣布停机,失业工人剧增。刚经历了4月初“ 解放浪潮”的工人们争来的待遇面临泡汤的危险。但工人们的行动却是与变换着的地方政治形势紧密相关,尤其与接下来地方党部的改组相连。

  2、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改组与铁机工潮的发生

  国民党的“ 清党”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党人驱逐了出去,但是其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对权利的争夺却没有因此停止。通过“办党”控制地方资源,同时也是厚集政治资本或满足其他利益需求的重要途径。在江苏,此种争斗表示得尤其剧烈。一方面因临近拥有强大“政治场”的上海与南京,苏省的党势似乎要比他省大得多,国民党各派别间以及党人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势竞争也较其他地方大得多。同时江苏也是革命“反动势力基础最坚实的一个区域”,地方绅商的权势一直都很高涨。

  “四一二”前后,由于国共两党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权力竞争的关系,各地国民党党部均有数次大的变动。从1927年3月至12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即经历4次改组,人员变动频繁,也给下辖的各县党部带来重大影响,党办的民众运动也不无波动。地方党部负责人走马灯式地更换,使得稳定的党商关系的构建相对困难,新来的负责者因为没有地方势力的依靠,便可能将势力的拓展依托于民众运动之上。这一点在苏州表现得甚为明显。

  苏州“清党”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党市党部主要是被军警方面控制,从张芷卿到张品泉、陶凤威,均倾向在控制工界的前提下提倡“劳资互助”,不过并无积极的动员行动,市党部组织力相当弱。7月,新的国民党苏州市党部特别委员会在省党部特派员蒋子英组织下建立。苏州党部特委会成立后,地方民众运动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以工人运动而论,铁机业、估衣业、糖业等均发生较大风潮。教育界发生驱逐教育局长彭云伯运动,斗争甚为剧烈。不过,商界因团体巩固,党部势力难以渗人,其主导的商民运动虽然也有努力,但成效甚微。

  蒋子英上任后,对各业劳资纠纷问题甚为关注。 7月15日,苏州市党部特别委员会工农部通告禁止劳工私自聚众罢工及店主推翻议约。并规定劳资双方在有争议不能解决时,须呈请市劳资调节委员会组织临时仲裁会解决,不准直接行动。党部并没有排斥工人罢工举动,而是要将其纳入控制中。对资方,也要求其尊重党部的调解权威,不准压抑经党部允许的工人行动。在此情形下,苏州各业职工会开始活跃起来,劳资纠纷案例明显增加,各业工人要求资方承认前订劳资协议,或向资方提出新条件,市党部每日都接到要求调解的申请。在压力之下,资方一方面被迫妥协,另一方面复以增价为对策。物价上涨使工人生活没有实质改善,劳资冲突仍无法解决。

  到8月初,苏州劳资矛盾益加剧烈,党商关系也趋于恶化。估衣业云章公所等苏州各业公所联名向南京总政治训练部、江苏省党部及省政府等处控告估衣业职工会执委盛智醒勒逼资方签字,诈取各业伙友酬劳费等,其指控涉及市党部。可能由于此案的刺激,市党部对资方开始取公开敌对态度,不但登报要求云章公所等行业公所负责人提出盛智醒一案的控诉证据,更严辞警告各业资方,要其遵守仲裁条约,否则将请公安局强制执行。市党部也要铁机工联会等个基层工会联名呈文给中央党部,为盛智醒一案声辨。苏州总商会与市党部争夺商民协会的组织权,也使党部深为不满。至此,以各工会为实力支撑的市党部与各业公会为基础的总商会形成对峙,地方党商关系愈来愈糟。

  在此后劳资纠纷的调解中,蒋子英立场更倾向劳方。党部工农部也成为工人诉冤的依靠。8月下旬,苏州各业劳资冲突频繁发生,估衣业职工会组织巡察队游行示威,并强迫店员离店。对苏州商界业主来说,面对工人气势上涨,好象已没有妥善办法应对。此时苏州驻军复改为第21师,在劳资冲突一事上公开表示中立。形势发展对苏州商界来说非常不利。

  到9月中旬,外界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蒋介石已宣布下野,建立在桂系、西山会议派与其他国民党派系基础上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但中枢的多元化使得局面更加不能控制,中共地下组织也在加强活动。另一方面,地方工商业受军事与政治影响也到“山穷水尽地步”,苏州铁机业亦深感痛苦。9月底,据称苏州铁机业厂方亏累达数十万元,失业工人有上千人。劳资双方都发生严重困难之际,作为仲裁权威的地方党部的态度便显得至关重要。然而,此时的苏州市党部特委会正趋向激进化,对资方的敌视益甚。得到党部支持的铁机工联会力量也有增无减,甚至与商团公开发生冲突。

  10月2日,因三星厂酝酿放机,苏州铁机工联会发起罢工抵制,理由是厂方放机,将对工人生计产生重大压迫。在各方势力的推动下,三星工潮迅速扩大,6日规模较大的苏经厂罢工。7日,苏州铁机业各厂3000余名工人全体一致同盟罢工实现。罢工持续了53天,成为江浙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工潮之一。

  

  三、工潮的扩大:从劳资冲突到党商冲突

  

  1、工潮扩大与地方党部的调停

  三星厂工人罢工发生后,苏州市党部便出面调解。 10月5日,市党部召集铁机业商民协会及工会联合会、三星厂劳资代表举行协调会议,会议决议先由铁机工联会通知三星二人11日复工,再由市党部工农部与商民部调查该厂实情,按照劳资条例第九条办理,停工期间损失在调查后办理。

  但是此一调解决议并未发生效力。党部调查还未实行,工联会即已采取行动。6日,铁机工联会召集工人讨论援助三星厂办法。下午,苏经厂开始罢工。7日起苏州铁机业各厂全体一致同盟罢工。劳方提出16条要求,作为罢工目标,其内容则远超过4月初所订11条限制,如规定工厂停业需付工友6个月工资每日一元计算、失业工友由厂方负责维持其生活、辞退工友须经工会同意等。同时,工联会并派出工人“退巡队”在各厂周围巡逻,监视在厂人员。这些行动并未受到市党部或者公安局的禁止。

  资方也在积极作出应对。6日,厂主方面请党部通知各工友按调解办法上工,并以商民协会铁机业分会筹备委员会名义提出项条件,要求工方承认。为表示抗议,厂主也结队到党部请愿,工农部长赵介文表示将续开调停会议。同时,资方也向地方政府及商会等公团陈请要求代为救济。但厂主无疑察觉到市党部态度倾向工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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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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