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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理论生命的溯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更新时间:2009-08-04 22:44:34
作者: 萧延中 (进入专栏)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西方思想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但是这种典型的西方思想体系不仅没有在东方古国毁灭绝迹,反而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奇迹”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机制?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新世纪战略选择的重要思想课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异土它乡生根、开花、结果,实与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在亲和性有着直接关系。简而言之,中国人依据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均平”、“天命信仰”和“人际结构”等等理念,创造性地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成功地使外来理论本土化,形成了一整套即区别于传统文化,又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新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这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创造活动,具有值得深入思考的意义。

  

  一

  

  我们首先讨论“马克思主义”观念中“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均平”意识之间的联系。

  在较规范的理论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把“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概念上作一区分。因为从思想史角度看,前者比后者要宽泛的多。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大思潮中的一支,是最系统化、最有影响的一支。当然也不能否认二者的内在联系,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这种联系是靠“平等”价值予以实现的。“社会主义”一词来自拉丁文Socialis,是“同志”、“伙伴”和“善于社交”的意思。后来变成英语Socialism一词,它是“社会”加上“主义”而成。1753年德国天主教本尼迪克派(Ordo Benedictiontum)最早启用“社会主义”一词。这一天主教派注重教育文化事业,广泛吸收贫困民众入教,影响遍布欧洲。从其教规看,持“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强调宗教的施恩与救济,呼吁穷人们相互帮助。在思想上则把群体生活看作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由于能力、机会和条件等原因,人与人之间必然出现差别, 而这种差别的突出体现则是贫富不均。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拉大,并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于是有些思想家认为,“贫富不均”不是什么“自然现象”,而是人为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这样,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将“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范畴使用。1832年2月13日圣西门派的法文杂志《环球》和1833年8月24日英国《贫民日报》几乎同时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并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由此可见,从倡导穷人们相互帮助到要求改变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就使“社会主义”从宗教关怀演变为政治思想,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保护自身利益的的价值目标和理论武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高级理论化形态。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为核心的等差社会。但这个以“天理、国法、人情”相互交错的社会中,君与臣、官与民、长与幼、男与女等角色之间,必然显示身份上的差异,但这些“等差”并不完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儒家认为,这种“身份差异”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了这种区分,社会就将失去秩序。同时儒家也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差异中隐藏着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向,所以孔子曾不断地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意义,把“等贵贱均贫富”当成调整社会关系最为重要的内容。在这种即强调“身份差异”,又注重“等贵贱均贫富”的表层矛盾背后,实际隐藏着传统中国社会周期性循环的内在张力。所以,《礼记》所描绘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才被世代奉为憧憬和追求的理想。一般来说,处于升平治世,“大同”理想会被社会崭时搁置,但一遇灾荒人祸,它就成为“替天行道”的旗帜,把它变成为拯救“衰世”的政治意识形态象征。特别是在社会下层,由于人们时时生活在不尽人意的压抑状态之中,所以就更需要精神上的憧憬予以平衡,“大同”是他们梦寐以求、挥之不去的“心理幻影”。

  的确,中国人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追求“社会均平”为起点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实现“平均”的学说。当时中国驻德国使臣李风苞在其1878-1879年的出使日记中,就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看成“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中国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则见于1878年《西洋杂志》所载黎庶昌的文章,当时音译为“奇西阿利司”(Socialism)。在此期间,传教士主办编译的多种书籍报刊,如《佐治刍言》、《万国史记》、《富国策》、《时事新论》和《泰西新史揽要》等,都把“社会主义”与“平均”、“共产”等观念混为一谈。他们突出地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平俸给齐贫富”,“他人有何物我亦可以取用”等等。从1898年2 月至5月,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连续发表《大同学》一文,将“社会主义”意译为“安民之新学”或“养民学”。该文指出,西方社会“分利之人日益富,生利之人日益贫”,因而“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文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把他称之为“百工领袖”。并说他的学说就是“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当时节译的《共产党宣言》,一般都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学的精神已渗透进了思想的骨髓。1898年《万国公报》印数达38400份,不仅京城达官贵人几乎人手一册,而且每期必送光绪皇帝,可见影响之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起超、孙中山、刘师培等流亡日本,直接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从拯救“衰世”的角度出发,不约而同地“情钟”于“社会主义”学说。当时他们自然把“社会主义”与《周礼》的井田制、王安石的“一条鞭法”联系起来,进而想到了“土地公有”问题以及“民十税一”的措施。特别是梁启超那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学说无非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系为我用”,断言这种“欲夺富人以均诸贫民”的革命洪流,“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刘师培等人更是把“社会主义”看成实现“均平治世”的通途捷径,干脆地说“平等”的价值高于“自由”,为追求“平等”宁可抛弃“自由”。虽然这些看法不免偏激,但确实反映出当时人们观念中“社会主义”的真实形象。

  应当说,以古代“大同”理念和“均平”祈望诠释“社会主义”,进而把实现社会“均平”当成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共产党比国民党高明之处,就在于前者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广大农民求翻身,想致富的深层愿望。无论“打土豪分田地”,还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其实都变成了革命的动力源泉。甚至像陕北民谣所唱:“红缨枪飘带带,跟着哥哥当太太”,“一旦革命成了功,各人发他个女学生”,也是在想象中建构着世俗的神圣世界。正是这种抑制不住的“动力”,使“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正规军”。在思想传播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因素极其薄弱的国度中扎根,决不是什么“理论神话”,不能不说与中国社会和思想中呼唤“均平”的心理诉求直接相关。当然,埋葬最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却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得到另外的解释和发展,这是马克思本人绝对始料未及的。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魅力所在。

  言及至此,我们也必需看到,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支持革命成功的思想并不意味着 就能必然地保持和扩大革命后的成果。均平主义理想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实际起着某种消极作用。“大锅饭”、“一平二调”等在一个长时期中被认作“社会主义”的象征。像毛泽东这样务实的思想家,也情不自禁地追寻古代农民战争“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的均平情境。我们不难看到,联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具体语境,毛泽东认为自己晚年坚持的“平均主义”倾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本身,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糊涂”。所以,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的过程,都是西方文化指向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的产物。

  

  二

  

  我们再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宇宙观之间的联系。老实说,这是一个已被人们遗忘和忽略的重要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天命”作为自己的宇宙观。就是说,人类的命运是由宇宙体系所塑造和决定的。所以,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只能归依自然,顺其而成。现在我们一般只看到这种传统学说的副面影响,诸如求卦算命,祁福免灾等等,但其实这已大大误解了传统。90年代众多杰出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传统的“天命”概念并不完全是一种迷信的妄想,而是一套有着宏观数理基础的演算体系。古代中国极发达的天文历法系统,就是其突出的表征。仅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宇宙历史是呈现周期性运动的,因此是可计算的。古代人非常重视“历元”,所谓“元”是“开始”的意思,“历元”就是历法的开始。因为只有确立一个合理的起始点,历法才能顺利而准确地推算。古人把“冬至”作为一岁的开始;把朔日(日月交会的一日,即阴历初一)作为一月的开始;把夜半子初作为一天的开始;“甲子日”则是干支纪日周期的开始。这四个“开始”的起点,是最好的记时“历元”。这也就是说,“历”之起始必须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使四者重叠在一起,才是“历元”的理想起点。经计算,从一个“历元”到下一个“历元”,宇宙周期需要4500余年。在这期间又呈现出“兴”、“盛”、“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1500年;在1500年中再分为“兴”、“盛”、“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500年,…..依次类推,一直可以推算到以一天、一时、甚至一刻的小单位。例如,在个体生命的意义上,古人认为,4500年左右形成一次宇宙循环。按照每人60年一循环(60甲子)计算,4500年可包括75个人生(循环);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可划分为三段,每段25个人生;在25个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又可划分为三段,每段8个左右人生;在8个左右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再可划分为三段,每段3个左右人生;3个左右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可划分为三段,每60年一个人生。进一步细化,60年又可分为“兴”、“盛”、“衰”三阶段,每20年一阶段;每20年再分为三段,每7-8年为一段(男8年,女7年);……。 同理,如果以30年为一代人,那么,4500年可以生产150代人,完成一循环;如果以一年四季计算,那么4500年将有18000个季节,每一季节循环4500次;如果以一年12个月计算,那么4500年将有54000个月,也循环4500次;如果以一年365天计算,那么4500年将有1642500天,也循环4500次。当然一天还可以分割,这样的推算一直可以继续演算……。 这样,各种计算方法都可以4500这个“天演大数”为根据,依次类推。所以,中国人所谓的“命”,就是指人在这一宇宙时空中的位置。因而,大到一个王朝,小到一个个人,都被安排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中。所以“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应当说,这种“天命观”并非空穴来风,并已深深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作为某种不证自明的思想前提,它已积淀为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如前所述,在理论形式上,“马克思主义”也把人类宏观历史划分为五个依次替代阶段的。而每一个替代都是“客观规律”的展现,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这里,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摩尔根的考古人类学。“社会主义”的原意是与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平等观相联系的,但“马克思主义”则扬弃了其宗教理念,而把它的合理内核建立科学分析和证明的基础之上。具体讲,其一,“马克思主义”吸取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证明人是由低级动物逐渐进化而来,并在不断的竞争中“优胜劣汰”。人类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最具有适应性的生物种类;其二,“马克思主义”也吸取了摩尔根考古人类学的成果,证明人类社会曾存在过原始、奴隶、封建等各种不同的形态。资本主义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推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矛盾,必然会被另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形态所取代。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摆脱了“社会主义”思潮起初的“神启”框架,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之所以会发生一个形态接替一个形态的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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